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佩德罗·阿尔莫多瓦兴高采烈地建立了它作为“西班牙最有名望但最声名狼藉的青年电影制作者”的地位时，《濒临精神崩溃的女人》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欢闹将他标榜为令人不能容忍的性幽默感的化身。11年后，阿尔莫多瓦在令人陶醉的另一种不同气氛中又回来了。
·一部一部解决电影饥渴
阿尔莫多瓦出生于拉曼查一个煤气站簿记员和家庭妇女的家庭，他在严格的罗马天主教影响下长大。阿尔莫多瓦17岁来马德里，开始为地下报纸画滑稽连环漫画，后来在全国电话公司当一名营业员。这时，他早已是一名影迷了。在业余时间里，他买了一架超8毫米的摄影机开始拍短片。他还加入了一个剧团，在那里认识了西班牙青年演员卡门·毛拉和安东尼奥·班德拉斯。
编剧及导演的作品有：
1980年 《佩皮、卢西、博姆和其他像母亲一样的姑娘们》
1986年 《欲望法则》
1987年 《濒临精神崩溃的女人》
1989年 《捆住我，绑住我》
1991年 《高跟鞋》
1993年 《奇卡》
1995年 《我的秘密花》
1997年 《活色生香》
1998年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
2002年 《对他说》
2004年 《不良教育》
2006年 《回归》
·“我的秘密花”在“濒临精神崩溃的女人”之后盛开
佩德罗·阿尔莫多瓦的《我的秘密花》和他成功的作品《濒临精神崩溃的女人》十分相像，但不同的是，它的叙事直截了当，节奏相比《濒临》要慢一些。不管怎样，这部新片具有小心谨慎、有节制而且显得忧郁、悲哀的特征，娱乐效果也比阿尔莫多瓦以前的影片要差。甚至连片名比起《高跟鞋》和《捆住我，绑住我》艳丽、潇洒的片名都要微妙、纯净。事情仿佛是遮阳德：阿尔莫多瓦终于以深思熟虑和更加成熟的作品回答了那些指责他轻浮、浅薄的影评家。
《我的秘密花》是对妇女优雅而充满智慧的颂扬。然而这一回，阿尔莫多瓦的叙事是低调的——调子比以往的影片都要低沉。虽然他的同情与怜悯依旧，但作为他的商标的“专横与残忍”不见了。影片可以被解释为一部严肃的喜剧片，它的幽默感出自对生活荒唐、敏锐的观察力。
一些电影制作者会到达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即：他们的作品如此具有独特风格，以至于他们再也不能照旧干下去了。佩德罗·阿尔莫多瓦就属于这一类导演。过去人们习惯称他的影片“独出心裁”，但是它们如此具有着他独有的风格，以至于现在看来这般冗长累赘，这就好比简单地统称布努埃尔的作品“超现实主义”一样。
而阿尔莫多瓦的影片已变得十分玄妙。虽然《我的秘密花》采用了另一种行动纲领，他仍然是在他自己的马德里。影片的调子没有过去那么疯狂。莱奥是个濒临精神崩溃的浪漫小说女作家。他的军人丈夫是在战争地带，他的出版商喜欢她的书有更多的病态和低级的描写。这是一个关于性和悲惨处境的故事——听起来像是阿尔莫多瓦典型的故事情节。
要是在以前，阿尔莫多瓦就会描写主人公性生活一团混乱，可是这一回影片变成描写中年生活痛苦的一个近于现实主义的故事——是在艺术片影院放映、描写穿着时髦女装、在十字路口彷徨的女子的电影。
你可以将这个故事看作对本片导演生活困境的讽喻——每一个人都想让他制作出时髦、漂亮、耸人听闻的黄色影片。实际上，阿尔莫多瓦宁愿拍一些关于真实感情的影片，但在这里很难找到有实质的真实的感情色彩。也许这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阿尔莫多瓦使严肃的暗示变得无害的风格。
现在50岁的阿尔莫多瓦既不是一个孩子，也不特别令人畏惧。比起几年前的他，阿尔莫多瓦显得精干消瘦，也健康了一些。《我的秘密花》是他戒烟后的第一部作品。并且，他将这部影片部分地奉献给他的母亲。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是阿尔莫多瓦最新和最成功的杰作，他描写了妇女和母亲的世界。该片在1999年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金棕榈最佳导演奖，又获2000年美国第57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和奥斯卡奖提名。
在电影的开头，玛努埃拉给她的儿子读了杜鲁门·卡波特的作品《变色龙的音乐》开头的几句话：“当上帝交给你一件礼品的时候，他也交给一条鞭子；鞭子完全是为了鞭策自己。”玛努埃拉曾经是一名业余优秀演员，但是她最伟大的创作活动是生育并带大了她的儿子。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生动地探讨了母亲世界这一普遍的主题，具体的故事来自同性恋文化特别的发源地。许多影评家认为这部杰作用了阿尔莫多瓦20年电影生涯和有生以来所有对世界的观察。
本片是阿尔莫多瓦华丽铺张的影片的一种新排列。它将生命力与艺术性编织进关于爱情、丧失亲人与怜悯的一匹美丽多采的织锦之中。影片各式各样的女性——真人、剧中人或想成为某种人物的人——全经过精神崩溃的阶段，进入仁慈得多的境况。
《欲望号街车》在影片女主人公、护士玛努埃拉的生活中起了一个关键性作用。它也是影片的核心。因为《关于我母亲的一切》描写的是杰出的有生命力的女人，而不是受到创伤后失败的女人，所以它赋予玛努埃拉令人震惊的经历以戏剧性。影片是献给扮演女演员的女演员们的。
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在《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中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而其关键在于，跟威廉斯一样，阿尔莫多瓦也是一个同性恋者，他为妇女写下美丽的颂词，而不必再提脆弱、受损害的男性——他们富有诗意的灵魂只会遭受挫折而留下伤痕。在《关于我母亲的一切》里，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随着情节的发展激增、扩散着，与此同时，观众相信“姐妹情谊”的巨大力量能提供一些阵痛作用。
在美国林肯中心电影学会，节目主持人理查德·佩纳为纽约第一届西班牙电影节举行开幕式时，追溯西班牙电影开始复苏的情景。“当我们开始的时候，西班牙电影也还处于低谷，”佩纳说，“但现在它已变成欧洲最繁荣的电影业之一。今日的西班牙和伊朗一起，正在创作最有趣的影片。”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有一群令人不能容忍的人物。首先是一个曾当过业余女演员的母亲，她的爱子埃斯特班在17岁生日那天遇车祸丧生——当时他追着著名戏剧女演员乌玛·罗霍签名留念。这位著名女演员在正上演的美国舞台剧《欲望号街车》中扮演女主角。玛努埃拉过去曾在这出戏中扮演女配角斯黛拉。就在那时，她遇见了儿子从未见过面的生身父亲——他扮演斯坦利。后来他变成了易装癖，为了寻找他，玛努埃拉遇见故人——同是易装癖的妓女阿格拉多。另一位修女罗萨因玛努埃拉儿子的父亲——易装癖男妓罗拉而怀了孕，生下的儿子也取名埃斯特班——玛努埃拉当上了他的养母。
阿尔莫多瓦这次的电影风格看上去没有他早期影片那样轻率无礼。然而1995年，他的影片《我的秘密花》暗示着他的更喜欢思考、反省的电影风格又回来了。
·阿尔莫多瓦自说自话：导演技法是一种个人经验
说到底，只要影片讲述了某种有趣的事情，确实有自己的观点，所有人都不会在乎技术上的失误。正因为如此，我想拍电影的人的忠告是：“去拍吧，即使你不知道该如何拍。”
他们会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当然，前提是有某事要说。实际上，技术是个诱饵，我体会到，我学得越多，我就越不愿意运用我学到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说对我是种束缚，我愈来愈寻求朴实无华。我现在差不多只用很短或很长的镜头拍摄，而且镜头几乎不运动。我处于近乎强迫自己写一篇论文，以证明一次最小的推拉镜头运动的正确性的阶段。
在较低的层次上，也可以通过看影片来学电影。其危险性在于会落入崇敬的陷阱。人们看到某些大师的拍片方式，然后就试图模仿。如果这样做纯粹是出于欣赏，那时不可取的。这样做的唯一站得住脚的理由，是在别人的影片中找到他遇到的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因而这种借鉴成为他自己影片的一个积极的部分。可以说，第一种方式（崇敬）是借，而第二种是偷。但是，在我看来，只有偷是情有可原的。如果偷是必要的，那就不应该犹豫不决。所有的作者都这样做。就我个人而言，我灵感的最主要的源泉无疑是希区柯克。我从他那里拿来最多的是色彩。这既是因为这些色彩让我想起了童年，也是因为——这二者无疑是相关的——对我来说这是最适于虚构世界的色彩。
要拍摄一部电影，必须有一个摄制组，这个摄制组是由人组成的，而人不是100%可以控制的。你可以选择景别，但在拍摄时，一切都掌握在持机摄影师手中。你可以几小时地讨论你想要的光线，但说到底，真正决定用什么光线的是首席摄影师。这没什么了不起。首先，因此你必须展开的这种斗争本身非常有利于创作；其次，还有一些领域是由你绝对控制的，你必须将精力集中于这些方面。如剧本、演员的表演、主色调的选择，主色调在布景、服装和影片的整体格调方面起着支配作用。正是在这些方面，我可以自我表达得最充分；正是在这些方面，我尝试着尽可能走得更远。在拍摄之中，我做的一切决定完全是出自我的本能。我在行动时仿佛我确实地知道我去向何方，但实际上我并不知道！我认识路，或者不如说我在看到这条路时认出了它，但我不知道目的地。电影首先是一种探险。人们拍电影纯粹是出于个人原因，是为自己发现一些东西。
拍摄既是制作一部电影最具体的部分，也是最不稳定的部分。在这个阶段，一切都被决定下来；也是在这个阶段，一切都可能发生——最好的或是最坏的。在通常情况下，我在拍摄现场的工作方法是首先安放好摄影机，同时让演员们做一些机械的动作。然后，一旦景框确定，我就请整个摄制组离开，我单独和演员们工作。有时，我要求演员用更多的时间重演一次，有时又要他们用很快的节奏再来一遍。有时我将其重拍得更具喜剧性，有时又更带悲剧色彩。然后，在剪辑时，我选出理想的调子。奇怪的是，我在拍摄中产生的大部分想法都带有喜剧性。
对于剧本，大部分导演更愿意自己来写。但这是差强人意的解决办法。最理想的，是导演应该找到一位真正与他心灵相通的编剧，他们的关系应该类似于婚姻关系。斯科西斯和施拉德在拍《出租汽车司机》时的情况显然就是如此。他们一道组成了理想的搭档。所有的导演-编剧组合都应该如他们一样：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TO BE YOUNG WAS VERY HEAV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