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50年，我才真正意识到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人生的道路。那时，我已经二十六岁了。一般来说，女人到了二十六岁，应该结婚做家庭主妇，然后再生一、两个孩子。可是，我却没有那样，而是天天象个木偶似地在摄影机前面晃来晃去。
至于学习，我从来不是在繁忙的工作当中抽时间躲进书房里去翻阅书籍，而是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学习，我的方法是“靠耳朵听”，我认为这是一种见效快的学习方法。演员这个职业能接触到很多人，如果留心的话，可以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我尽可能地参加一些座谈会，从别人的谈话中一点一滴地汲取营养。
迄今为止，我一直保持着“雁过拔毛”般的求知欲，这是二十五岁前后培养起来的脾气。不，也可能应该称作职业的后遗症。总而言之，当时，我不分青红皂白，象用竹耙子搂树叶一样，把见到的、听到的和读到的所有可以称之为知识的东西，全部装到自己的脑子里。
进入电影界二十多年之后，我终于成了一名“著名演员”。我的名气不小，收入也很多。但不知是何原因，突然之间，我心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拼命地学习起来。之所以如此，其中有个重要的原因。1950年，我参加演出《细雪》一片时，结识了大文豪谷崎润一郎，演《宗方姐妹》时又结识了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个人可以学得很多很多的知识。
这两位极为杰出的天才人物，是我这个平庸之辈难得遇到的知识源泉。
有一天，我在新东宝制片厂拿到《宗方姐妹》一片的剧本之后，立即跑到了制片厂的常务董事增谷麟的家里，去找小津安二郎。小津的家在镰仓，镰仓距离新东宝非常远，因此，他常常住在离制片厂很近的增谷麟家里。
1931年以后，我曾演过好几部小津导演的影片，但由于当时我年纪很小，印象已经非常淡薄。因此，我们这次合作就好象第一次打交道似的。我懂事以后，也曾看过《户田家的兄妹》、《有了父亲》等小津导演的作品。我的感受是，“每个演员都象是经过细心修枝的庭院小树”，画面的风格极为典雅，宛如能乐舞台。
当时，如果能在小津导演的作品中扮演角色，确切地说，如果能得到小津摄制组的邀请的话，对演员来说，那是一种很大的“荣誉”。甚至可以说，在小津的作品中扮演过角色，那就证明你掌握了当演员的全部秘诀。
然而，人们对小津的评论越是富于传奇色彩，演员们就越怕他。我一向是个“滥竽充数混饭吃”的演员。因此，他在我眼里更是个令人头痛的导演。
我到达增谷家的时候，宽敞的客厅里已经挤满了人。除《宗方姐妹》一片的导演小津安二郎、扮演姐姐的田中绢代、扮演妹妹的情人的上原谦之外，还有新东宝宣传部的人员、摄影师以及报刊记者等人聚集在这里。日本电影界，在每部影片开拍之前，都要举行这样一个仪式，主要演员互相见一下面，并会见一下记者。对于我来说，这种场面早已司空见惯。
但是，今天的情况有些异样。不知为什么，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屋里却静得要命。我觉得有些害怕，于是象猫一样蹑手蹑脚地走进屋里。小津安二郎大师向我问了一句：
“噢，好久不见啦！你好吗？”
他那微笑着的眼睛在凝视着我。这不是随便打量一下一个女演员的目光，而好象是刺透了我的皮肤、看到了我的五脏六腑，在仔细掂量我的大脑分量的深邃目光。目光中充满了慈爱的温情，丝毫不使我感到锐利和严厉。小津安二郎身材高大，而且异常健壮。他那张大脸也很英俊，酷似一名古代武士。
我的脸上流露出了紧张的神色。小津安二郎为使我的情绪放松一些，马上又开起了玩笑，结果把周围的人都给逗笑了。可我却没有笑出来。因为我仿佛看到他全身上下长满了智慧的神经，根本没时间去笑……
《宗方姐妹》一片的拍摄工作开始了。摄影现场比碰头会还要肃静。这气氛虽然使人们的心情沉静下来，但另一方面也使每个人的神经变得过于敏感。在小津摄制组的工作现场，总是充满着这种紧张气氛。
导演的性格不同，摄影棚里的气氛也各不相同。有的令人心情舒畅；有的过于严肃；有的使人感到很粗野；还有的下流得让人恶心。小津摄制组的工作现场确实象人们传说的那样，一贯充满了“紧张而严肃”的气氛。这当然如实反映了小津安二郎这个人的性格，但也并非说明他是个非常骄横和暴躁的人。相反，小津安二郎这个人是一个很出色的幽默大师，比一般人更善于开玩笑。在拍摄工作中，他经常说笑话，笑容总挂在人们的脸上。但是，由于他的玩笑过于高明、过于含蓄，人们往往不是捧腹大笑，而只是微笑。
小津安二郎虽然不停地跟大家开玩笑，但他对演技的指导依然十分严格。无论是台词，还是动作，如果演员的表演不令人满意，小津都绝不迁就，哪怕是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他都要求演员重来。但小津安二郎唯独对我格外宽容。这大概是因为我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性格开朗、冒冒失失的野丫头，如果严格要求会使我的表演因紧张而变得不自然。
所有在小津安二郎面前进行表演的演员，不分老幼，都感到很紧张。这倒不是因为小津安二郎这个人可怕，而是由于摄影棚里那种严肃气氛，使我们这些神经敏感的演员在表演之前头上就戴上了紧箍咒。尤其是在等待出场的时候，演员的紧张情绪简直达到了顶点。甚至有时演员竟陷入头昏眼花、手足无措的状态之中。这时，不管小津安二郎怎么开玩笑也无济于事。每当我出场拍戏时，虽然面部带着笑容，但一进入镜头，就变得魂不附体，不知所如。平时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做到的事情，眼下却怎么也不成。有一次，小津导演看我表演很紧张，便对我说。
“秀子，你伸个舌头试试看！”
于是，我按照他的命令吐了好几次舌头。一边吐，一边想：“舌头这东西，细想起来，让人挺恶心的。”“为什么舌头要长在嘴里呢？”想着想着，最后，连我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要吐舌头了。
笠智众在影片中扮演我的父亲。他是小津导演的老搭档。我在松竹公司当儿童演员的时候，他就很喜欢我。他为人不拘小节、与世无争，老实忠厚，很受大家的爱戴，我也很喜欢他的性格。但他不是一个聪明伶俐的演员。早先，笠智众是松竹公司的一名普通演员，住在集体宿舍里。小津安二郎发现了他，并把他培养成为一位电影明星。一直以诚心诚意四个字为座右铭的笠智众，得到小津安二郎的格外赏识。笠智众是小津导演电影时不可少的演员。
然而，就连这位笠智众，在小津安二郎面前表演时也变得非常紧张。因在影片中，有这样一场戏：扮演父亲的笠智众和扮演女儿的我坐在走廊里谈话。当我认真地说台词时，突然发现笠智众的手在颤抖。笠智众手端茶碗，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他的台词虽然没有讲错，但那双端着茶碗的手却在一个劲儿地打哆嗦。原先，我还决心要比较轻松地把这场戏演好，可是，一看到他那双颤抖的手，我的神经也紧张起来，甚至连转转脖子也觉得咯吱咯吱作响，膝盖也在微微发颤。过去，我只知道打哈欠会传染人，但发抖也传染，我还是头一次体会到。
在摄影棚里一直战战兢兢的剧务工作人员和演员，一旦离开那里，与小津安二郎说说话或与他一起喝上一杯，马上就能恢复原有的朝气。在摄影棚里如此紧张地工作，大家当然会感到十分疲劳。一般情况下，人们回到家之后，都是自斟自饮地喝上一顿酒，接着就蒙头大睡了。但是，只要小津安二郎一声召唤，不论谁，都会硬挺着疲劳的身体跑去赴会。小津安二郎就是如此具有魅力，人们和小津安二郎在一起就是这样地愉快。
酒桌上的小滓安二郎，立刻变得象个深川人（小津的故乡是深川），说话的腔调很低、速度很快，显得格外豪爽和随便，而且一喝酒就哼小调儿，十分开朗。他讨厌“艺术”这个词儿，喜欢让人叫他“头儿”。于是，我便送给他一个绰号：“活泼的吉五郎头儿”。
突然，他放下酒杯，在饭桌上两手托腮，一本正经地吐露了此番肺腑之言。我似乎感到了小津安二郎导演的烦恼心情。于是，立刻又收回了话茬儿。
小津安二郎导演《宗方姐妹》一片时，年纪只有四十七岁。可是，当他摘掉白色平绒的工作帽，头已经秃了。他一觉得所剩无几的头发有些蓬乱，就用手摸摸头的后部。我对他说：“您已经用不着梳子啦，用手也就足够了。”
他好象对这个玩笑很满意。后来，他常常提起这个用手梳头的笑话，一边说一边笑。
1955年1月，我意外地收到了小津安二郎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
“看了影片《浮云》，我认为，无论对秀子还是对成濑来说，这都是一部最成功的佳作。希望你也来与我合作！”
同年3月，我又收到了他的另一封信。信中写道：
“恭贺新婚之禧。我忘记是在哪份杂志上，你曾这样说，‘谁希望让我给他做件棉袍穿，我就跟谁结婚。’我送给你一块做棉袍的布料。请你给善三君做一件棉袍吧！现在是春天，做棉袍有点不合时宜。但等你做好的时候，就是秋天了。我这样盘算着，所以送给你这块布料。”
1963年4月，我知道小津安二郎住进了筑地肿瘤中心。我吓得心惊肉跳，赶紧跑去看望他。小津安二郎趴在一间病房里的病床上。他首先对我说：
“这样，还稍微舒服些。”
我心里非常紧张，简直说不出话来。后来，我只信口谈了一些自己的事和松山的情况。谈话的内容一点儿也记不得了……
他慢慢地爬起来，开始用钢笔在枕头边上的白纸上写起什么来。
“请把这个交给松山君。今后，他的路也是很艰难的啊！”
纸条上写道：
“是非入耳君须忍，半作聋来半作呆。”
至今，松山还珍藏着这张纸条。
1963年12月12日，是小津安二郎的六十岁生日。然而，就在他刚刚进入花甲之年的这一天，却离开了人世。“活泼的吉五郎头儿”，至此便结束了他整整六十年的人生旅程。
在电影导演中，再也没有象小津安二郎那样有威望的人了。1974年8月出版了《小津安二郎的为人与工作》一书，这是一部不是为了迎合读者口味的、非常出色的著作。
该书的编者是曾经受到小津安二郎薰陶的山内静夫、井上和夫及下河原友雄。他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火一般的热情编辑成的这部著作，不仅以书的形式使世人了解了小津安二郎这位杰出人物的一生，更重要的是，书中表达了作者本人对小津安二郎深切的怀念之情。
该书是由百余人的文章汇编而成，每篇文章都充满着对小津安二郎的深切哀悼。
小津安二郎是“永远活在我心中”的一位最值得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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