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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谈《海角七号》对台湾电影商业美学的启发(王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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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12 16:22:57


 

【摘要】2008年《海角七号》的出现成就了台湾影坛的票房奇迹,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商业上,这部影片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讨论。本文结合商业美学的概念,对这部影片进行题材内容、精神内涵、文化意蕴等方面的分析,关注观众的文化认同感与影片票房二者之间的关系,探讨其对台湾电影产业的影响和启发。

 

 

 

在去年的《海角七号》大获成功之前,有不少人对台湾电影抱着极为悲观的态度,甚至有人提出了“台湾电影已死”的结论。然而在2008年,影片《海角七号》在台湾创造了票房奇迹,仅在台湾地区就拥有了破5亿新台币的票房成绩,创下了台湾华语电影史的最高票房纪录。一部纯粹出于台湾本土制作班底之手的影片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这也使得关注台湾电影的人开始认为台湾电影的前景或许并不是那么黯淡无光。

自上世纪80年代的新电影运动之后,台湾电影的票房成绩每况愈下。进入新世纪,新导演的频频亮相也没能挽回台湾电影走下坡路的颓势。在2003年左右,《双瞳》、《蓝色大门》等影片收获了较好票房和口碑,台湾影坛似乎出现了一些曙光。但是这样能够在艺术和商业成绩上均取得较好成绩的影片数量寥寥,之后几年再无更有影响的作品出现,类型的重复和单一使得台湾电影再度陷入窘境。

当前台湾电影在本土市场的占有率仅有百分之一左右,而大部分在台湾电影票房榜上占据席位的则是来自好莱坞的大片。总的来说,台湾电影在本土市场占有率上的贫瘠,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好莱坞冲击的结果,二是台湾电影自身创造力的缺乏。在这样的环境下,根据好莱坞电影的成功经验而提出的电影的商业美学这一概念,应是非常值得关注台湾电影的影人学习的。

商业电影占电影构成中的主导地位、并成为市场中票房主力,可以看作是电影业健康发展的一大标志。而在华语电影中,大陆、香港的影片在新世纪以来也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大片的出现、发展和亿元票房影片的增多使得当今的华语电影产业渐入佳境。然而,与大陆、香港两地产生强烈对比的是,台湾电影始终没有出现这样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台湾影坛出现的电影主要是以青春片、艺术片为主。前者主要是以残酷青春作为主题,并且在最近的几部影片中,同性恋题材成为了一大热门,仅仅2007年,就出现了《沉睡的青春》、《刺青》、《盛夏光年》等同一类型的影片。在2003年,易智言导演的《蓝色大门》获得了较好的成绩,其中所描写的少年情愫和若有若无的同性恋情结受到了一批观众的认可和热议。而这一题材也因此成为接下来的几位不同导演不谋而合的一个商业卖点,或者说是包含着导演希望将艺术与商业更好结合、在萧条的台湾电影业中寻找一条出路的一种美好构想。但是这样的卖点却也是因为缺乏新意、题材单一而未能获得更好的票房成绩。

另外一种类型艺术片主要是以参加国际影展作为创作的目标,他们并不追求影片在台湾本土的票房成绩,而是力图在国际影展上获得奖项,以奖金、国外发行来赢得利润。这样的影片大多高度风格化、题材边缘化,台湾观众也是用“闷片”来概括这类导演的作品,对他们怀有艺术的尊重却无进影院观赏的兴趣,如2005年蔡明亮的《天边一朵云》、2007年李康生的《帮帮我,爱神》等。

《海角七号》的出现不仅扭转了台湾电影的票房颓势,也打破了台湾电影的主流创作类型。它既不是一部关于同性恋情或青春困惑的影片,也并非走一条纯粹艺术风格化的道路。自1989年台湾当局建立电影辅导金制度以来,大多数的台湾导演是依靠通过拍摄艺术影片来参加国外影展的方式,来延续其拍摄电影的生命。《海角七号》也是受台湾电影辅导金资助的影片,但是这部影片并未选择一般的辅导金电影的拍摄方式,以突出边缘的艺术风格来争取获奖,相反,导演魏德圣选择了台湾社会较为大众主流的故事元素,如小人物的爱情、乡土社会的风情等,影片的诉求是通过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小人物们的日常生活,来获得观众的积极认同。

《海角七号》耗资新台币5000万元,与具有优秀的策划、制作、发行、放映团队的商业大片相比,只能算是一部成本小之又小的影片。但是这部影片却意外获得了超过5亿新台币的票房。这样的低成本高回报,成就了影片在商业上的极大成功。那么作为一部“后天形成”的商业大片,《海角七号》是否具备好莱坞商业美学中所要求的必然因素?

先指出几点这部影片可能与一般的商业美学特征不相符的地方。首先,这部影片没有大牌明星的加盟。这部影片的男女演员分别为范逸臣和田中千绘,两位演员在台湾的知名度一般,并不属于台湾的一线演员。而影片中的另外几位后来受到观众追捧的演员,更是籍籍无名的小字辈。这些演员显然缺乏超级明星的魅力,在影片放映之时也不会产生强大的票房号召力。

但是在启用明星的问题上,仍然需要考虑到客观的因素,台湾影坛并没有具有绝对票房号召力的大腕明星。在华语影坛较具有影响力的台湾演员,如舒淇、张震等,他们近年来拍摄的影片,绝大多数都是香港、大陆的合拍片。他们在台湾本土制作的影片中的演出,也主要是在偏于艺术风格的影片中,如2006年的《最好的时光》(舒淇、张震)以及2008年的《停车》(张震),这些影片的票房表现也只是平平而已。而且这部影片的魅力所在就是刻画了台湾当地社会中小人物的众生相。没有明星的加入无意间也增加了影片的亲切感和真实感。

其次,这部影片为导演魏德圣的长片处女作,从影片的在导演的功力来看,可能也尚未达到“优质”的标准。与华语大片的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吴宇森等人在拍摄商业大片之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相比,魏德圣还是新晋导演,在影片的拍摄技巧、讲述故事的方面仍然稚嫩,如影片中的故事叙述较为松散、线索不明确,一些故事情节的衔接较为勉强等,这也可能是他最终并未能斩获2008年金马奖的最佳导演奖的主要原因。另外,影片的投资不大,资金运用在创作过程中可以说是捉襟见肘。因此在一些大场面的拍摄上也未达到商业片所要求的“制作精良、画面一流”的水平,如影片中的历史场面(日军撤离台湾岛的场面等)也未能达到令人满意的观影效果。

然而,从这部影片所获得的票房成功、引起的评论界的强烈反应以及形成的社会文化现象等种种方面来看,它仍然应该被视为一部在商业美学意义上具有分析和借鉴价值的重要影片。

对于沉寂多年的台湾影坛来说,这部影片的成功并不是在大规模的宣传造势下获得的,而是在观众进入影院观看之后建立起口碑,引起了影人和观众们的关注,吸引他们走进影院进行观赏。而这部电影所具备的商业美学特征也正是体现在这些方面。它既非仅仅是通过强势的宣传阵容来主导观众的选择,也并没有使观众在观看之后后悔自己的观影选择,而是通过口耳相传来推动了这部影片的影响力。观众所形成的口碑与票房已经很好地体现了这部影片在商业、美学上的价值。

同时,这部影片并非没有任何商业卖点,我们可以通过对这部影片的分析来寻找到其中打动人心、吸引观众观看的地方。总结起来,影片的卖点主要是集中在影片叙述的内容上,包括对台湾地区乡土风光的展现、跨越时空的浪漫爱情的抒情叙事和当代台湾民众乐观向上精神的表达。在《海角七号》之前,一部同样描绘台湾岛优美风光的《单车环岛日志》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好评,而如同这部电影的另一个名字《练习曲》,影片中风景如画、清新自然的台湾风光素描似乎可以看成是《海角七号》受到更大关注的序章。

《海角七号》中的大量场景都出现在一个叫恒春的小镇。在极具台湾南部特征的小镇中,有风景宜人的森林公园、湛蓝无边的阳光海滩,更有一群淳朴善良乐观的人们。美好繁荣的南台湾景象透露出的是台湾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表达,乡土台湾的文化想象正如这些景象和人物般自然、清新、亲切。而在这部影片大受欢迎之后,影片中所出现的“马拉桑”小米酒、垦丁海滩等都受到了观众的追捧。

影片的另一条线索叙述的是发生在六十年前的跨国爱情故事,这段爱情发生在一位日本男教师与台湾女学生之间,故事中尚未来得及表白的恋人因历史的变换而分离。直到几十年后,年过八旬的友子在台湾收到了七封来自日本的情书。按照导演的解释,这是一段凄美浪漫的爱情故事,并无政治上的诉求。那么我们暂时不作政治意义上的解读,而是从商业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一些观众对影片的认可正是出于对无法完美的爱情的同情和遗憾。

而这些优美的自然风光、浪漫的爱情故事还只是属于影片叙述的浅层,如果我们从更深的意义去分析影片中复调进行的两个故事,我们更可以读出台湾社会与日本殖民历史之间的想象关系、影片对台湾现代社会的思考、台湾人作为被殖民者的记忆、情感和伤痕等等。

整部影片所使用的语言种类包括“国语”、闽南语、日语。我们可以尝试以使用语言的不同,将影片的叙述分为几块:包括台湾在地人之间(闽南语)、日据时期的爱情故事(日语)、曾为被殖民者的台湾人与日本人之间(日语)、当代台湾人与日本人(国语、日本语),而这些语言的使用都蕴含着台湾社会的复杂情感。

在各种声音的交汇中,影片时时透露出乡土台湾面临着“现代”的困惑。影片中的台北/恒春的地域意象实际上形象地代表了都市/乡村这样一组具有深层文化阐释意义的对比图像。日据统治时期同时也是台湾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开始阶段,在日军撤退之后,台湾社会并未停止现代化的进程。在此后的数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时存在的是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美国政府在经济、政治上的干预等问题。可以说,台湾人在种种外来力量的排斥、统治之下,对现代化的进程一贯抱有极为强烈的批判意识。这种“台湾意识”不是对日本民族的依附,也非对西方消费社会的一味向往,而是对现代化进程对台湾社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的反思和抵抗。

再回顾台湾电影的发展道路,可以看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湾盛行的琼瑶式文艺片获得了某种商业盈利上的成功,却是在回避社会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因此未在艺术上取得很高的成就。而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在开始之初便是希望实践一条商业、美学均获得成功的道路。其中的代表影片如《光阴的故事》(1982年)、《儿子的大玩偶》(1983年)的票房成绩在当时也表现得比较突出,一度使得新电影成为台湾影坛的主流。然而后来的台湾新电影逐渐向艺术化、风格化的方向发展,远离了普通的观众,也使得台湾电影继续向前发展的脚步缓慢了下来。而在这部获得高票房的《海角七号》中,却包括了对殖民历史的难忘、对现代社会的思考以及对乡土台湾所表达的深厚感情等内容,我们可以将它看作台湾新电影作品中一贯传达的精神的延续。可以说,那些针对殖民历史、当代台湾社会现状而引起争议的地方也正是影片艺术性之所在。

简单地说,具有商业美学特征的影片,应是将商业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影片,也就是说商业美学的实现与观众的文化认同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如果说琼瑶电影曾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心理状态,即追求浪漫、逃避现实、试图抹平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差距,那么2008年《海角七号》的一炮而红,也是对当代台湾社会心态的真实写照,包含了台湾民众追求理想、乐观向上的精神和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意识。它不再局限于台湾的青春爱情片或描绘社会边缘的艺术片,而是描写的是底层普通大众的众生相。符合商业美学的特征首先应是符合观众审美的电影。这类电影若要在票房成绩上有所表现,最根本的是需要让观众在观影中产生认同感,从而获得大众审美层面的成功。

这一点从《海角七号》在中国大陆、香港的票房情况,也可以得到一定的证明。由于这部影片所表现出的较强的台湾本土意识,也使得影片在其他地区上映的票房未能取得如在台湾本地的好成绩。跨越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商业大片面临的一个问题,这点在其他商业影片中也有所体现,同年上映的《非诚勿扰》作为冯小刚的第十部贺岁片,为了赢得更多的南方观众,也在影片设置上下了许多的功夫,将场景搬到了海南、杭州,并且启用了港台的明星。由此可见,为了更好的商业成绩,电影需要营建更多文化上的亲切感、认同感。从这两部影片对比来看,《非诚勿扰》在大陆赢得过3亿的票房,在香港却只有一百多万,而《海角七号》仅在香港就超过了六百万港元、而在大陆的票房却仅为千万元。这可能还是与观众的文化认同有关。

当然,对于刚刚有了复苏迹象的台湾电影而言,离好莱坞商业美学所提出的全球化商业策略的实现可能还很遥远,复苏之后跨出的第一步还是应抓住本土的市场。这部电影在商业美学上的实践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案例,它在告诉我们如何用影像引起更多观影者的认同感和现实思考,这也是未来台湾电影工作者须努力的方向。只有继续总结过去的各种经验,才能在本已萎缩的台湾电影本土市场中开拓出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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