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的孤独寓言
蔡明亮之前，台湾新电影独领风骚，杨德昌、侯孝贤以关注台湾的历史与现在及其充满张力的关系屹立影坛。蔡明亮的出现，猛然间把台湾电影的主题引上了后现代社会的当下现实。杨德昌、侯孝贤挥之不去的“大陆情结”开始消失，历史的“缺席”使他片中的人物处在“无根”状态，蔡明亮片中的台湾和人物，已完全是一种崭新的风貌。
蔡明亮的爱情不万岁
自由创作与票房“低空”
蔡明亮的第一部片是在1992年，在电影环境方面，由于好莱坞外片市场的全面放开，加上港片日益通俗化的攻势，使得台湾电影在票房上完全败下阵来，台湾电影自“新电影”以来重艺术、轻商业的风气，使之对商业片市场而言几乎全面瓦解，只剩下少数艺术片兀自努力着。当台湾电影工业濒临绝境的时候，台湾“中影”公司因为投资李安拍片的成功，使他们决定采用以小成本投资艺术电影进攻影展的策略，走出电影工业一蹶不振的困境。蔡明亮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在经历了小剧场导演、电影编剧、电视编导等工作后，终于得到拍电影的机会。蔡明亮曾感言：“台湾导演比香港导演幸福的地方，在于可以拍自己喜欢的东西；像如果有人找我拍戏，就等于是肯让我自由去创作，这是我很喜欢在台湾拍戏的原因。”
从首部作品《青少年哪吒》开始，蔡明亮就形成了“为自己写作”的风格，他曾表示“创作本来就是很自私的，我其实是在为自己写作”。蔡明亮之后的作品在票房上都维持一个“低空飞过”的基本水准，为了创作这种不可能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非通俗电影，蔡明亮首先在创作成本上让步，《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和《河流》的制作成本分别是新台币1000万、1200万以及2000万元，还要在考量不同地区观众的基础上，降低国际语言与文化的隔阂。这种个人化的创作方式让蔡明亮感觉“在整个电影归类的定位中，已逐渐打开一个出路”。
特吕弗的信徒，《四百下》的拥趸
在蔡明亮的电影生涯中，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主将特吕弗对其影响最深。蔡明亮曾在很多重要场合表示过自己对特吕弗电影的欣赏和尊敬，“每当我在创作上遭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会想到《四百击》（即《四百下》），把它拿来看一看之后，就没事了”。在谈到特吕弗的电影时，蔡明亮曾表示：“我觉得我在他（特吕弗）的电影里感受到一种气息，就是创作上的自由，他想拍什么就拍什么。而且我觉得他的电影里面有一种对人的宽容。”
正如特吕弗在《四百下》中安排了少年“安托万”的出场，从此“安托万”的成长故事成为特吕弗电影的系列剧，同一演员成为几部影片的主角，同一角色从小至大，拥有强烈的自传式特色。而蔡明亮的电影中，同名主角“小康”贯穿始终，虽然未说明是同一个人，但是角色之间的关联性亦可称之为“小康系列”。拍完《爱情万岁》之后，蔡明亮发现“我可以完全把电影当作一个作品来创作”。
得“悲观”病的孩子
蔡明亮总是自己编剧，而在编写过程中并非一个人“闭门造车”，也和专业编剧合作，但是编剧杨碧莹（《爱情万岁》、《洞》的编剧》）说：“大家的想法往往只是用来刺激导演的想象空间，因为导演会作大幅度修改，开拍时导演的剧本和当初的剧本一点也不一样。”蔡明亮也表示：“我不太仰赖剧本，常常是仰赖场景给我的感觉，有时连结尾也会改。”
《爱情万岁》本来是一个喜剧的结尾，最后杨贵媚哭完之后又回头去等阿荣的醒来，但是当蔡明亮看到“七号公园”一片疮痍的情景时，他觉得那就是女主角心情的写照，于是就在默然的哭泣中结束。正如他带着《爱情万岁》参加威尼斯影展的记者会上所说：“随着台湾社会发展越发多元化，当我们看到老的建筑推倒，代之以新的建筑时，内心的感受是非常奇特的，身为台湾新一代的电影作者，我们在用镜头注视现在，希望可以从中找到面对未来的勇气。”
蔡明亮承认自己是很悲观的一个人，“我一直觉得人很苦，这种苦是没有人知道的，有的是很表象的，另一种不是，我就想拍另一种苦相。拍电影之于我而言就像修行，并非是设想一个主题完成就好，似乎‘去拍摄电影’这个动作、这个过程是最大的考验，也是最有冲击力的”。——整理参考自：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蔡明亮》及陈宝旭、王志成关于蔡明亮的访谈
原来我和尼采同一天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