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12月04日 维茨莱本生 陆军元帅 德军西线总司令
马向东 李克明 王莉《纳粹将帅实录》：
九、陆军元帅维茨莱本( 188l－1944)
维茨莱本是一个受过真正的普鲁士教育的优秀军官，代表着“另一个德国”的贵族。他在二战中扮演了一个一手沾满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鲜血，一手策划、组织谋杀希特勒的勇土双重角色。当他被送上国民法庭时，他向所有法官严证声明：“你们可以把我交给刽子手，但不出三个月，那苦难和愤怒的民众必将去找你们算帐!”
1940年4月底，希特勒急不可待地坚持要在西线发动进攻。他担心发生意外事变，甚至怕有人变节，使敌人获悉改变主要突击方向的绝密情况，假如不能达成战术的突然性，那么，希特勒计划的一切特别行动－－夺取对保障突破成功具有重要意义的各个目标，就要受到威胁，因为这些行动在很大程度上都要靠达成突然性来实现。5月8日传来了荷兰停止休假、疏散人口、采取动员措施以及在西部边界发现奸细的消息。希特勒不能再等了，他已后悔不该听信空军的因天气变化而推迟进攻日期的要求，5月9日，他终于下定了最后决心：5月10日开始进攻。
10日5时30分，德军在北海至马奇诺防线全线发动进攻。短时间内就在比利时和法国北败击溃了英国和法国军队。德军第十二和第十六集团军于6月17日转而向东方实施猛烈的钳形攻势。此前，6月14日，已占领莱茵河至卢森堡边界之间西方壁垒的德军第一集团军，在业已晋升上将的维茨莱本司令官指挥下，于圣阿沃德至萨尔布吕肯之间突破了法国号称无比坚固的马奇诺防线，给了法军以致命的打击。这样，位于南希、贝尔福、多农地带的法国军队50多万人被德军包围，在继续抵抗无望的情况下放下了武器。6月17日当天，在德军的武力压迫下，法国要求投降。
1940年7月19日，立下战功的维茨莱本晋升为元帅，10月间被任命为D集团军群总司令。1941年3月15日，又被任命为西线总司令。维茨莱本的军界生涯，此时官运至最高点。1年后的3月，他被调往大本营任总协理官。理由是因病免职，实际上是被列为预备指挥人员。
维茨莱本出生于1881年12月4日布雷斯劳的一个普鲁士佩剑贵族家庭。这一家族曾养育过许多效忠于普鲁士王室的军官。维茨莱本自幼笃信基督教。
他早年就开始接受军人教育。从格罗斯利希费尔德高等军事学校毕业后，他被调往第七警卫团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已升为连长，参加了对凡尔登附近弗克斯堡垒首次攻击。因作战有功而获两枚铁十字勋章。后因负重伤调职于参谋本部。
1919年，维茨莱本参加了鲁尔区的“平叛”作战，后来服务于陆军，任第六军区司令部参谋长。1934年2月1日，他升任第三师少将师长，后来升任第三军军长兼大柏林第三军区司令。
维茨莱本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目睹了1934年不管部部长，纳粹党创始人之一，冲锋队头目罗姆暴动事件之后的大屠杀，思想上开始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政府所采取的一切野蛮的警察手段，后来发展到反对国家社会主义。
在1934年的大屠杀中，施莱歇和布雷多两位将军惨遭暗杀。当时的第三军区参谋长曼施泰因因此请求维茨莱本少将向陆军总司令弗里奇上将提出抗议。维茨莱本找弗里奇对暗杀事件表示关切。弗里奇本身也是反对纳粹党徒的。曾在希特勒面前提过抗议，并提请希特勒注意德国陆军对此案件的情绪。但希特勒说，这两位将军有里通外国的行为。至于证据，却始终没有拿出来。
当希特勒内政方面的“划一革新”实施完毕之后，他开始推行其外交上的目标。1937年11月5日，他在国防军三军总司令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宣称，他已决心采取行动，甚至不惜去冒战争的风险。很多高级将领恳切地提出劝告，切勿挑起纠纷，以免危及德意志民族的生存。希特勒对此无动于衷，仍一意孤行地推行其扩张计划。
1938年3月13日，德军开进奥地利。
1938年5月30日，希特勒决定解决捷克问题。
7月16日，陆军参谋长贝克上将向新任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上将递交一份报告，力陈勿轻启战端，要求各将领阻止希特勒的侵略企图。
与此同时，已有秘密反抗组织出现了，政治家、工商界领袖、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外交家和军人都分头集会，策划推翻希特勒政权。尤其是在陆军中，有一个反抗组织拟密谋除掉希特勒。这个反抗组织的首脑就是前莱比锡市市长格德勒。他曾在国外很多地方旅行过，从调查获知，希特勒及其政权都得不到外国的支持。于是，他写了一份意见书并散发给各个将领。反希特勒组织还派出一位名叫施门齐恩的农场主去伦敦会见范西塔特爵士和丘吉尔。施门齐恩向这两位政治家陈述了希特勒的战争政策并指出，如果英国支持德国陆军中的反希特勒组织，希特勒的战争计划在48小时内就会被完全打破。
在1938年秋季的那些充满戏剧性的日子里，推翻希特勒的一切内部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贝克上将在一次演说中提到，德国陆军不仅要准备应付一次未来战争，而且还必须准备应付一次仅限于在柏林进行的“内部斗争”。同时还透露，在预期的这次“内部斗争”中，柏林警察局长黑尔多夫伯爵和驻柏林的军长维茨莱本将军已有了特殊的任务。有关颠覆的一切准备在柏林业已完成，驻在波茨坦由阿勒菲尔德伯爵指挥的部队以及驻在图林根由赫普纳将军指挥的一个装甲师也准备好了随时行动。万事俱备，只等英国在外交上予以支持。
可是，英国首相张伯伦不接受德国秘密反抗组织的请求。对于该组织的一切努力，他仅仅表示赞许，却与法国总理达拉第一起到慕尼黑去了。他们要同希特勒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德军开入捷克苏台德区。由于英国的这种姑息态度，希特勒竟然胜利了。他在德国民众中的威望如日中天，大红大紫。
德国陆军中的反抗组织深知，在当时要推翻希特勒已无成功的可能。他们得不到德国民众和各阶层大多数人士的支持，人们都被希特勒的表象所迷惑了，成为了他的狂热崇拜者。但他们没有也决不放弃推翻希特勒的努力。当贝克上将辞职之后，新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继续与维茨莱本将军保持联络，等待时机，以求重振反抗力量。
维茨莱本的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决非后来德国面临崩溃时才开始的。这种思想在他心目中早就扎下了根子。
1939年8月底，维茨莱本调任驻法兰克福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后又调任第一集团军司令，与第七集团军一同集结于德国的西部边境。
波兰战役之后，反抗组织的各将领重新策划除掉希特勒。
1934年前任德国陆军总司令的哈梅尔施泰因－埃克沃德上将，因公开反对国社党而被希特勒免职。依照战时动员的法律规定，这位男爵上将不得不同意重新被起用，于1939年调任位于西线北翼的一个特编的不大的A战役集群司令，负责守卫韦瑟尔以南德国与各中立国之间的边界。此公绰号“红色将军”。按照反抗组织重新策划的行动，他必须在希特勒巡视齐格飞防线时将其拘留。而维茨莱本将军则负责查封国社党的各党务中心，拘捕该党的主要头目。但是希特勒似乎已觉察出了这个不祥之兆，他取消了巡视活动，并将哈梅尔施泰因男爵的司令官职务免去，将其列为预备指挥人员。这样，一次可以解救德意志民族的机会又丧失了。也许是维茨莱本的面目没有暴露，他一直到1942年才在西线总司令的岗位上被免职。
免职后的维茨莱本隐居故里，但他仍继续同德国陆军中的反抗组织保持着密切的接触。
德国内部的反希特勒组织，其成员来自各种政治派别，各民间团体，包括各种职业。他们下决心推翻希特勒及其政权。维茨莱本及其在陆军中的同谋者深知，要消灭希特勒及其政权，必须采取强硬手段。但从当时情况来看，政变的时机尚未成熟，主要是因为一些陆军将领如龙德施泰特和曼施泰因等认为在战时进行抗命和兵变是大逆不道的，相反应该履行“效忠”的誓言。传奇性的非洲军团指挥官隆美尔当时也不赞成谋叛者要杀死希特勒的建议。他的意见是，只能将希特勒逮捕并移送法庭审判。困难之处还在于，青年军官都不知道反抗的计划，而只能在事发之后才告知他们。
大战中各条战线的败局引发了对希特勒军事指挥方针的不满。从斯大林格勒惨败时起就已在深刻了解事件真相的那部分军官心中萌芽了，并且再也没有消失。这无疑加强了反抗组织的力量，他们利用前线不断恶化的局势，以部队和兵团在得不到任何战术或战役利益的情况下越来越频繁地被葬送为由，极力扇动军队中的不满情绪。最高军事领导人除极少数盲从元首的将领外，都确信必须清除希特勒对战役指挥的决定性影响，结束已经令人难以忍受的德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双重领导的局面。糟糕就糟糕在这些军队的高级将领们不想付诸实施暴力除掉希特勒的计划。这倒不是因为对他们已宣誓效忠的国家元首采取暴力行动与他们内心的信仰相矛盾，而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要对民众和历史负责任。他们之中谁也不敢出头对谋杀希特勒表示赞同和下决心支持，其最主要的因素，除道义上的重要考虑外，是他们还害怕自己会带着变节者的坏名声，或作为背后捅人一刀子的新传奇故事的主人公被载入史册(这种故事会给人留下强烈印象，事后又很难澄清黑白)。他们想用不是激烈的手段促使希特勒下台，但由于希特勒性格暴戾，对自己直觉的绝对正确性坚信不疑，所以迫使希特勒自动放弃战役指挥权和其他权力的任何企图都难免碰壁。于是，就没有了让高级将领们可以接受的别的什么方式，只剩下使用暴力这一条路可走。
维茨莱本当时认为只有极迅速和彻底消灭希特勒，才能把军官们从效忠誓言中解放出来，这也是不使德国军队和民众在敌对国面前显得慌乱的决定性条件。如果只是简单地罢免希特勒，能不能罢免成都很难说，后果也将十分严重。因此，他建议反抗组织在局势的迫使下赶快采取行动，这些行动不是来自前线高级指挥官行列，而是属于较易于冲动的年轻军官们。
1943年3月13日，反抗组织采取了行动。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参谋长特莱斯科夫上校指使该集团军群司令部的传令官施拉布伦多夫中尉在希特勒的座机里放了一枚炸弹，试图炸死希特勒。不幸的是，由于延期引信失灵，炸弹没有爆炸，这一暗杀行动归于失败。
但是这次谋刺行动是德国军内外反抗组织者们所早已渴望的，为继续完成消灭希特勒的目的，以德军前总参谋长贝克上将，和与他有多年密切联系的驻法国德军司令官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大本营总协理官维茨莱本元帅，最高统帅部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以及留在柏林的后备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伯爵施道芬堡上校等组成了军队中的主导力量。他们利用许多在军队中占据高位的总参谋部较年轻的军官，准备夺取政权。就连在德军中最有声望的将领之一隆美尔元帅，也在驻法德军司令施蒂尔普纳格尔的计划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准备在希特勒丧命后把陆军指挥权交给他。隆美尔接受了分配给他的角色。
密谋者们认为，为使谋刺行动和希特勒的下台还来得及带来明显的政治利益，必须尽快下手。维茨莱本提出：任何继续等待都会使军事形势变得极为不利，从而彻底失去本来就很渺茫的希望，也就是迫使西方国家在同意缔结德国可以忍受的和约与把艰苦的流血斗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之间作出选择。
对于谋刺完成后应当做什么事，这些人的意见较为统一。据他们估计，如果不能全面停战，那么德国可以不管无条件投降的要求，通过从德军占领的西部地区撤军，促使西方国家在西线停止作战行动和对德国的空袭，这样，就有可能在帝国边界一侧扼守东线。对国家机关和国社党内忠于希特勒的所有人员，要视可以达到的保密程度，争取他们保持中立。
进行谋刺的任务由施道芬堡上校承担。他利用自己在东普鲁士希特勒大本营出席每日汇报会的机会，于1944年7月20日，在最高统帅部作战简报室放置了一枚炸弹。计划在最后关头破产了。因为这次汇报会不是像平时那样在混凝土避弹室举行，而由于炎热移到了简陋的木头结构房屋，炸弹炸响后，爆炸威力被大大缩小了。施道芬堡离开简报室，听到爆炸声，却完全相信目的已经达到，便通知要求采取计划所规定的夺取政权的进一步措施，在柏林、巴黎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反叛人员都按计划采取了行动。但“七·二○”谋杀行动很快就失败了，这些当时只部分采取的措施，当天就被取消了。并马上暴露了密谋的整个规模。施道芬堡和奥尔布里希特及其他有牵连的几个积极参与准备和实施谋刺行动的军官于当晚在柏林被枪决。其他人逃出柏林，或是回家，或是躲藏起来。德国民众和军队大多把这次谋杀希特勒的行动视为叛逆而加以谴责。无耻的宣传机构则竭力不让公众了解真相，至少不让人们正确评价促使密谋分子及其同情者采取那种措施的动机。希特勒无法遏止其极残忍的内心复仇欲望，下令对犯人及其亲属进行严厉的判决和惩罚。极权制度的当局执行了希特勒这一令人厌恶的命令。
“七·二○”密谋刺杀希特勒事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的维茨莱本元帅，此前在反抗组织起草的告德国全体军民书上已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准备事成之后，将出任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他是在案难逃了。
紧接着许多人的被捕之后。7月21日，维茨莱本在一位朋友的庄园里躲避时被逮捕。他和所有参加反叛的军官一样，被送到“荣誉法庭”，以“不名誉”的罪名被开除出国防军。
在国民法庭上，维茨莱本表现出凛然大义，他承认了密谋反抗希特勒的行动。在宣判他死刑的时候，他向在场的所有法官们声明说：“你们可以把我交给刽子手，但不出3个月，那苦难和愤怒的民众必将去找你们算帐!”
1944年9月8日，维茨莱本元帅在普勒村湖监狱被处以绞刑。并被行刑的刽子手把他的尸体挂在了一个屠户的挂肉用的钩子上，还录成电影供希特勒欣赏，以发泄其怒气，满足其报复心理。
一位受过真正的普鲁士教育的优秀军官，一位代表“另一个德国”的贵族，一个也曾双手沾满被侵略国家人民鲜血的人死去了。
15年后，德意志联邦国防军总监豪辛格上将在致联邦国防军各指挥官的一项训令中，提到“七·二○”行动时指出：“这是德国最黑暗时期的一个焦点，勇士们的基督教救世和人道主义的责任感，决定了这一次的暗杀行动。我们联邦国防军人对于他们的牺牲精神和良知表示无限的敬佩。他们无愧于我们的表率。”
这是对维茨莱本等人最动听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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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史料编年(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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