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李安电影创作对中国电影商业美学的启示(许波）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李安电影创作表现出的商业美学特色的分析、研究，从坚持电影艺术的大众文化属性，并进行必要的超越、探寻商业与艺术的平衡，以及中西合璧的创作团队等三方面显示出李安电影创作对中国电影商业美学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李安、中国电影、商业美学、启示

中国电影发展至今已逾百年。在这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电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既经历过挫折与失败，又取得过成绩与辉煌。两岸三地的电影人，为使中国电影能够在世界电影之林占有一席之地而共同努力。然而，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剧、社会总体经济格局不断变化，我们周围的文艺格局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以启蒙、教化为特征的严肃文艺影响力日渐萎缩，主导地位逐步丧失，而商品经济所引发的商业性消费和通俗文艺则日渐繁荣，成为文化大舞台上的主角，“文化快餐”在经济利益和市场化运作的双重作用下迅速占领各个艺术领地。就电影艺术而言，艺术片举步维艰，从创作、资金、发行、放映，到票房、受众人群，都处于尴尬境地；而商业片则呈兴旺之势，成为电影市场、甚至电影艺术的主流。但是，由于长期的体制束缚，缺乏商业传统，国产电影在故事、类型、技术以及档期、宣传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国产商业电影的理论和实践都还存在较大的不足。如何弥补中国电影在商业美学方面的不足，值得电影人认真思考。而李安以其电影创作实绩，为电影商业美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参考。

自1991年李安正式开始电影创作，至今以区区十部影片几乎囊括了世界电影界所有重量级的奖项，其中包括奥斯卡奖两次（《卧虎藏龙》、《断背山》），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两次（《喜宴》、《理智与情感》），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两次（《断背山》、《色戒》），并多次参加戛纳电影节，其参赛影片受到好评。另外，像美国电影金球奖、台湾电影金马奖、香港电影金像奖等等各类、各级别电影奖项，李安均多次获得。李安是华语电影人中获奖最多的电影导演之一。同时，从商业角度看，李安的电影创作，既有独立制片性质的低成本小制作，又有中等水平投资制作，还有好莱坞大联盟上亿美元投资的大制作，可以说各种形式的投资与制片李安都经历过，而李安在不同制片形式下都取得了成功。在李安所拍摄的影片中，除《绿巨人》一片未能获得票房（商业）成功外，其它影片全部获得成功，其中《推手》等两三部影片略有盈余，其它大多数影片都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同时，这些影片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以及艺术上的成功。从李安的电影创作中，可以发现电影的商业与艺术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惠双赢的规律。考察李安的电影创作，可以发现以下几点对于其商业成功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电影艺术的大众文化属性，并进行必要的超越。电影艺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大众文化的特征，“电影艺术从总体上说属于大众文化范畴。其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娱乐性，因为从形式本体的角度着眼，电影艺术本身正是多种多样的娱乐形式的一种融合，具有娱乐文化形态的特点”。[1]因而，可以认为大众文化是电影艺术最基本的文化特征，坚持大众文化特征是使影片获得观众认可的基本条件之一。但是，电影艺术又不甘于以娱乐性为主的大众文化身份，它还有更高的追求，而且不仅在文化层面，还希冀在哲学层面、美学层面有所突破。因而，作为有志于对大众文化进行超越的电影艺术家们，如何拍摄出既符合大众文化特色、坚持大众文化特征而又能在思想、艺术等方面取得更高成就的影片，便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具体地说，“我们提倡一种具有精英意识的大众文化，反对以媚俗为荣的大众文化；我们鼓励一种具有高雅品味的大众文化，反对以庸俗自诩的大众文化，从根本上说，我们希望的是一种以人文理想为终极价值的大众文化，而反对的则是一种以商业利润为最高标准的大众文化”。[2]这其中包含着对大众文化三方面的要求与超越，即精英意识、高雅品位和人文理想。同时，也隐含着两组矛盾，即雅文化与俗文化之间的矛盾；人文精神、艺术创造与商业追求之间的矛盾。

作为世界知名导演，尤其是接受过美国正规专业电影教育多年，而且深谙好莱坞电影创作理念的李安，在电影创作过程中，严格遵循大众文化的特点和要求，始终坚持电影的大众文化属性，在努力争取做到观众满意的前提下，有意识地在影片中注入自己的思想与感悟。他的电影创作挣扎于大众文化的漩涡之中而试图超越，而且在很多方面确实也实现了超越。同时，他以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精英意识、高雅品味、人文追求，妥善处理着雅与俗、人文与商业、艺术与商业等围绕着电影创作的诸多矛盾，虽然有些处理并不成功，但从中分明可以看出李安的用心与努力。

1、雅与俗的角力与共存

在世界文化史上，雅和俗相互纠缠、相互对抗，而又相互补充，相互转换，共同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一方面，雅文化多以精英文化、贵族文化的形式出现，其含义多指以社会上层文化群体、知识分子群体为主体，满足较高层次文化需要的文化内容；俗文化亦有平民文化、大众文化之谓，其含义与雅文化正相对应。雅、俗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不包含褒贬用意。另一方面，从文化内涵来看，雅俗是指文化品位的高低、情理的深浅、形式的文野、制作的精糙、走向的提高与普及等。这便有了高低、褒贬之分，便有了从俗文化向雅文化提高的要求。电影艺术既有大众文化属性，要求通俗易懂且有娱乐元素，又有艺术本身对高雅文化的追求。正确处理雅与俗的关系，对一部影片的成败极为重要。

李安的电影创作十分注意把握雅俗关系。在他的影片中，多是对日常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反映，是对世俗生活的艺术再现，但影片中却没有世俗社会中的庸俗与低级，他在艺术地再现世俗生活的过程中，摒弃了世俗的平庸而抓住并提炼出平凡生活中的闪光点。“喜宴”本是中国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止一次参加过，而“喜宴”中热闹、繁杂、庸俗甚至低级的言谈举止更是有目共睹举不胜举。如何将这样一个庸俗琐碎而习以为常的场景拍出新意而不低俗，是对李安的考验。在《喜宴》中，李安既真实地再现了日常生活中一场盛大的“喜宴”，将“喜宴”中的一切情景，甚至陋习毫无保留地搬上了银幕，但又充分运用电影语言调度，突出重点，引导观众关注影片情节的发展及人物的线索，没有任何低级、庸俗的感觉。而李安更借剧中自己扮演的人物之口说出：“那是中国人五千年来的性压抑！”[3]这句台词，从而为“喜宴”这一中国人乐此不疲的婚庆行为找出社会历史文化原因。“饮食”、“男女”是人类社会生活最普遍、最基本的存在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的本能，是最俗的。但李安在《饮食男女》中却超越了世俗，进入到文化、伦理层面，将影片带入高雅的境界。在影片中，饮食已经超越世俗生活的范畴而进入文化、艺术的领域，不再是日常的果腹之为，而是高雅的文化艺术展示。当画面中色香味俱全的丰盛菜肴映入观众眼帘时，观众会为其精巧的制作而赞叹、为其精美的搭配而欢欣，更为掩藏于菜肴背后的饮食文化而感动，观众会不自觉地产生出美的享受、精神的愉悦。同时，饮食还成为推动剧情展开的“工具”。影片中共有四次举家围坐共进晚餐的场景，对影片的情节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影片开始，通过对全家第一次围坐在一起共进晚餐的描述，使观众看到父亲和三个女儿间的隔阂、尴尬，甚至是对立。同时，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也在这一场景中充分表现出来，为情节发展作了极好的铺垫。第二次是在最小的女儿搬出老屋的当晚，这顿饭后小女儿便要和男友一起单独生活了，预示着家的瓦解。第三次是全家邀请梁伯母及她的女儿——也是朱家大女儿的好友、同学——锦荣来家做客，共进晚餐，席间，父亲老朱出人意料地突然宣布要与锦荣结婚，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因意外而震惊，晚餐不欢而散。这场戏构成了影片的高潮，父亲自我“放逐”，将自己“嫁”了出去。第四次是二女儿家倩独守老屋，象父亲那样准备全家人的晚宴，但由于每个人都很忙，只有父亲一人回来吃饭，父女俩面对一桌丰盛的饭菜，达成相互间的理解，所有的隔膜都消除了，一切尽在不言中，父亲曾经失去的味觉也神奇地恢复了。李安用味觉恢复象征了父亲活力的重现与自我的回归。可以说，“饮食”这一在生活中被看作俗事的行为，在李安那里成为通向高雅的目的与手段，而“男女”在李安那里同样具有这样的作用与功能。在影片《冰风暴》中，李安通过银幕为我们展现了在性解放思潮冲击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庸俗而放纵的生活图景，但并没有停留在对庸俗放纵生活的简单描绘，而是试图努力探寻其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及这种庸俗放纵生活对善良人性的戕害。影片中不时出现尼克松水门听证会、从越南仓皇撤军、街上抗议的人群等画面，李安说：“我觉得七十年代的美国郊区就像宿醉将醒，不再有浪漫精神，不再有革命热情，代之而起的只有性与毒品，是对某种旧文化秩序的基本破坏”，“美国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及家庭的凝聚力正在逐渐瓦解，新秩序要如何建立？大家都在尝试新的可能、新的界限”。[4]李安敏锐地抓住时代最本质的特征，以一个家庭在时代大潮中的沉浮，折射出整个时代精神的变迁。在影片结尾，李安通过一家人的团聚，表达了他对传统和谐美好家庭生活的肯定与向往，表达了对高雅生活方式的礼赞。

在李安的电影创作中，雅与俗互相角力，共同存在于一部影片之中。通过对表面上俗的描写、刻画，达到深层次雅的内涵，影片也便在这大雅大俗、大俗大雅的交替变换中，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

2、人文、艺术与商业追求间的矛盾与平衡。

电影艺术创作有着与其他艺术创作截然不同的特性，即电影创作既是艺术生产又是商品生产，生产的产品既是艺术品又是商品，既追求艺术价值又追求商业价值。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电影生产一定是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终极目标的，高投入是为了获得高产出、高回报、高利润，电影艺术的商业追求符合经济规律要求，具有合理性。同时，电影艺术的商业化特征亦符合当今大众文化的某些要求。“大众文化已经与商品经济融为一体，文化产品与物质产品一样，从生产到接受都纳入了商品生产的轨道，从而以一种商品的属性替代了文化的、美学的和批判的属性”。[5]但是，作为艺术创作，电影艺术与其他艺术创作没有本质的区别，都以创作出能够激发人类审美情感，唤起人类审美享受，使人能够获得精神愉悦的艺术品为目的。艺术与商业的根本区别便在于，一个以审美为目的，一个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而电影艺术同时具有商业与艺术两种属性，肩负着两种不同的责任与任务，强调或偏废任何一方都会对电影艺术的生存与发展造成损失。因而，如何理顺电影艺术的人文关怀、艺术表现与商业追求三者间的关系，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兼顾各方的利益与要求，使之达到平衡，便成为电影艺术家与管理者所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人文关怀、艺术表现与商业追求三者的关系中，人文关怀是影片的内涵，反映电影创作的思想深度；艺术表现是人文关怀得以展现的基础，是影片外在表现形式；而商业追求则是影片制造商拍摄影片的主要目的。人文关怀与艺术表现是商业追求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同时，商业追求也为人文关怀与艺术表现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正确处理人文关怀、艺术表现与商业追求三者关系的关键在于度的把握，纵观中外电影创作，取得成功的影片基本上都会满足这三方面的要求。从李安的电影创作中可以发现，他巧妙而妥善地处理着人文关怀、艺术表现与商业追求三者间的矛盾，并使之达到平衡，这也是其电影创作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李安的电影创作注重对人性的反映与揭示，他将人性中的光芒与卑下、崇高与鄙俗通过银幕展现在观众面前，引领观众的思考。同时，通过对人类情感的描绘，引起观众的共鸣，达到对人物的理解与同情。正是在人性与情感的准确把握中，彰显出李安的人文情怀与人道主义精神，而人文情怀与人道主义精神所依托的，是李安电影创作较高的艺术表现力。李安非常在意影片的艺术水准，他明白艺术表现是影片内容得以展现的基础，没有艺术的高标准严要求，影片的内涵将无所依傍，再好的内容也无从展现。在对人文关怀、艺术表现关注的同时，李安也不忘对影片经济效益的考量。他的前三部影片均是小成本制作，这就要求创作过程中对资金要有严格的计划与控制，还要考虑影片的“营销”情况。因此，拍摄过程中既要将他的电影理念、思想内容、艺术追求充分表现出来，又要考虑观众的喜好，迎合观众的心理。这种兼顾艺术与商业的创作方式一直延续至今，融入他的每一部影片创作。在拍摄好莱坞大联盟影片时，由于好莱坞的世界知名电影制片公司对影片商业利润的极度追求，使得李安对人文、艺术与商业三者间的关系更为注意，他以他的智慧巧妙地游走于三者之间，使三方达成平衡，成就了其世界知名导演的美誉。但是，在李安的电影创作中也曾出现过没有处理好人文、艺术和商业三者关系的情况，给他带来巨大的打击。2003年，李安拍摄了根据漫画改编的影片《绿巨人》，在这部影片里，李安将自己一贯坚持的人文关怀、人道主义精神注入到影片之中，在艺术表现上大量使用高科技手段，营造出极具震撼力的音像效果。但是，由于没有能够准确预测观众对该片的心理期待，以及原漫画作品所造成的观众先入为主的主观想象，加之影片为了突出人文关怀而多处出现过于冗长的对话、艺术表现过于杂乱的声像效果，使得影片在商业上惨败，票房与投入不成比例，是李安电影创作最为失败的作品。这次创作失败，使李安更加注重对人文、艺术、商业三者平衡的把握，也为他日后《断背山》与《色戒》艺术与商业的双丰收打下了基础。可以说，李安以他的创作从正反两方面对人文、艺术与商业三者关系进行了探讨与实践，并为其他电影创作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在经济对艺术影响日益广泛而深刻的大背景下，李安巧妙地游走于商业与艺术之间，既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又展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同时还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在整个艺术领域，再没有哪种艺术形式与经济的联系比电影艺术与经济的联系更紧密、更直接，也更全面了。一方面，电影艺术创作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离开经济而单独存在，经济因素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直接关系到电影创作的成败、艺术表现水平的高下以及电影艺术的发展。没有经济的有力支撑，电影艺术将不复存在，电影艺术对经济因素有着非常强的依赖性，如果没有大量资本的投入，电影创作将不能实现。另一方面，电影艺术的艺术性又是保证其经济回报的重要保障，缺乏艺术性的电影作品不可能取得经济效益，也不可能获得经济回报。正因为如此，如何把握艺术与经济（商业）的平衡，便成为电影界所必须正视和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而李安的创作无疑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答案。

李安电影创作在艺术与商业上同时能够获得成功，其创作的商业美学价值与其影片具有的以下特征密切相关。即：情感炽烈、传奇色彩、戏剧冲突、人文关怀。

情感炽烈。情感是李安电影创作的中心特色。李安在电影创作中凝聚着自己深厚的感情，有对父母子女的亲情、有对结发妻子的爱情、有对电影事业的深情，更有对社会生活、人生疾苦的悲悯之情。李安通过电影艺术创作将自己浓烈炽热的情感宣泄出来。他用电影作品为世人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情感故事，作品就是他情感宣泄的载体，他将他的情感、他的感觉通过影片展现出来，与观众进行心与心的交流。他认为：“导演就和导体一样，感应一个东西之后，再通过导演传递给观众，刺激他们的情感和想象力，引起大家的思考”[6]，透过电影作品，李安以自身的情感调动观众的情感、刺激观众的情感，以引起观众的思考与共鸣。正因为此，他的电影作品中洋溢着炽烈的情感。于是，在银幕上我们看到了父子（女）亲情（《父亲三部曲》）；看到了姐妹浓情（《理智与情感》）；看到了家庭温情（《冰风暴》）；看到了“兄弟”友情（《与魔鬼共骑》）；看到了侠义豪情（《卧虎藏龙》）；看到了真挚爱情（《理智与情感》、《卧虎藏龙》、《绿巨人》、《断背山》）；也看到了男女畸情（《色戒》）。李安对情感的把握准确到位，情感在李安的电影创作中被反复的表现，人类主要情感几乎都被李安以电影艺术的形式加以展现、渲染、描绘。情感炽烈构成李安电影创作主要特征之一。

传奇色彩。人物经历奇特，故事情节曲折构成李安电影的传奇色彩。传奇性是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因素，观众希望通过影片了解自己生活中所不曾遇到的事情，想知道一些自己所不知道也不可能亲身体验的经历，想看到一些在现实社会中看不到的奇特的人和事，传奇性满足了观众的这种潜在心理需求。同时，传奇性也为影片的人物性格刻画、故事情节拓展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从而能够更好地反映出导演的创作意图。纵观李安迄今所拍摄的十部影片，从人物经历到故事情节，几乎每部影片都或多或少地具有传奇色彩。《推手》中的父亲老朱，在餐馆不甘忍受欺辱，将老板找来的一群“中国流氓”打得人仰马翻，更在多名“美国警察”的大力推搡下纹丝不动，颇具传奇色彩。《喜宴》中，儿子为了尽孝善意地欺骗父亲，父亲佯装不知，任由儿子和儿媳及男友三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多少亦有些传奇性。《饮食男女》中，父亲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晚餐时突然向全家人及梁家母女宣布要与梁家的女儿、自己大女儿同学锦荣结婚，出乎剧中所有人的预料，也让观众目瞪口呆。而在影片结尾，当父亲与女儿家倩相互化解了彼此的隔阂，父亲将锦荣怀孕的消息告诉了女儿家倩，家倩发现父亲久已丧失的味觉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所有这些都极具传奇色彩。《理智与情感》一片中姐姐爱琳娜和妹妹玛丽安两人各自的爱情经历颇具传奇性，尤其是爱琳娜与爱德华之间的爱情故事，开始时一帆风顺，被观众看好，然而却横遭变故，几近无望，最后却又柳暗花明，喜结连理。《与魔鬼共骑》以美国南方青年加克的成长为影片中心内容，加克在残酷战争中的经历具有传奇性。《冰风暴》中的胡德虽然是当时美国中产阶级的典型，但他在经历“换妻游戏”后，目睹邻家孩子意外身亡，从而引发自身精神极大震撼与反思的经历，无疑具有传奇性。《卧虎藏龙》中，无论是玉娇龙还是李慕白，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有传奇性；而由盗剑、还剑、仗剑、对剑、教剑等串联起的影片情节，俨然一个传奇故事。《断背山》所讲述的美国同性牛仔间的刻骨铭心的“伟大”爱情故事所具有的传奇色彩是不言而喻的。《色戒》所描述的以女色诱杀汉奸而双双陷入畸恋不能自拔的情节，其本身便具有太多的传奇色彩。李安曾经表示，要拍“好看的”电影，传奇性无疑是使电影“好看”的重要手段之一，传奇色彩也确实为李安的电影带来了“好看”的效果。李安的电影创作无论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塑造，都极具传奇色彩，传奇色彩构成李安电影另一重要特征。

戏剧冲突。在从事电影创作之前，李安的艺术修养、艺术创作、艺术实践主要来自于戏剧，戏剧为李安的电影创作做了充分的、必要的、有益的准备。李安抓住戏剧冲突的特点，巧妙地将其引入电影创作之中，使戏剧冲突成为其电影主要特征之一。在李安的电影创作中，他将冲突的发生、发展、高潮、解决渐次展现在观众面前，加深了观众对影片的关注、对人物的理解。在李安的影片中，观众看到了父子（女）冲突、文化冲突、性别冲突、观念冲突、社会冲突，以及人类内心深处的自我冲突等等社会人生形形色色的矛盾冲突及其解决之道。李安通过电影创作，将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表现出来，在对矛盾冲突的解决中，其思想观念、创作理念自然而然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其影片的意义也便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

人文关怀。真正的艺术家一定会在他的艺术创作中表现出对人性的探究、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对人的关爱。李安以他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注入到电影创作之中，将他对人性的探究、对人类生存的思考以及对人的关爱，通过影片倾泻在银幕上，引起广大观众的思考与共鸣。李安说：“拍电影对我来讲是我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自己、还有了解我的观众、我的生活方式。”“我关怀的人文其实关怀的是我自己，把自己亮出来给大家看，把我的心事讲出来，我觉得关心我自己就是关心了观众。”“你把自己很诚恳地摆出来，这是对人性的关怀，你会找到知音，找到观众，这是一种公德。”“人性里面很幽微说不清楚的地带，其实越让我害怕的题材，对人性越有挑战，越有意思……我要有胆气跟兴致、诚意去触摸那样的题材”。[7]李安通过电影创作“把自己亮出来给大家看，把自己的心事讲出来”，“把自己很诚恳地摆出来”，在对自己进行剖析的过程中，达到对人性的关怀。同时李安通过对题材的选择、“触摸”，进而达到“对人性的挑战”，对人性的把握与揭示。人道主义立场、悲天悯人、天人合一的儒家传统思想筑就了李安人文关怀的电影特征。

三、中西合璧的创作团队为李安电影创作艺术与商业的成功提供了重要的保证。纵观李安的电影创作，无一例外都是中外电影人合作的结果，正是缘于这种中西合作的创作模式，增添了影片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色彩，更为影片在全球不同文化间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迎合了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喜爱，进而获得了可观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在这里不能不提到詹姆斯·沙姆斯，这位犹太裔的美国电影人参与了李安的全部电影创作，在不同影片中担任过监制、制片、编剧等，对李安的电影创作起到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作用，给予李安极大的帮助。尤其对影片的中西文化展现、影片的商业开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8]。正是由于李安中西合璧的创作团队，使得李安能够徜徉于中西文化之间，利用其电影创作展现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得到中西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认可，取得丰厚的商业回报。

李安通过对大众文化的坚持与超越、通过对艺术与商业的平衡、通过影片独到的艺术特征，在中西合璧的创作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其电影创作无论艺术还是商业都获得巨大的成功。其影片具有的商业美学意义重大。李安电影创作在商业上的成功与失败，对中国电影来说是一笔可资借鉴与研究的财富，尤其能够对电影创作与市场定位及票房预期的关系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李安在商业美学上对中国电影、尤其对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贡献与影响，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