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始终是每一个平凡百姓的日常梦想。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的住房,从开放时期的人挤人居住，到房改阶段个人持币购房,再到当今的个性化、舒适化居住。我们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
对这30年的居住，我们选了几个关键词,它们沉淀着中国人在居住上的突飞猛进历程,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耳熟能详。
“火柴盒”
“火柴盒”式的所谓现代建筑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大多数城里人一直住到了20世纪末
1979年，女儿刚出生不久，妻子任职所在的福建漳州市某机关分配给的住房只有个位数：9平方米，人称“火柴盒”。当时我还在厦门大学任教，半个月向妻子和女儿靠拢一次。每次回家，潜意识里就是“局促”二字：床铺、书桌、凳子、箱子、马桶、衣架、炉具，一样一件，9平方米内就“物满为患”了。虽然如此，我们没有丝毫怨言，因为9平方米总好过没房。
因为只是弹丸之地，生活设施不配套，当年有一样家什很受用：斗笠。雨天或热天，去公厕戴斗笠，去水池戴斗笠，去食堂戴斗笠。记得有时在走廊生火煮点小东西，也曾用斗笠遮过风挡过雨，以免炉火熄灭。
筒子楼
说起“筒子楼”，也许很多年轻人并不清楚为何物——这种建筑一般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一些工厂和学校为解决职工住房紧张问题而兴建。“筒子楼”中间有着长长的走廊，南北两侧肋骨式的房间一间间次第排开，而卫生间和厨房是公用的。
“陈奶奶，你家壶开了！”在说话的同时，邻居顺手把煤气一关，“谢谢啊！”屋里便传来略显迟到的回应，然后，陈奶奶继续在屋里忙自己的！
“大哥，这几天你家这菜炒得真香啊！”“馋啦？一会儿到我屋里来，一道喝一杯！”“好！包放了就过来！”……走廊里响起邻居们的对话声。
今年52岁的刘涛告诉记者，他父母1962年调到了城里工作，在父亲的单位分到了原邮电局家属院一间筒子楼。没有厨房、不到20平方米，全家人就挤在一起。
刚搬来的时候，房间里除了紧凑地摆着几张床外，没有什么家具，换洗衣服是用几个纸箱装着，吃饭桌是用拆开的包装箱木板钉成的。天气好时，可以在房子外面做饭，遇到下雨下雪，只好把炉子提进屋内做饭。炒菜时，房子里不透风，房间里充满了油烟。因为不通风，屋里都是发霉的味道，还夹杂着马桶的味道。刘涛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结婚的。当时，他所在的单位市政工程管理公司住房很紧张，即使是双职工结婚也不容易分到房，只好跟同宿舍的人商量，然后去找房管部门，请他们协调才调出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单身宿舍给刘先生作新房。没有厨房，刘先生只好自己想办法，找来了木料边料、油毛毡，请了几个朋友，在“新房”外搭了一间可以遮风避雨的简易厨房，比起父辈，住房虽然还是小，但搭建了简易厨房，烧上了带烟囱的炉子，刮风下雨也不影响做饭了，还是进了一步。
集资房
国家拿一点,集体拿一点,个人再拿一点,这就是所谓的集资分房,充满由计划向市场过渡的妥协色彩。不同的地域对于最后产权的归属有着不同的规定,体现了两极之间的偏向情况。
赵医生1984年刚参加工作不久，被分配在人民医院工作，月收入50—60元。由于已有了结婚计划，而且对方也是医院职工，所以顺利地申请到了单位宿舍。那个时候的单位宿舍房三层楼，一层楼住着很多户人家，每一层有一条狭长的走廊，起居室在一侧，厨房在起居室正对的走廊另一侧。
他们分到的是一个一室一厅的居室，面积大概40平米左右，那时对于刚结婚的两口之家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赵医生说：“那个时候，不谈品质追求，能有一个安身的地方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而与现在不同的是，那时申请的单位住房没有自主产权，需要每月支付每平米1角钱的租金，算下来赵医生一家需要支付每月4块多钱的房租费，但相较于那时的工资收入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压力。
赵医生的家庭在1985年迎来了一位新成员，赵医生的女儿出生了。随着日子一年年过着，女儿长大了，已经渐渐开始有自己思想的女儿希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赵医生夫妇也觉得40多平米的房子有些拥挤了。恰巧那时中国正流行着一波“建集资房”的热潮，很多单位为了解决职工住房问题而采取这样一种筹款建职工房的办法。
1993年，赵医生所在的县医院也赶上了集资房的热潮，于是为了三口之家生活的方便，他也申请了加入了单位集资建房的队伍。集资房分配到手，赵医生是集资房的最顶楼，面积约90多平方米，三室两厅。在单位补贴一部分集资房款后，总共花了10000多元钱买下。1994年，赵医生因为工作调动而举家搬走，原来的单位集资房不能像商品房一样在市场上出售，所以按规定退给了原单位其他有买房需求的员工。
房改末班车
1998年3月，朱总理郑重宣布“从今年下半年起停止福利分房”,这被许多无房人士称为“最后一次晚餐”,有幸吃到的当然欢天喜地,无缘吃到的只好黯然神伤。所幸现在福利房不是惟一选择,而“晚餐”也仍然在丰富地供应着。
插队归来的张先生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上了大专，学成毕业后进入了一家事业单位。“我结婚时还住在父母家，想等单位福利分房，可是按资排辈，恐怕还得等上好几年。”一筹莫展之际，妻子的单位还有一个宿舍分配名额，王先生便搬离了父母家，暂时挤进了那个狭小的空间。
过了一段时间，终于等到了王先生单位福利分房。55平方米的房子，两间一廊，厨房与房间隔着走廊，总算是一家一套房了。
“当我拿到新房的钥匙时，全家都很兴奋，还特地奢侈庆祝了一番。”回想起当年的情景，王先生禁不住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看着粉刷一新的墙壁，想着以后也有自己的空间了，孩子出生也方便了，心里那个美就别提了。”虽然房子不大，空间也有限，但毕竟不用再跟人共用厨房、上公共厕所了，那份激动或许是外人所体会不到的。
“女儿四、五岁的时候，我和几个同事决定带孩子到福州去玩玩，那时正好有个朋友在福州工作，发展得不错，”王先生说，热情的朋友就招呼他们去家里洗澡。“爸爸，楼好高啊，浴缸好好玩啊。”孩子当年稚气的声音还萦绕在王先生的耳边，福州朋友家舒适的居住条件也深深印在了他的心里。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有意停止福利分房。“那时，孩子渐渐大了，房子便渐渐显得小了。妻子的单位刚好第一批推出了集资房，都是七、八十平方米的房子，在当时算很好了。”于是，王先生一家退掉了原先的福利房，申请到了一套70几平方米的房子。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正宗的单元套房。我们认真装修了一下，洗澡、上厕所都舒服了。”他们也算搭上了房改的末班车。
为分房而结婚
要爱情还是要房子?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是两样不可兼得的东西。许多国家机关或者国营单位把婚否看成是取得排队分房资格的首要条件,与触手可及的房子相比,爱情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谈恋爱时,房子是男方重要的资本和女方选择的筹码。为分房而结婚在1998年停止福利分房前达到高潮。但不久后有不少拿到房子的小两口,却没有急着入住,因为房子到手了,做夫妻的感觉却没有到位——如果要离,这房该算谁的。
一套房子就套牢了两个人的一辈子，这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不知道曾经为了一套房子而结婚的男女们，如今他们的婚姻幸福吗？小春是1999年“末班车”婚姻浪潮中的一员，她的情况颇具代表性。她当年27岁，参加工作4年，男朋友比她大3岁，两人都是市一级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务员。1998年传出全国即将结束福利分房制度消息的时候，小春和男朋友认识加拍拖才半年多，远没有到婚嫁的阶段，但是男朋友单位有机会分到末班车福利房，要不要？
小春和男朋友没有怎么犹豫就去领了结婚证。说起当时的情况：“那时候我和他感情挺不错，觉得他各方面都还满意，当时我记得两人没多少存款，几乎没想过靠自己贷款买房子，所以觉得单位有房子分一定要争取到。”房子第二年才能拿到，领了结婚证，两人把单身宿舍的小床换大了点，挤在宿舍里乐滋滋地等福利房。
某男是广州一杂志社员工，为了赶末班车分房，突然对原本不是很喜欢的女朋友热情升温，几个月哄着女朋友去拿了结婚证。半年后，单位福利房分下来，他立刻变脸，把话挑明，告诉新婚妻子自己是为了房子才郴得已和她结婚，并提出离婚。妻子气极，提出离婚可以，但必须赔偿。某男拿出一笔钱给女方，两人不到一年的房子婚姻“闪离”结束。
小Y是广州一国企市场部员工，2000年，她单位推出末班车福利房。小Y和男朋友都是广州本地人，对房子的压力不像外地同事那样紧张，那时候，男朋友创业已经小有起色，两个人都不太愿意为了一套半新不旧的福利房仓促结婚。而且一旦结婚便很难隐瞒，两边家长肯定要求宴请亲朋大办酒席，两人觉得心理上都没准备好。“我们想既然有能力买房子，就不要福利房了，让婚姻水到渠成更好”。他们放弃了“末班车”房的最后福利。
在房子的催化下提前进入婚姻的多数群体，婚姻的状况有百千样。多数中的多数，是婚姻稳定，就算现在早已不住福利房，而住上了更高级的商品房，夫妻二人回想起来，仍觉得当年分到房子是个幸运。但这种“短恋结婚”也有难题，采访中有人承认，婚后的一两年，婚内“磨合期”非常痛苦。因为结婚时注意力都在房子上，脑袋很热，拿到房子很兴奋，等到“房子热”过去了，再看仓促决定的终身伴侣，才发现许多不合适的地方。但是婚已经结了，只能在难受的调适中过下去。
小户型
三代或者四代同堂时代的城镇家庭,对于好房子的理解只有一个标准:宽敞。独生的一代渐渐长大了,单身贵族和丁克家庭在城市里比比皆是,最多两个人的环境对于房子的尺寸要求已没有那么迫切。更舒服、更人性化的住宅是最新的流行趋势,现在很多城市卖得最好的都是小户型。
小户型大都在闹市中心、距离城市地铁、公交中转中心很近、聚居地以工作为导向。由此不难看出，人们居住小户型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求得时间上的节约，这种节约要么通过接近工作场地，要么接近城市交通设施。
要说小户型的“发展史”，大概经过了三代。
第一代(2001年以前)：这个时期的小户型其实是单身宿舍，主要功能就是一个可供休息的地方，大多都是“大改小”而来，其户型设计、采光、通风等都很差，也没有相应的生活配套设施。
第二代(2001年—2002年)：这一期间，经济实惠的小户型大量涌现，竞争加大，开发商开始关注客户群体的消费心理特征，细分市场，“量体裁衣”。其产品特征是有了单独的厨、卫、生活阳台。但在功能、设备配套上仍有缺陷，如户型布局差，餐厅、厨房、卧室等划分不明确，空间感差等。
第三代(2003年至今)：多元化整合小户型时代来临，创新将成为第三代小户型的主要特点，其产品形态、功能配套等得到了全面提升，居住功能更加完善，户型也更加完美，而且开发商还在不断努力更新。
经济适用房
对于身处商品房时代的中低收入阶层,经济适用房简直是漫漫长夜里的平安福音。因为政策上的优惠,经济适用房比商品房价格通常要低50%。1995年,上海率先启动经济适用房建设,其后广州、北京等地相继而动。
胡女士，32岁，月收入5000元以上，已婚，北京某外资通信网络公司职员，1998年购买了回龙观一套90平方米的两居，2004年添置高尔夫轿车一辆。
胡女士告诉记者，1998年经济适用房刚开始，很多人都是抱着观望的态度。因为当时手头的资金有限，只能买3000元/平方米以下的房子，转来转去，还是觉得回龙观的规划、沙盘和售楼员的感觉好，就排了个号。记得当时交完订金后拿的是100多号，一期6000多套房子，这个号挺靠前的。
胡女士和老公(当时还是男朋友)回去琢磨了半天，担心这里今后的发展不会像售楼员描绘的那样美好，还担心经济适用房的质量。没几天，胡女士去售楼处把订金和号都退了。又过了几天，胡女士到另外一个经济适用房看完后，感觉还不如回龙观的经济适用房。当她从报上看到很多人在这个项目排队拿号，再加上婚期临近，小两口一商量，一咬牙一跺脚，决定赌一把。就这样，胡女士和老公再次来到回龙观，重新排号，这次已经排到2000多号了。
2000年5月拿到钥匙时，小区的水、电、气都通了，一期大部分都是像胡女士这样外地留京的大学生小两口，整体素质较高，总体感觉不错。从入住到现在，当年的承诺也一点一点在实现，变化最大的就是交通的改善。
编后：
几十年的住房变化，也衍生出了一些另外一些词汇。
住郊区
住郊区曾经被某些经济学家称为住宅产业的新趋势。这些专家大约在大学或者研究所里呆久了很少出门,只要他们在上下班高峰时走一走北京的三环路,就明白住郊区在中国是多么地不现实。
蓝印户口
外地人在上海购买价值超过多少万元的房子时,会自动获得上海市户口。不过这种户口上用的是蓝色钢印,区别于正宗上海人的红色钢印。最自恋的上海人在这件事情上同样显示了他们一贯的排外性。今天几乎所有城市都对买楼的外地人捎带户口了。
大客厅小居室
现在最流行的居室格局是大,客厅大不仅会客方便,随时可供举办宴会,也可适当地满足虚荣心。一般来讲,客厅是给人看的,居室是自己用的,相形之下,当然面子更重要。还有家庭吧台,这样不出门便能泡吧。
防盗网
曾经是城市街景一大特色,它的主要功能除其名字宣示的之外就是:难看,火灾时逃生路的自我断绝。当然了，不一定每个地方都有防盗网,但几乎每家每户都有防盗门。古代家门口虽有镇邪石狮,但几千年来人们一直习惯串门找乐子,现代人把防盗门请回了家。几年前走俏的铁制防盗门与铝合金防盗门已经不再是市场的主流了,现在有更多的人愿意去购买价格昂贵的不锈钢与铜制防盗门,除了防盗功能,也有攀比的因素。
玖方臯,山野鄙人,抱樸守天,不務名于世,知者稀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