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伯尔尼几个礼拜之后，我们的关系首次出现了麻烦，这种麻烦一年之内经常发生。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对这段时间寄托了太高的期望。我期待他的是某种先知性的东西，一个不仅精神上、道德上也绝对突出的形象。事实很快表明，在我的入伍经历和随后我们之间的通信之后，瓦尔特和多拉对我的希望很高，希望我理解他的世界，而我无法不加批判地，我几乎可以说是，不分是非黑白地满足它们。更主要的是，这些紧张的原因不像后来被本雅明称作“激烈争吵”回忆有关他在思想争论中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谈话和书信，而在于我们性格上的不同。这体现在生活方式的实际问题和对资产阶级世界的态度（金钱问题、跟父母的态度和与人交往等）。多次出现失控的场面，没有多拉好心地斡旋很容易灾难性的结束。我陷进的冲突是一种道德上的冲突。本雅明的思想对我有一种光芒四射的道德灵光，只要我能理解地置身于它们，它们就有一种独特的道德，它是跟他们一目了然地处于其思维遁点的宗教氛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相反，在本雅明跟日常生活的关系中却存在一种极其反道德的因素，我无法习惯，虽然他因为看不起资产阶级而为之辩护。多拉和他在这种事情上的一些思考引起了我的抗议，因此多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有时十分突然，争吵中我俩发生冲突，因为我们做出了不同的道德决定。他周围有某种纯粹和绝对的东西，一种对宗教的献身，像一位犹太教经师，他漂泊到了另一个世界，在寻找他的“经书”。当我在密切交往中不得不认识到它的极限时，这对我是一种危机。他的生活没有他的思想所体现的那种高度纯洁。我太年轻，我经常告诫自己，说到底我们大家都一样，我们无法摆脱外界形势的纠缠，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因为我们在那些年的迷惘中试图为我们保留一个它们钻不进的领域，可这无济于事。我渐渐明白，本雅明和多拉虽然承认在宗教领域内上帝的启示是最高级的，可我认为接受十诫为道德世界的绝对价值同样重要，但这不适用于他们：凡涉及他们跟他们的生活环境的具体关系时，他们就辩证地分析它们。这首先表现在我们就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父母从经纪商充分利用到什么地步的问题进行过一次长谈中。本雅明对资产阶级世界的立场是一种激怒我的肆无忌惮，具有虚无主义的特点。他只承认他在他周围建立起的生活范围和宗教世界里存在道德标准。他俩都指责我天真，说我听任我的姿态的控制。我被一种“恼人的健康”所伤害，不是我拥有这种健康，而是这种健康控制我。本雅明解释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只有自己的义务，而不必遵守我们所摒弃的社会规则。我对责任感的理解，比如对待我们的父母的要求，遭到完全地拒绝。让我很吃惊的是，他讲话中经常有很浓的尼采成分。尽管如此，很奇怪，这些争执虽然有时非常激烈，经常结束语本雅明的特别诚恳。有一回在这么一场暴风雨之后，它结束时双方都惊呆了，本雅明陪我往外走，他紧紧攥住我的手很久，深情地凝望着我。这是一种在热烈交锋中走得太远的感觉吗？这是那种不想失去这段时间在精神和空间商离他最近的多拉之外的唯一一个人的原因吗？
在这里我想说，本雅明实际上绝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这是跟他的根深蒂固的弥赛亚信仰分不开的。肯定，他对资产阶级社会报以不小的玩世不恭，可这甚至都让他难过。在这个范围之外他根本不这样。凡涉及重要对象的地方，在宗教、哲学和文化里，在本雅明身上根本谈不上玩世不恭。他的无政府主义跟玩世不恭毫无关系，在我们交往最密切的那几年里，他所认为的“精神秩序”是一种完全排斥这种东西的概念。但在他身上还是不缺对那些将玩世不恭和严肃智慧结合在一起的极其可信的钦佩。这一点我首先是从三个例子上在他身上观察到了：他对福楼拜的《布法与白居谢》的欣赏，在这里更多是他对资产阶级虚伪的蔑视分不开的，特别是他对那马诺纳，也许还有对费迪南德·哈德科普夫的欣赏。他欣赏米诺钠我很容易理解，但对哈德科普夫我缺少必要的感受能力。
——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P53-56
我们在远方写作。——萨义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