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影像成为我们栖息的大地——写给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在中国迈入1980年代的时候，中国电影界一门心思地要摈弃过于“戏剧化”的电影形态。这种“戏剧化”首先并不意味着剧情的高度情节剧（其实，中国电影学习外来的“戏剧式剧作模式”从来没有彻底过。），而是在外部的视觉呈现上异乎寻常的“舞台化”，无论是空间的呈现还是演员的台词，无论是人物的动作还是照明的风格都是高度“舞台化”。当时，最有用力的理论武器就是安德烈·巴赞的《电影是什么？》和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电影的本性》，这两种武器首先却击碎了中国电影剧作的“戏”的观念，在“生活流”和“散文式”的剧作成为时尚美学的时候，影像如同物质世界的大地一样的质朴、亲近和坚定却从来没有出现。在中国的电影理论讲述中，一直到到今天我们还是将克拉考尔和巴赞放置在一起讨论，他们构成了二战后“写实主义”电影理论的最核心的知识体系，也构成了我们至今没有完全走出的一段雾海迷航。

 

我们总有安静的时刻。昨天散步的时候，看见一位老人突然立在路边，看远处风中翻滚的绿树，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我肯定能够猜测如果克拉考尔看到这幕景象，他一定在心中默念：“电影的，太电影的。”克拉考尔几乎把他的深情化作一场连续不断的唠叨，他反复提及第一代观影人对卢米埃尔的作品的一种评价，“风吹树叶，自成波浪。”他在书中转引了当时说出此言的巴黎新闻记者亨利·德·巴尔维耶的一句经典“当场抓住的自然”。克拉考尔的强烈完全就隐藏在这句话的背后，他是因为深深忧患于我们人类（自然是他的视野中的西方人类）已经丧失了“当场抓住自然”的能力，我们从“栖息的大地”上被连根拔起，我们是浮尘穿越世界的表面。

 

克拉考尔以无人知晓的原因隐没了他的具体的出生时间，这位1889年出生于德国的学者，看着他的照片，猜想他的吸烟斗吐出烟气的时候，内心深处一定还是隐隐作痛。他的生命穿越过了法西斯从德国崛起的时期，他用自己的生命试图研究清晰这个人类的巨大悲剧的原因，他的视角停留在电影上，他的《从卡里加里到希特勒》（中译本即将推出）成为一次影响深远的电影史和电影社会心理学的写作。1960年，他的《电影的本性》由牛津大学出版社首次推出英译本，而这个时间点已经是法国新浪潮狂潮突起的时代了，整个电影语言观念和欧洲思想界对电影的思考都迎来的巨大的变革。巴赞因为他的《电影手册》和他的学生们，他的言说和声明一直在电影界保有持续的影响，而克拉考尔几乎成为偏执言词的代表，基本停留在电影史论和社会学学者的视野之类。1989年的克拉考尔百年诞辰的学术活动的风潮也对中国电影思考和实践没有产生更多的影响，在德国和美国的一些学者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但是至今也没有一部他的完整的电影评论文集出现。

 

面对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所带出的异乎寻常的复杂感受。在很多中国的讨论中，有人将他看成固执甚至偏执的认为电影唯“纪录本性”论者，对于他的偏执甚至扣上了不懂“历史向度”的看待问题的帽子。当然，克拉考尔的偏执也许不容置疑，比如，我们已经说过此书的出版年代，已经是电影语言发生巨大变革时期，但是他在“自序”中非常坚定地指明：“总之，我这本书的目的是深入考察照相性质的影片的真正本性。如果它能基本上达到目的（我敢说确已基本达到），它必然将适用于电影手段的一切元素和变种”，而且他的片里大多是早期电影的案例，他认为这些揭示本质足以。在此处，我们不可能讨论电影的本性究竟是什么？这是永无止境的争辩，完全可以用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来比拟。我所体味的异乎寻常的复杂感受是他的敏锐性，这种敏锐性是对于西方社会和人文思潮的聚变的敏锐，同时也是将自己纠缠于一个狭隘辩题之后在字里行间依旧呈现出的美学的敏锐性。

 

《电影的本性》的立论不仅不是脱离了历史语境的，而是一部有着强烈的史学背景和史学研究方式的著作。虽然克拉考尔的这部著作强烈的“本体”追求压制了一般历史叙事的情境感和具体影片分析所必然而来的生动性（这正是巴赞的《电影是什么？》的特色，但是巴赞著作其实就是影评和论文集），但是在他的具体论述中无论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思想和社会史的语境，甚至在具体的论述中我们完全应该钦佩他的电影史料收集的功夫。其实，克拉考尔和巴赞的巨大区别在于，克拉考尔看到了西方社会和人的思想状况的一个巨大的变迁，人和物质世界的抽离，人在现代知识生产中的抽象化，这无疑是有着尼采、本雅明和海德格尔的一贯的德国脉络，也直接接入了法国思想界在1960年代对“现代性”的反思，而在这一点上巴赞确实难以置信地将自己搁置在这个思潮之外，成为一个单纯的“古典人”。

 

克拉考尔用了完全可以让人感到精疲力竭的篇幅和琐碎精神，这种精神像是一个雄辩的律师对陪审团的最后漫长陈述，他从电影的基本构成元素的各个角度开展了关于电影本性的辩论，所有的中心其实全然在他的副标题——“物质现实的复原”。电影这一媒介如果说是一次不经意的发明，不如说是对人类的一次赐福，借助于这种“客观纪录”的工具，可以疗救我们的“抽象”和“物质的匮乏症”。总之，如果说巴赞的电影修辞学的史学精神支撑出无与伦比的电影语言语法的讨论，他的根本动力来源于人类对永恒执着，来源于他对作为艺术面向的“好电影”的追求；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克拉考尔看起来对电影修辞学做了一套几乎是“铁律”的总结，但是这些“铁律”并不是为了指导创作出“好电影”，而是为了创作出“真且善的电影”，因为只有这样的电影才具有社会学和论理学的疗救作用，这样才可以达成“复原”的基督教式的自我救赎作用。

 

如今中国电影依旧处于一个拒绝理论的时期，我不是说导演们拒绝电影理论，而是说中国电影目前整个的生态都让理论本身感到乏味。在这个时间点上，读或者重读《电影的本性》成为一种奢望、诡异和神经质的行为，可是我总以为一个新的时段的展开就植根于那些看起来“不可能”和“不宵关注”的事情上，所以造成历史的前进多少像是由“伟大的奇迹”引发的！中国电影不就处于一个悄无声息地重新构置自己生长的基础的时期吗？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也许就是因为有太多时候我们在窃窃私语，这部《电影的本性》可以看成窃窃私语的一部分了，它沉默下来，但是开始骚动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