文/极品影虫
我一直都觉得,影迷的心态和球迷具有某种共通性。都是一等一的性情中人和不可救药的完美主义者。看到精彩的“大戏”能兴奋的象个孩子,不幸遇到拙劣的表演就骂娘。既会众星拱月又懂落井下石,对一切蒙骗和欺诈行径深恶痛绝。最重要的是,他们永远都不会对冷门说不!
多年的市场历练让好莱坞掌握了一整套经营电影的手段。他们可以根据一部影片的投资额、剧本、导演、演员阵容、宣传策略等因素精确掐算出该作品上映后所可能斩获到的美钞和奖项。但就如同韩国队闯进世界杯四强,电影当然也存在着能让专家学者跌破眼镜的超级冷门。这些作品很象一济温胃养脾的良药,既可以调理观众因“豪华烂片”而败落的胃口,同时它也在挑战着电影界业以形成的行销规律。
套用苏格拉底的名言,冷门电影就象一只只不安分的“牛虻”,不断叮咬着电影市场这匹老马,让它在刺痛中保持新鲜的活力。毋庸置疑,今年最大的一只“牛虻”就是影片《我的巨型希腊婚礼》。这部投资仅500万的“寒酸作品”已经在票房上获得了近30倍的盈利。然而,不同于《女巫布莱尔》那种别出心裁的宣传策略,《我》的成功完全得益于在观众中逐步建立的良好口碑。并且它利用这种口碑收到了任何媒体宣传都无法企及的市场效应。整个过程颇象我们烂熟的那句古话“酒好不怕巷子深”。
灰姑娘的故事我们看过太多,灰小伙的故事我们也领教过几部。但是,你可以想象将这两者同时揉到同一部作品里吗?《我》就是在试图作出这样的尝试。不仅如此,它甚至让一个“大龄青年论婚配”的俗陋故事担负起了文化交融的使命,并用诙谐却不刻意搞笑的剧情引领观众游历小人物的烦恼与幸福。影片至始至终充满了对平凡和缺憾的包容,不见半点矫饰。这种谦逊的艺术风格如此突出,以至于笔者完全察觉不到自身的情感何时沉溺其中,却清晰记得那久违的畅快和欢愉一直伴随着影片的故事不断推进。
任何形式的交融都具有一边倒的特质并时刻伴随着冲突与摩擦。并且,永远都是其中一个先行妥协并用包容的姿态来接纳对方才使融合最终成为可能。你无法想象两个同等强势并且保守的文化会轻易向对手臣服。与我们认为越是成熟、古老的文明越具有包容性的想法相反,美国人似乎觉得自己年轻的多元文化最具有接纳的雅量。
影片为观众所展示的希腊文化在美国人眼中可能是非常新鲜的。但在任何一个中国人看来,这些事物平常的就如同在谈论自己的生活。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居然会有如此“默契”,这到是让笔者始料未及。希腊人庞大的家族式生活对讲究宗室、门族的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事无大小家族人马齐上阵,荣辱与共的凝聚力和一致对外的排它性中国人更加不会陌生。最有意思的是,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两个民族也是异曲同工。影片女主角托拉的婚姻之所以遭到父母的抵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违反了家族的约法三章(即:嫁个希腊人;生一群希腊小孩;然后把每个人都喂饱直至生命结束)。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是托拉自我的选择,她并没有事先征求家族的意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婚姻在希腊人眼中并不只是个人行为,它至少还担负着两个家族间的兴衰,牵动着一干人等的利益,属于不折不扣的“集体行为”。这和我们中国人传统中的“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事也”的婚配思想何等相似。崇尚个性的美国人对这种人生哲学可能只会投以好奇与不解的目光,却永远无法知晓这种用时间浇铸起来的生存智慧竟然还可以在各种迥异的文明中寻觅到不同版本的注解。
经验告诉我们,一部展现文化的作品必定会着重刻画体现这种文化特质的灵魂人物,而影片《我》担负这个使命的人物就是托拉的父亲加斯。加斯首先是一个典型的父亲形象,有着浓浓的“恋女情结”,却始终不知如何去表达。影片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展现父女间的亲情却没有使用一句煽情的对白。导演甚至有意让他们处于一种情绪与价值观的对立状态。然而,这种对父女关系的处理手法并没有让人心生厌恶反而激发了观众感同身受的关注。影片以加斯在雨中训导女儿作为开幕又在他为托拉做婚礼祝福中拉下帷幕,一起一落勾勒出一段酸涩中透着甘洌的父女之情。
其次,加斯还是一个“希腊文明至上论”的簇拥者,对自身的民族属性有着非同一般的优越感。热衷于将每个英文单词都在希腊语中追本溯源,并宣称世上只有两种人“希腊人和渴望成为希腊人的人”。生活中的这类人可能会被当作调侃的对象,但在影片中,加斯却成为了女儿爱情与婚姻的最大障碍。作为引领剧情不断发展的关键角色。加斯这个人物处理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判定”整部影片的艺术品位。之所以要这么说是因为影片《我》是以对文化间差异的调侃来成全一种喜剧效果的。加斯身上的诸多特质也很容易被当作包袱来恣意夸张直至被塑造成“艺术典型”。然而,导演却理智的避让开了这个最具诱惑力的陷阱,并将那种包含宽容的理解坚持到了影片最后。这种艺术上的“自律”说起来似乎很容易,其实不然,试想一下,同样的题材如若交到“法拉利兄弟”手中将会是一种什么效果?当然,你完全可能笑的更畅快,但却绝对无法感受到本片所给予你的隽永回味。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本片的创意源自导演兼主演妮娅·瓦达拉斯自身真实的体验。或许这不完全是《我》成功的核心要素,但可以肯定的是,缺乏对希腊文化特殊属性的真切感受,没有亲身经历过文化交锋的尴尬,她不可能拍出这样一部辛辣与平和完美搭配的讽刺喜剧。
除了风格的清新,影片主要演员的表演也是可圈可点。这里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对表演本身的评判其实是个界限模糊、标准混乱的话题。而太多出位、夸张的表演被我们首肯为精彩演绎也是常有的事儿。笔者以为,抛开纯技巧的部分不谈,能最大限度的展现角色真实的形态与气质就应属于成功的表演。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我》中大部分演员的表演都可以被评价为精彩。通观整部作品,角色林立、却没有一个人包括主演在内去使用“精湛”的演技来拔升自己的艺术形象,而是宁可选用一种“粗糙”的表演方式以不惜“损坏”形象为代价来追求一种质朴纯真之美。这种表演风格的取舍所换来的结果不仅是故事真实性的飚升,更难得的是,因为与观众间“屏障”的消失,得以让银幕上、下的情感交流变的无比顺畅。
“艺术的灵感来自生活,艺术的生命源于真实”,这是两句几乎被人说烂的名言。然而面对利益的取舍,名誉的诱惑,艺术家们往往比观众更快向游戏规则低头。电影的商品属性使得好莱坞高投入、高回报的行销方式变成了金科玉律。不时闪现的“牛虻”除了让那些大片咬牙嫉恨一番外,也很难真正撼动些什么,象《我》这样的片子永远只能是少数异类,不可能替代好莱坞的主流,所不同的是,它让一部分人享受到了中“六合彩”式的快感,同时也让更多的观众体会到了一种久违的沉醉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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