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看了《卡廷惨案》,压抑和震惊无以言表。今天又收到朋友转来一篇关于红色高棉的文章。其实,一年前已写过一个关于此片的简评,现在因为了解了更多史实而有了更强的感触。
朋友转我此文,是因为大家有过一个关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讨论。基本上,大家都不再相信那是一场所谓的“自卫反击”,有人说,是为了转嫁国内的各种矛盾,美国就经常干这种事;也有人说,是因为文革后军队比较松散,武器落后,是为了练兵。而我听过这样一个解释:当时越南正和柬埔寨打,而中国和柬的关系一向非比寻常。面对西哈努克的请求,为了减轻柬的压力,于是我们也出兵攻打越南。试想,彼时的越南刚刚经历了与美国的长年战争,损耗严重,那边厢又与柬埔寨战火正酣,怎么可能还有能力来攻打中国?自卫反击的说法实在比较勉强。下面这篇文章,大概就印证了我的观点。
一年前的短评:
过去的看守们重回S21集中营,在深夜里再现当年惩诫犯人的场景,一切宛如一场精心策划过的行为艺术。只是,再高明的艺术也无法传达出现实的残酷与阴森。
当幸存者与施暴者在梦魇之地重逢,每一个诘问都直抵内心。而能够找到那么多暴行的实施者,让他们面对镜头回述自己当年如何割开犯人的喉管、如何把犯人抽血致死的事实,要比任何单纯来自受害人的控诉更为震撼。这才影片最特别之处。
这位老人因为会画画,被看中画领袖的像,所以得以幸存。(这个是《伪钞制造者》中情节的现实版)
老人的作品之一,描述自己当年和很多人一起,被绳子串着、蒙着眼睛抓进集中营。
那些年轻人都是当年集中营的看守,当时只不过十几岁。老人用画帮助他们回忆过去。那时成排的囚犯就这样躺在地上,每天只喝一点稀饭。老人说自己在一个月里,只上过一次厕所,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拉。
当年的集中营现在成了纪念馆。死难者的照片排满了整面墙。
转文:
每年的1月7日,是柬埔寨的公众假期。这个全体国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国家节日,却有着个骇人的名字:victorv Over the Genocide Day(大屠杀逾越日)。
实际上,这一天是1979年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日子。尽管历史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观来定义它——从“解放日”到“沦陷日”,但柬埔寨人固执地将其定义为“终结大屠杀”的日子。无论你把越南人称作解放者也好,入侵者也好,都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将一场高棉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无明和最血腥的大屠杀戛然终止。幸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设立了这样一个节日,用以纪念他们的功德,哀悼数以百万计的被屠杀者以及展示这空前无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后人。
1975年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部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仅仅两天之后金边全城听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年轻凶悍的红色高棉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扳机上,绕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们连一点收拾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开始遍地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涌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竞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成千上万的民居门窗大开,阳台上还飘扬着刚刚晾晒的衣服。赤日炎炎,没有食品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途中。一旦倒下,卡车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耳朵被载重的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摘自 MR.CHUM MEI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他是大疏散亲历者和图士楞监狱7位幸存者之一,因可为监狱当局修理汽车引擎而免于一死)。同样的场景也在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涛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
令许多活下来的人至今都不敢轻易回忆起的这次大迁徙以其毫无理性、野蛮和血腥闻名于世,他的导演者就是我们“亲爱的波尔布特同志”。
要在经济基础和文明基础都相当落后的柬埔寨实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超级社会主义”就实现了:富人被消灭了,统统都是穷人;城市消火了,人人都成了农民;曾经的“东方巴黎”——金边,成了无人的“鬼城”;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却没有什么公有财产;货币被废除了却不建立供给制;寺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了,却还未来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却没有新的通讯渠道诞生;对知识分子更是简单到肉体消灭,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劳动队分开,吃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带一样的红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
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和一切独裁者一样,出于对已经到手的政权的不自信甚至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波尔布特紧接着就要实践他在中国“文革”时期学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波尔布特为他的屠杀的冠名,每一位中国人民都耳熟能详——“清理阶级队伍”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在柬的大约2万名越南侨民几乎被斩尽杀绝,这是1978年越南大举入侵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
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而在当时,我们中国人又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凤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
1978年圣诞节,越南10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在两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惶逃入边境丛林。1979年1月7日金边沦陷。越南人到处所见不是奋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柬埔寨百姓。
在越军人侵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孙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2月,中越战争爆发。
结束语
在波尔布特执政的短短3年8个月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一(《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版),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颠峰。
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杀也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
珍惜黄昏的村庄,珍惜雨水的村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