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奇才-奥逊·威尔斯

早年生涯（1915-1934）

     奥森·威尔斯是一个富裕之家的次子，他父亲Richard Head Welles是有所成就的发明家，母亲Beatrice Ives是钢琴师。威尔斯在这个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家庭长大，十八个月的时候，就有心理学家宣称这是个天才，母亲教他读莎士比亚作品，从小又练习绘画、钢琴和小提琴。他还从父亲的公司里学会了魔术杂耍的本领。

     威尔斯6岁那年，父母离婚，他随母亲迁往芝加哥，1924年，母亲去世。威尔斯的父亲后来成为一个酒鬼，带着他周游列国，所到之地包括中国的上海。父亲于1930年去世，那年威尔斯15岁，他对父亲始终怀有一份愧疚感，认为自己无视他的存在，背叛了他，这一直伴随着他一生。之后，Maurice Bernstein成为威尔斯的监护人。

中学时代的威尔斯受到校长Roger Hill的器重和影响，是在那段时期，他开始创作、执导舞台剧。

     不过威尔斯叛逆的个性使他拒绝了监护人送他入大学深造的计划，他带着父亲留下的小笔遗产，只身前往爱尔兰，立志想做流浪画家。在爱尔兰他结识了一个女子，他们曾商量给将来的孩子取名“Rosebud”，不过这段恋情很快无疾而终。威尔斯去往都柏林，1931年，威尔斯找到都柏林Gate Theatre的负责人，吹嘘自己是百老汇明星，虽然没人相信他，但剧场经理颇为欣赏他的功底，让他留在了剧团中。他在那里成为一名成功的舞台剧演员。在经历了和剧院两个女老板争风吃醋的绯闻后，他转赴西班牙，这次想做一个惊悚小说作家，可却阴差阳错成了斗牛士。显然，他的身体并没有头脑那么灵敏。西班牙的惨痛经历是一个信号，我们可以看出贯穿威尔斯一生的悲剧就是——他拥有无与伦比的才华，却又有严重的自我毁灭倾向。这种斗争无时无刻不在他体内上演，在他将来的电影创作历程中可以清楚地发现这种冲突。

应该注意的是，威尔斯这段传奇的经历，全部发生在他几乎年未满二十的青少年时期。

 剧场和广播（1936-1939）

     结束了欧洲游历，威尔斯回到美国，他很快就真的打入了百老汇，他甚至参加了Katherine Cornell公司的全国巡演，他的快速窜红吸引了制作人约翰·豪斯曼的注意。1934年，威尔斯又涉足了广播剧，结识了一大帮后来水星剧团(Mercury Theater）的伙伴。这一年，威尔斯与社交名媛、女演员Virginia Nicholson结婚，后育有一女。也在这年，威尔斯和妻子一起拍了部8分钟的短片The Hearts of Age，虽然微不足道，但从这部短片中不难发现威尔斯此后电影生涯中的美学趣味，包括倾斜、不稳定的构图，带有压迫感的人物特写。

     1936年，作为罗斯福新政的一部分，联邦剧场计划让一些失业已久的剧场工作者找到了工作，威尔斯受雇于约翰·豪斯曼，最早的一出戏是个扶助黑人的计划，威尔斯面对几乎全套的黑人阵容，于是排了一出《麦克白》。这出戏大获成功并进行了全国巡回上演。这个事件后来被认为是美国黑人舞台剧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20岁的威尔斯被戏剧圈内捧为天才。

《麦克白》的大获成功之后，威尔斯陆续排演了《浮士德》和讽刺剧Horse Eats Hat。 1937年，威尔斯导演了另一出非常成功的戏，Marc Blitzstein的工人题材戏The Cradle Will Rock，出于对左派势力的担忧，政府百般阻挠这部戏的上演，但威尔斯和豪斯曼克服重重困难，再一次获得轰动。

      1937年的夏天，22岁的威尔斯和35岁的约翰·豪斯曼在纽约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水星剧团。他们的身边很快聚集了一些杰出的人才，包括阿涅丝·穆尔黑德、约瑟夫·科顿、乔治·库勒里斯、伯纳德·赫曼等，其中许多人，后来为威尔斯工作多年，成为他可靠的班底。

     水星剧团的第一部戏是莎士比亚作品《裘力斯·凯撒》，威尔斯加入了对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讽刺和影射，上演后大获成功。 同时，威尔斯在电台也十分活跃，起先是广播剧演员，后来陆续担任制作人和导演。他在CBS的广播剧中扮演过哈姆雷特。他的广播剧作品还有《悲惨世界》。

      真正让他扬名立万的，是那部自《世界大战：火星人进攻地球》的著名广播剧。1938年10月30日晚8点，广播员以新闻记者的方式，使用戏剧纪录片（docu-drama）的手法，模仿现场报道的口吻向听众播报火星人正在入侵地球，大肆屠杀人类，国民警卫队统统被火星人部队歼灭，总统已经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无数听众都对此信以为真，纷纷出逃，尤其在美国东岸一带，人们哭天抢地，乱作一团。 这起事件，是美国广播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天才之作，据统计，当时有上百万人对此节目深信不疑，产生全国性严重恐慌，经济损失难以计数。威尔斯却由此一夜成名，第二天登上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

威尔斯在好莱坞（1939-1948）

     广播剧《世界大战》为威尔斯打开了好莱坞的大门。雷电华给了他一纸无比优厚的合约，甚至包括影片的最终剪辑权——在大制片厂时代的好莱坞，极少有导演能够拥有这一权力！1964年接受《电影手册》记者的访问时，威尔斯承认，那是一个导演在好莱坞体系下前所未有的“绝对权力”。他把雷电华当作自己的仙纳都，仿佛可以自由支配一切。

     威尔斯打算改编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之心》作为开端，他甚至设计好了主人公的主观视点贯穿整个冒险之旅，但在预算做出来后，雷电华公司开始冷静下来，拒绝了威尔斯这个必然耗资巨大的要求。然后威尔斯提议拍Nicholas Blake的反法西斯小说The Smiler with the Knife，同样没有通过，据威尔斯说，是因为公司高层对他选定的女一号Lucille Ball没有信心。

    由于一直无法找到能令各方满意的题材，威尔斯很担心雷电华会对他信心动摇，他抓紧时间，和编剧曼凯维支（此前为威尔斯写过广播剧The Campbell Playhouse）酝酿出一个故事，开始命名为《约翰·Q》（John Q），后来改叫《美国人》（American），雷电华的老板乔治·沙弗拍板改成《公民凯恩》。

    曼凯维支的创意来自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生平，他的情妇玛丽恩·戴维斯和赫斯是好朋友，当然主角也有部分Robert McCormick和Joseph Pulitzer的影子。威尔斯的主意是从多个人的角度，来分别展现主角的不同侧面，他驱使曼凯维支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下剧本，豪斯曼在剧本完成过程中也有一定功劳。威尔斯在曼凯维支剧本基础上至少加了三场戏，又大改一通，主角凯恩的童年部分是来自威尔斯的自身经历。

     影片的摄影师则是当时业内首屈一指的格·托兰，担任剪辑师的是日后成为大导演的罗伯特·怀斯。演员中有部分是水星剧团的老班底。 消息走漏到赫斯特处，他指使旗下八卦作者Louella Parsons展开调查，最后确认影片确实是根据赫斯特生平展开，令他对这部电影的拍摄十分不满。他动用手中的媒体，抵制雷电华和这部影片，甚至威胁将好莱坞制片厂头脑们大多是犹太人这一事实公诸于众，此时，其他制片厂联合向雷电华提出开价买下拷贝。在威尔斯的坚持下，雷电华拒绝了，最终影片得以上映，虽得到非赫斯特阵营的影评人赞扬，但商业上的失败已经无法避免。在奥斯卡奖上，尽管《公民凯恩》一举获得九项提名，不过最终仅揽下最佳原创剧本奖。

一连串的商业失败

     随后的《安倍逊大族》（The Magnificent Ambersons）改编自获普利策奖的小说，雷电华在此片上投资比《公民凯恩》更大，无疑期待它能够挽回损失，因为格·托兰没有档期，这次合作的摄影师Stanley Cortez在拍摄中很难领会威尔斯的意图，所以进度十分缓慢。雷电华加强了在整个流程上加强了对影片的控制。

    在拍摄《安倍逊大族》的同时，威尔斯同时在拍另一部间谍惊悚片Journey Into Fear，剧本是他和约瑟夫·科顿共同完成的，这部影片的导演虽然只署名Norman Foster，但后来威尔斯自称，因为档期太紧，他们一起完成了导演的工作。

    就在两部电影同时进行的时候，威尔斯又答应了John Rockefeller和Jock Whitney拍一部有关南美的纪录片，所以《安倍逊大族》前期拍摄一完成后，威尔斯立即赶着出国，将毛片交给了剪辑师罗伯特·怀斯。他通过电话、电报、广播的指挥，完成了一个版本，但公司很不满意。雷电华将影片剪掉50分钟的内容，只余88分钟，并换上一个大团圆结尾。但法国影评人安德烈·巴赞还是肯定了《安倍逊大族》在景深镜头和长镜头运用方面的创新意识，“镜头段落绝对不是对同一场景中被摄动作的消极纪录，相反，拒绝分割事件，拒绝按时间分解戏剧场景，它比传统分切镜头可能产生的效果要好得多。”剪掉的底片随后被销毁，威尔斯回国后感到痛心疾首，但已经无法挽回。《安倍逊大族》再遭票房滑铁卢。

     南美之行的结果是纪录片It's All True，公司仍然很不喜欢，他们控诉威尔斯是个大手大脚的花钱能手，但却不能给公司带来盈利，最终威尔斯与雷电华反目。

接连的失败，令威尔斯一时无法在好莱坞找到导演工作，他暂时回到电台继续导演广播剧。1943年，他出演了Jane Eyre，1944年客串战争片Follow the Boys。 1944年，威尔斯执导了一出新的广播剧。1945年，他和Claudette Colbert出演悲情片Tomorrow Is Forever。尽管不愿有人请他做导演，但他作为一个优秀演员的名声却在好莱坞得到了认可。期间，除了继续广播剧的工作，他还为《纽约邮报》撰写谈政治与好莱坞的专栏。

     威尔斯在二战结束后执导了一部有关追捕纳粹战犯的黑色惊悚片《陌生人》（The Stranger）。按照他的原意，是让老搭档阿涅丝·穆尔黑德出演FBI特工的角色，而制片方断然拒绝，他们找来华纳兄弟公司专演黑帮片的老牌奸角Edward G. Robinso取而代之。

    1947年威尔斯为哥伦比亚公司拍摄《上海小姐》（The Lady from Shanghai）。这部电影由威尔斯和他当时的妻子丽塔·海华丝联合主演。威尔斯剪短海华丝的头发并漂成白色，这引起各方很大的争论。哥伦比亚公司的老板哈里·科恩在创作上向威尔斯下了许多命令，因为丽塔·海华丝在之前拍的影片中唱歌反响不错，所以勒令插入一段唱歌的场景，又为了让女明星光彩照人，所以一定要加上若干特写镜头。不止如此，公司硬性指定的作曲家令威尔斯极为不满，而影片结尾装满镜子的房间那场戏原本是不打算配乐的，但片厂根本对威尔斯这一意图置若罔闻。影片完成后的导演版本约为155分钟，对发行来说显然太长，所以被剪成87分钟就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了。就这样，《上海小姐》总算拍成，而哈里·科恩又担心这部片子会毁掉他的明星，决定将其暂时冷藏，最后推迟发行一年。

1948年，威尔斯终于说服Republic Pictures让他执导低成本电影《麦克白》（Macbeth），这次他应制片厂要求剪掉了20分钟，但票房依然失败。

威尔斯在欧洲（1948-1956）

    1947年，灰心失意的威尔斯离开美国，表面的说法是他为了选择自由，但根据后来确凿无疑的证据显示，在赫斯特阵营的长年鼓噪渲染下，FBI相信他是共产主义者，于是对他展开调查，威尔斯已被列入好莱坞的黑名单，这或许是他离开美国的主要原因。

到意大利拍摄《奥塞罗》（The Tragedy of Othello: The Moor of Venice），相比前作，首先此片由威尔斯的水星公司独家制作，无疑导演将自主权牢牢抓在手里；另外，《奥塞罗》拍摄周期足足达到三年，显然是呕心沥血之作。

   这一时期，威尔斯的电影生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为了不受大制片厂的制约，他不停地接拍其它导演的影片，赚取片酬以供拍摄自己的电影。此后三十年，都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处境。在《奥塞罗》拍摄期间，他演了四部电影，最杰出的是卡罗尔·里德执导的《第三人》（The Third Man，1949年）被英国电影学院评为英国影史百大佳片第一。威尔斯在片中亮相不多，但极为惊艳，尤其是那段亲自编写的关于博尔吉亚家族与布谷鸟钟的台词脍炙人口。

     《奥塞罗》明显比《麦克白》更加成功，在戛纳国际电影节大受欢迎，获得最高奖，但直到1955年才在美国上映。本片在表演上可圈可点，但过于浓厚的舞台剧形式，削弱了电影本身的力量，部分大场面由于技术条件所限也略显业余，所以《奥塞罗》仍非威尔斯最成功的文学经典改编之作。在之后的电影生涯里，威尔斯未停止将经典文学作品搬上银幕，他从五十年代就开始筹划改编他最喜爱的小说《唐吉诃德》，直到七十年代才动工拍摄，但一直没有真正完成。

     1950年，威尔斯在英国找工作，在《第三人》催生的Harry Lime广播剧大获成功后，他陆续制作了几个系列的广播剧。1953年威尔斯短暂回到美国主持CBS的电视节目，期间国税局专员对他进行寸步不离的监视，威尔斯在节目结束后再赴英国。

下一次导演的机会于1955年来到，影片Mr. Arkadin的制片人是威尔斯在政治上的导师Louis Dolivet。此片拍摄的足迹遍及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这部影片后来被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同年，威尔斯为BBC电视台导演了两套电视剧集。

回到好莱坞（1956-1959）

1956年，威尔斯回到好莱坞，主持了一些电视和广播节目。这次他在美国呆了三年。

《历劫佳人》

     在威尔斯重回美国的三年间，他最重要的作品是《历劫佳人》（Touch of Evil）。 1957年，威尔斯刚好为环球公司拍好一部名为《影中人》（Man in the Shadow）的惊悚片，他重写了剧本中关于自己角色的场景，令公司大感满意，决定与他继续合作，但谁也不会认为他还适合坐到导演的椅子上，因为此前一次次惨重的票房失败早已给好莱坞留下了恶劣的印象。

     新片暂定名为《邪恶勋章》，男一号是大明星查尔顿·赫斯顿，令赫斯顿愉快地接下这个角色的原因是出于一个误会，他以为威尔斯会执导这部新片，孰料并非如此，于是他建议，干脆让威尔斯来导演算了。此时环球公司高层中赏识威尔斯的人起了作用，威尔斯顺利得到了这个机会，虽然预算少得可怜，但想想若能借此证明自己在好莱坞体系中真有挣钱的能力，那也值得一试。在《历劫佳人》的拍摄期间，威尔斯使尽了自己的一切手段来与制片人搞好关系。果然，他的努力见了成效，环球甚至和威尔斯已经谈妥了接着一连五部电影的片约。但是，一切都毁在了剪辑的阶段。

    在电影手法上威尔斯是永不疲倦的革新家，他在《历劫佳人》中尝试了许多新奇的电影语言——尤其对于一部低成本影片来说更是如此。例如开场的那个十分著名的长镜头。威尔斯还在片中采用了对商业电影来说非常“前卫”的说故事手段，他在同时发生的几个场景之间来回跳跃，整个故事以非常零碎的片断方式呈现，还有夸张的广角镜构图，大量的实地夜景，前所未闻的声音表现形式，对人物类型大胆的颠覆，完全超出了意料之中的B级片概念。在花费三个月的时间完成后期制作后，威尔斯赶赴南美，忙于拍摄那部他一辈子都没能完成的《唐吉诃德》。环球公司趁威尔斯不在，开始自作主张，他们给开场那个干净流利的长镜头配上音乐和字幕——这是好莱坞电影为了节省时间的惯例，并找来新的导演Harry Keller，补拍一些特写镜头和说明性场景——这种行为遭到了影片主演查尔顿·赫斯顿与珍妮·李的抵制，当然这种抗拒是徒劳的。两条故事线也被并成一条。

    在制片厂的一手操纵下，剪出了另外一个面目全非的《历劫佳人》。这期间的操作，奥森·威尔斯不被允许进入剪辑室，完全被排斥在外。当他看到自己的心血经过加工之后的新版，不由得大为震惊，急怒之下的威尔斯奋笔疾书，草就一份长达58页的备忘录，痛斥环球对导演权力的践踏，历数他们低级无能的窜改，并指出，应该如何剪辑才是最正确的。这份备忘录抵达环球公司总裁Edward Muhl的办公桌后的结果，如同泥牛入海，事件没有任何转机。

     环球公司在制造出自己这份时长为93分钟的《历劫佳人》后，也不知接下来如何是好，搁置数月，然后草草发行，甚至没有为影评人举行试映，影片的失败结局可想而知。但随着时光推移，许多电视台、电影团体经年累月一次又一次的放映此片，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历劫佳人》超越时代的杰出。重新恢复《历劫佳人》的原貌，成为许多忠实影迷和部分业内人士的梦想。首先是在70年代，UCLA的罗伯特·爱泼斯坦（Robert Epstein）向环球公司索要一份拷贝用作学院内部放映，却意外发现这个版本长达108分钟，他欣喜地认为找到了失落的威尔斯原版。不过经考证得知，这只是当年制片厂的内部试映版，其中相当多镜头并非奥森·威尔斯本人拍摄。环球在八十年代发行该片录影带的时候，也无意请回当时尚在世的威尔斯纠正多年前的错误，还经典以原貌。所以，市面上始终没有能准确反应导演原始意图的版本存在，失望之情又延续了十多年。真正的突破出现在1992年，《芝加哥读者》的著名影评人Jonathan Rosenbaum在《电影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文中大幅引用了威尔斯那份备忘录中的文字；因主持修复冯·施特劳亨的《贪婪》（Greed）而在业内声望卓著的制片人Schmidlin偶然读到了这片文章，就动了重剪《历劫佳人》的念头，于是他请来好莱坞的头牌音效师与剪辑师，多次奥斯卡奖得主Walter Murch，以及录音师Bill Varney、Peter Reale和环球公司的画面修复专家Bob O'Neil，在Jonathan Rosenbaum的协助下，着手《历劫佳人》的修复与重剪，他们尽可能忠实于威尔斯的备忘录手稿，首先去除开场长镜头上干扰观众注意力的字幕和音乐，再按威尔斯所阐述的，着力刻画昆兰这个混合着高傲与粗野，果断与哀伤的腐败警长形象悲剧性的灭亡——将之还原成威尔斯一贯所执迷的典型“浮士德”故事，讲述灵魂的出卖与堕落。全新版《历劫佳人》在1998年面世，长度为111分钟，也被称为“导演剪辑版”。但威尔斯亲手完成的版本已经无人可以知道是什么模样。

    《历劫佳人》之后，威尔斯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出演了几部影片，有The Long, Hot Summer (1958)、Compulsion (1959)，他显然对回到好莱坞的生活并不满意，于是决意重回欧洲。

再赴欧洲（1959-1970）

     回到欧洲后，威尔斯断断续续在继续《唐吉诃德》的拍摄工作。1959年，他在意大利和香港演了两部电影。1960年，他在法国和南斯拉夫又演了两部电影，同时他回到当初呆过的都柏林Gate Theatre，排了一出舞台剧。这部舞台剧将莎士比亚的五部历史剧融为一体，为的是将焦点对准本来的配角，现在的主角——福斯塔夫，这并不是威尔斯第一次想这么做。1939年，威尔斯已经写好了《五个国王》的剧本，将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亨利六世》、《理查三世》冶为一炉。但当时失败了，所以这个计划一直搁置，成了他的心结。此次重新命名为《午夜钟声》（Chimes at Midnight）在爱尔兰登台上演。

    同时，他终于完成了《唐吉诃德》的前期拍摄，但后期却一做几十年，到他去世也没有真正完成。1992年，西班牙导演Jess Franco根据威尔斯留下的部分底片剪出了一个版本上映，并没得到好评。

    1961年，威尔斯为意大利电视台导演了一部电视剧。1962年，威尔斯改编了卡夫卡的《审判》（The Trial），此片辗转拍摄于欧洲各国，由安东尼·珀金斯主演。那段时期，他认识了女演员Oja Kodar。

    1965年，威尔斯终于把《午夜钟声》搬上银幕，他亲自饰演的福斯塔夫极为成功。当年24岁的他，尚未中年发福，须得将衣服垫厚并化老妆才能接近福斯塔夫的形象。二十多年后，威尔斯无须任何乔装便活脱脱一个福斯塔夫。

    1966年，威尔斯为法国电视台导演了电视片The Immortal Story，后来在法国的电影院也上映过，颇受欢迎。时隔四年，威尔斯与Oja Kodar重逢，两人在生活上和电影上就再也没有分开。

在电影生涯的后期，威尔斯的成功总是转瞬即逝，他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各种各样的好片、烂片里，无休止地充当配角、龙套、旁白。多数时候，威尔斯往返于欧美两地，这期间也曾和一些较为重要的欧洲导演合作.

    威尔斯并非没有遇到令事业起死回生的机会，科波拉和派拉蒙在替《教父》（The Godfather）中的维托选角时，也曾考虑过威尔斯。他的年龄、体态、嗓音、演技无疑不是上上之选，但科波拉经过反复权衡之后，仍选择了马龙·白兰度，结果起死回生的人就成了白兰度。

    几年后，威尔斯又获邀为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Star Wars）中的黑武士配音，这次，却是他主动拒绝了。还有次机会，科波拉筹拍《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本来库尔兹上校角色非他莫属。科波拉起初属意威尔斯饰演库尔兹上校，但最后又一次选定曾合作过的马龙·白兰度，令威尔斯再度与黑暗魔王的角色失之交臂。

在威尔斯潦倒的晚年里，新好莱坞的后起之秀们仍对前辈给予极高尊重。他在迈克·尼科尔斯《第22条军规》（Catch-22）中出演准将，并结识了新锐导演彼得·博格丹诺维奇，两人一见如故，从此结为忘年之交，博格丹诺维奇此后更成为威尔斯的代言人。威尔斯终身未写自传，但他和彼得·博格丹诺维奇曾进行长时间的对谈，后来出版的《我是奥森·威尔斯》（This is Orson Welles）是了解威尔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1969年威尔斯授权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使用自己的名字建立一座电影院——奥逊·威尔斯电影院，直到1986年。

在美国的晚年时期（1970-1985）

    因为一直收到美国电视台和制片厂的邀约，加上欧洲的小报不放过他和Oja Koda的私人关系，威尔斯毅然放弃了《唐吉诃德》的剪辑，于1970年回到美国。

他不再为大制片厂工作，只是参与一些小投资的电影和电视拍摄，他还发现自己成了脱口秀的红人，这段时期他的主要经历集中在完成The Other Side of the Wind的摄制，一共花了六年，但最终也未完成。许多曾帮助过他的前辈、晚辈一起出现在其中，影片讲述年老失势的导演拍片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不过是威尔斯自身经历的再现。为这部影片，威尔斯自己掏了1百万美元，又从一家巴黎的伊朗公司筹到1百万美元，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当时伊朗国王的妻弟Medhi Boushehri，在拍摄过程中，一个西班牙投资人卷走了约25万美元并消失。伊朗公司答应补上资金缺口，但也因此得到了影片80%的版权，他们最终拒绝威尔斯剪辑影片。与此同时，伊朗国内爆发了革命，国王下台，影片的拷贝落入新政府手中，这部电影从此离开了威尔斯。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为这部影片的命运而努力，威尔斯晚年的挚友Peter Bogdanovich为此奔走了20多年，2006年10月初，Peter Bogdanovich称“事情现在进行得比较顺利，两三个月内会有确切的消息发布。”

1971年，他导演了一个较短的版本的Moby Dick，最后没有完成。同年，AMPAS授予他荣誉奖。威尔斯假装不在洛杉矶，请John Huston代领。John Huston批评了AMPAS这个假惺惺的奖项。

1973年，威尔斯完成F for Fake。

1975年，刚成立几年的AFI授予威尔斯终身成就奖，他在典礼上放映了两段即将完成的The Other Side of the Wind。

1979年，威尔斯拍了关于摄制Othello一片的谈话纪录片Filming Othello。这是为西德的电视台拍的，后来也在影院上映过。

70年代末，威尔斯出现在一些电视商业广告中，比如一个酒的广告就十分有名。

晚年的威尔斯除了在电视节目中露面外，他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开拍手中写好的大量剧本。此外，他也在洛杉矶的几所电影学校讲课。

1985年10月10日，威尔斯死于心脏病。虽然他生前曾表示不愿火化，但在妻女的主持下，遗体还是被火化，骨灰最终埋葬在西班牙一位朋友家中的枯井里。

争议、成就与评价

     1. 威尔斯认为“历史是短暂的”。生活在20世纪也好，18世纪也好，其实和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电影手册>影评人让·杜马其（Jean Domarchi）称威尔斯为“来自十六世纪的人”，把他比作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蒙田。威尔斯不置可否，却说如果让他自由选择生活在某一个时代，他会选择十二世纪。

他一生的悲剧就是一个中古世纪的骑士的悲剧。如果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威尔斯永远不合时宜。他向比他强大得多的体制挑战，结果必然遍体鳞伤。

如果来考察威尔斯电影生涯中主演并导演的角色，会发现相当多角色的命运与他本人的经历极为相似，凯恩、迈克尔·奥哈拉（Michael O'Hara）、查尔斯·兰金（Charles Rankin）/弗兰兹·金德勒（Franz Kindler）、谢里夫·奎林（Sheriff Quinlin）、福斯塔夫甚至包括奥塞罗——都在心理意义上是个失败者，哪怕他们在表面上看来可能强大无比，但都并不是自己所幻想成的那样，他们最后的结局是彻底的坍塌毁灭。从一方面看来，这便是威尔斯自身的写照。他过强的统治欲望和常人难及的天赋恰恰是毁灭自己的内在动力。

   可以这么说，左右威尔斯一生的外部力量有三种，一方来自好莱坞的权势人物，比如赫斯特及相关力量；一方来自公众，威尔斯的可悲之处在于他的作品始终无法吸引大量观众入场，获得商业时代在电影界立足的基础——票房，这又导致他不会受第一种力量的青睐；第三方来自评论界，以巴赞为代表的欧洲影评人率先 “重新认识”威尔斯，他高度评价威尔斯是“20世纪美国的文艺复兴人士”，盛赞威尔斯是那种追求只存在于艺术创作之中的圣杯的艺术家。然而自评论界获得的声誉并无助于他再获得像《公民凯恩》那样拍片的机会。特吕弗说，“（威尔斯）真正的悲剧在于30年来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同权力无边的制片人打交道，他们请他抽雪茄烟，却连一百英尺的胶片都不舍得给他。”

    2. 著名影评人宝琳·凯尔在1971年《纽约客》的一篇文章Raising Kane（此文后来被收入The Citizen Kane Book一书）中指出影片的成就不应全数归功于威尔斯，编剧曼凯维支功劳不在其下，她的言论激起轩然大波，许多影评人表示反对，威尔斯授意其崇拜者博格达诺维奇撰文反驳。凯尔书中引用的历史材料被博格丹诺维奇、Jonathan Rosenbaum及James Naremore一一驳斥。

Robert L. Carringer在1978年的文章The Scripts of Citizen Kane及其1985年的书The Making of Citizen Kane中详细批驳了宝琳·凯尔认为曼凯维支是剧本唯一作者的观点，他分析了影片前后七稿剧本，得出结论：编剧署名曼凯维支与威尔斯两人是恰当的。这七稿剧本的修改准确地指出了每个人的具体贡献。

研究威尔斯的著名学者James Naremore在The Magic World of Orson Welles' states中写道：

Carringer研究了雷电华公司的档案，调查了所有七稿剧本的修改，访问了所有相关人士，找到了文献证据表明威尔斯确实是《公民凯恩》剧本的主要作者。也就是说，影片的编剧署名没有问题：《公民凯恩》由威尔斯团队制作而成，曼凯维支和威尔斯都是作者，另外约翰·豪斯曼拒绝了署名为编剧，威尔斯还担任了导演，总的来说，威尔斯工作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

     3. 在英国电影刊物《画面与音响》每隔十年的史上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评选中，威尔斯和《公民凯恩》几乎总是双双位居第一。

     4. 威尔斯对电影的历史贡献十分巨大。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位电影大师,电影奇才 

(本贴参考中外影视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