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班地铁：反习俗之道而行的风格
文/方晓阳
相比起一般涉及二战的电影，杜鲁福的《最后一班地铁》是“反其道而行”的。一般二战片都有鲜明的伦理道德立场，对于战争表示强烈的谴责态度，如雷奈的纪录片《夜与雾》和剧情片《广岛之恋》，以及马勒的《孩子们再见》。即使如马勒的《拉孔布·吕西安》，描写战争时期的通敌者，也是用极为沉重的笔调，引起观众对于战争、道德和人性的思索。然而杜鲁福的《最后一班地铁》迈着轻快的步子向我们走来了，它丝毫看不出战争的沉重，杜鲁福的电影是“人生难以承受之轻”。这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如杜鲁福自己所说的，在二战期间他只是孩童，他那一辈人并不像雷奈那一辈人对于战争有着切身的体会以及由此带来的伦理道德的困境，在一个孩子眼中，毋宁说一切都是轻快的游戏。第二是杜鲁福一贯的无政府态度，他的电影向来从不涉及政治，这一点他和《最后一班地铁》中的剧场演员们相一致，认为对于艺术家来说，不管外部环境如何翻天覆地，惟有艺术至上。恰是这一点，反而让杜鲁福的《最后一班地铁》相比一般的描写战争时期的影片，更加耐人寻味。也许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来观看这部电影，准备再次接受战争对我们良心的拷问，但真正看电影的时候才发现我们错了，《最后一班地铁》以风姿绰约、勇敢善良的剧场女老板为中心，身陷黑暗却矢志写作的剧作家，风流多情但勇敢正直的男演员，徐娘半老的中年女演员，想抓住一切机会的年轻女演员，包办道具灯光等一切杂务的剧场工作人员，顽皮狡黠的看门人儿子，交际广泛的经理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轮番上场展现他们轻盈的舞步，在正红色的主色调下，让这部电影宛如一部歌舞片，处处洋溢着对生命和艺术的热爱。这样轻盈的舞步和时代背景的沉重尤其形成强烈的反差。
《最后一班地铁》一片的主题，不是政治，而是艺术；爱情和人性才是杜鲁福电影世界的核心，而非意识形态或政治口号。杜鲁福当然厌恶战争，但这不能影响到电影的主色调，时代的黑暗更衬托出人性的光辉。影片中的德纳芙就是现实世界的杜鲁福的化身，她对她的戏剧事业的坚持和热爱，就是杜鲁福对电影事业的坚持和热爱。在七零年代，因为文化上的退缩保守姿态，杜鲁福遭受了许多批评，其中甚至有来自其当年的老友高达的咒骂。但杜鲁福用《最后一班地铁》做出了漂亮的还击，他告诉那些人，艺术家唯一重要的职责就是对自己艺术的热爱，只有对自己的艺术负责，才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也才是对这个社会负责。电影中的演员们在剧场的舞台上演戏，更在沦陷区的“舞台”上与各色人等周旋，这就是艺术和生命的融合，人生如戏，也正如杜鲁福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他所热爱的电影事业一样。
《最后一班地铁》取得了商业和口碑上的巨大成功，因为杜鲁福对沦陷期的那段岁月，对浮沉于黑暗现实的人们，用最包容的态度最热情的笔触去描绘，给予他们最鲜活的人性。相比于执着于描绘战争创伤和道德阴影的电影，这是艺术上的一个创举。但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杜鲁福还是太过于理想主义了，真正在战争年代的人们，尤其是艺术家、知识分子，不可能有剧中人如此单纯的乐观主义，道德和良知的挣扎是不可避免的。和《日以作夜》中把电影界描绘成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一样，高达对杜鲁福的批评狠对，杜鲁福的确是在用电影制造虚幻掩盖真实。杜鲁福所宣扬的人性真是太过于人性了，他不过是退缩到电影的世界中去以躲避现实的黑暗罢了。《最后一班地铁》虽然看似行云流水，但还是有太多雕琢的痕迹，太多刻意求工的痕迹。也因此，“人生如戏”只是杜鲁福一个勤勉的理想，到底还是比让·雷诺阿真正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化境低了一筹。
文/方晓阳
相比起一般涉及二战的电影，杜鲁福的《最后一班地铁》是“反其道而行”的。一般二战片都有鲜明的伦理道德立场，对于战争表示强烈的谴责态度，如雷奈的纪录片《夜与雾》和剧情片《广岛之恋》，以及马勒的《孩子们再见》。即使如马勒的《拉孔布·吕西安》，描写战争时期的通敌者，也是用极为沉重的笔调，引起观众对于战争、道德和人性的思索。然而杜鲁福的《最后一班地铁》迈着轻快的步子向我们走来了，它丝毫看不出战争的沉重，杜鲁福的电影是“人生难以承受之轻”。这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如杜鲁福自己所说的，在二战期间他只是孩童，他那一辈人并不像雷奈那一辈人对于战争有着切身的体会以及由此带来的伦理道德的困境，在一个孩子眼中，毋宁说一切都是轻快的游戏。第二是杜鲁福一贯的无政府态度，他的电影向来从不涉及政治，这一点他和《最后一班地铁》中的剧场演员们相一致，认为对于艺术家来说，不管外部环境如何翻天覆地，惟有艺术至上。恰是这一点，反而让杜鲁福的《最后一班地铁》相比一般的描写战争时期的影片，更加耐人寻味。也许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来观看这部电影，准备再次接受战争对我们良心的拷问，但真正看电影的时候才发现我们错了，《最后一班地铁》以风姿绰约、勇敢善良的剧场女老板为中心，身陷黑暗却矢志写作的剧作家，风流多情但勇敢正直的男演员，徐娘半老的中年女演员，想抓住一切机会的年轻女演员，包办道具灯光等一切杂务的剧场工作人员，顽皮狡黠的看门人儿子，交际广泛的经理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轮番上场展现他们轻盈的舞步，在正红色的主色调下，让这部电影宛如一部歌舞片，处处洋溢着对生命和艺术的热爱。这样轻盈的舞步和时代背景的沉重尤其形成强烈的反差。
《最后一班地铁》一片的主题，不是政治，而是艺术；爱情和人性才是杜鲁福电影世界的核心，而非意识形态或政治口号。杜鲁福当然厌恶战争，但这不能影响到电影的主色调，时代的黑暗更衬托出人性的光辉。影片中的德纳芙就是现实世界的杜鲁福的化身，她对她的戏剧事业的坚持和热爱，就是杜鲁福对电影事业的坚持和热爱。在七零年代，因为文化上的退缩保守姿态，杜鲁福遭受了许多批评，其中甚至有来自其当年的老友高达的咒骂。但杜鲁福用《最后一班地铁》做出了漂亮的还击，他告诉那些人，艺术家唯一重要的职责就是对自己艺术的热爱，只有对自己的艺术负责，才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也才是对这个社会负责。电影中的演员们在剧场的舞台上演戏，更在沦陷区的“舞台”上与各色人等周旋，这就是艺术和生命的融合，人生如戏，也正如杜鲁福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他所热爱的电影事业一样。
《最后一班地铁》取得了商业和口碑上的巨大成功，因为杜鲁福对沦陷期的那段岁月，对浮沉于黑暗现实的人们，用最包容的态度最热情的笔触去描绘，给予他们最鲜活的人性。相比于执着于描绘战争创伤和道德阴影的电影，这是艺术上的一个创举。但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杜鲁福还是太过于理想主义了，真正在战争年代的人们，尤其是艺术家、知识分子，不可能有剧中人如此单纯的乐观主义，道德和良知的挣扎是不可避免的。和《日以作夜》中把电影界描绘成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一样，高达对杜鲁福的批评狠对，杜鲁福的确是在用电影制造虚幻掩盖真实。杜鲁福所宣扬的人性真是太过于人性了，他不过是退缩到电影的世界中去以躲避现实的黑暗罢了。《最后一班地铁》虽然看似行云流水，但还是有太多雕琢的痕迹，太多刻意求工的痕迹。也因此，“人生如戏”只是杜鲁福一个勤勉的理想，到底还是比让·雷诺阿真正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化境低了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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