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与电影 ——电影《斗牛》、《鬼子来了》解读

 

经历了往年的“大跃进”式的发展，09年中国电影渐渐的呈现出一种缓和的态势。尽管有关部门依然高呼今年电影产量要超过多少，票房要怎么样，中国“大片”们依旧陷身与票房与口碑的尴尬之中。在这种多样化的类型发展和喧嚣的舆论争论之中，管虎导演的《斗牛》给中国的电影又增添了些喜气，这种喜气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影片的票房数字方面，在更大程度上是对中国“抗战”电影模式的又一次更写。在其之前我们有过姜文在2000年导演的《鬼子来了》。这两部影片完全的改写了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对于战争的刻画和表现，从姜文高呼“鬼子来了”惨遭封杀，到管虎“斗牛”的成功公映，前者投射出的是一种“鲁迅式”的国民批判性，后者则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余华式”的对于心灵苦难的反思和表达。如果从揭露与批判的层次来说，《鬼子来了》完全是一部成功之作，而管虎的《斗牛》呈现出一种悲天悯人之感。

中国战争题材的电影过去往往局限于意识形态的宣传，局限于其政治性的影响。在我们的宣传与历史传统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集体性呼唤永远是大于个体性的需求。中国电影的发展史中， 从“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如《上甘岭》《渡江侦察记》《董存瑞》《地道战》《地雷战》《红色娘子军》等，到“新时期”表现战争的影片如“三大战役”系列等再到最近的《集结号》始终体现着“国家”与“匹夫”的矛盾。“胡虏未灭，何以为家”使得新中国电影表现出一种英雄崇拜情节，在影片中只见英雄而忘却战争。更别提“文化大革命”时期了，或许当时整个社会都局限在了一种疯狂的荒诞尴尬之中，现实就是一部电影，何论艺术发展？

2000年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后又给中国的电影观众一个巨大的惊喜，《鬼子来了》从一种历史的审视视角来切入战争，影片改编自尤凤伟的小说《生存》，或许是小说的名字恰恰成为影片的点睛之处。影片一改以往抗战题材影片的套路模式，转而将抗战作为一种背景来探讨中国人当时的一种人生状态和存在困境。影片表现了抗战期间华北一个叫“挂甲台”的村子中，马大三和其他村民为“我”看着“两个人”的故事，在影片最后“日本子”还是屠杀了整个村子的村民。在这样的一个故事中姜文将他想表达的东西很圆满的装在其中，正如他自己所讲“前两个小时大家笑得乱七八糟的，后面一脚踹在了心窝上”。在影片之中几乎没有表现共产党怎么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抗敌斗争，甚至没有出现共产党的形象，反而将中国农民表现和刻画的愚昧、无知。或许这是这部影片至今不见天日的原因吧。因为姜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树立一种崇高的革命者形象，他是在试图接近鲁迅文章中的“唤醒”一些良心的东西。影片中村民二脖子等人逼着马大三去把花屋小三郎和童汉臣“处理”掉，对刘爷杀辅政大臣的表现等都显现出一种超然的真实性。山村里的农民们为鬼子包饺子，为鬼子杀鸡炖肉，相信鬼子能给他们口粮，为什么呀？还不是为了活着？在他们身上没有什么“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也没有什么“天下大同”，他们求的仅仅是有吃有喝，生儿育女，如果允许的话还可以唱唱小曲，他们向往的是“男耕女织”的生活。他们追求的是头颅被砍掉后在空中转九圈落地，然后嘴角上翘的“含笑九泉”。然而抗日战争作为全民族的抗战整个大的环境不允许存在一种“自私”的存在，这也就慢慢的消磨掉了“个体”，以至于最终导致上个世纪中期的大灾难。姜文在影片中表现的是一种赤裸裸的现实，他只不过是将多少年中国农民心理表现在银幕上而已。这部影片能刺痛观众的心，能让日渐麻木和沉迷的人们感知到我们自身的一种“丑陋”和无奈，这就已经很成功了，至少比树立一百个英雄要好的多。

管虎在《斗牛》中则没有那么多的批判色彩，他更侧重于一种悲天悯人的描写。影片最后牛二在山顶上将“牛二之墓”措置为“二牛之墓”道出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诉求，落叶归根，也是中国几千年来谁也无可质疑的传统。他坐在群山之中，头顶云层飘过，一切都过去了，包含着多少的沧桑和无奈以及对那段历史的谅解。余华的《活着》中传达的“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应该最能体现影片所要给予的东西。同样是为了他人看守东西（《鬼子来了》是花屋小三郎、童汉臣，《斗牛》是奶牛）《斗牛》中导演也试图去传达一种历史感，看看影片中那几个大远景镜头就可以看出。但这种历史感已经被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意味深深的掩盖，牛二经历了“日本子”、流民、土匪、解放军后好像是一个悟道者。他意识到在山下的世界中要想求得一种自身的生存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关涉到“他人”。“日本子”捅了他，流民喝了牛的奶还想吃牛肉，土匪将他扔进枯井还强迫奶牛配种，解放军忙着解放中国而无视他的存在。他是谁？从哪里来？要到那里去？没有人问，也没有人想知道，然而当牵涉到生存的时候，他和他的“九儿”就成了众矢之的。怎样求得安宁？“男耕女织”。影片还表现了马牧池的村民抗日的场景，而牛二与“九儿”的生生死死与其说是为了抗战还不如说是一种“一诺千金”式的精神。在这部影片里也没有英雄，有的只是一种沉沉的活下去的欲望。

中国文化中传统的东西在这两部影片中始终存在，人们相信“天命”，于是在关键时刻“抓红豆”，《鬼子来了》中舅老爷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斗牛》中“老祖”的“人神共愤”等，影片中没有了嘹亮的冲锋号，也没有了一种纯粹的意念式的口号，战争完全的后移，将人的东西前推，这是我们的电影所需要的方式，也是中国人存活的一种常态。

《鬼子来了》自拍完之后被封杀，原因很多，很多观众为这部影片愤愤不平，也为姜文愤愤不平。“没有一丝一毫相似于迄今为止来自于中国的任何一种创作特点，它是一部迎刃而上的电影。——《新观察家》周刊”。好的影片为什么不能够见到天日？意识形态的控制是基于一种愚民还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在表现抗战题材的影片的时候我方一定是“高、大、全”，结果往往会造成电影整体艺术水准的“假、大、空”，时代在发展而我们的艺术思维或者说我们的艺术表达范围仅限于上个世纪的层次，如何实现一种文化层次上的现代化？究其实质还是国家与个体的矛盾。但是当真实表达有利于整个民族的思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国家稍微的搁置一下？民族始终是在国家之上的，这是一个正常的文化表现的发展方向，也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当国家凌驾于民族之上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极权”的现象。当然作者在此的“民族”是指人之所为人的东西。中国电影分级制和立法的迟迟不作为始终是中国电影人和中国电影观众的心病。当艺术真实呈现的时候刺激观众，让他们去思考，去理解，这是一种应该持有的平和的心态，而不是去打压和封杀。相关的部门总是说中国电影怎么怎么不好，始终找不到问题的病根，其实他们自己就是病根。在中国任何东西追根究底或多或少总会和体制有关，但是《鬼子来了》在呈现一种态度，一种勇气方面比任何一部抗战电影更具有历史意义和反思价值。在香港举行的海峡两岸及香港导演研讨会上，中影集团副董事长江平道出了《色，戒》挨批的真正症结：“它的问题不在‘色’，而在‘戒’。‘戒’就是底线，是民族情感。两个镜头有问题，一个是汤唯那句‘快走，快走’，第二个是汤唯被处死时还在那里哭哭啼啼。”

   2008年《苹果》被拍死，《非诚勿扰》被迫改台词，慢慢的整个中国电影的市场中除去“山寨”就是“主旋律”的东西，我们向何处去？真正表现中国现实的影片太少了，如果有也不过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式的对于这种现实困境下的坚强奋斗的“自吹自擂”。我们怀念《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城南旧事》的时代，我们向往法国新浪潮，美国新好莱坞，只因为我们缺少现实，尽管自从30年代左翼电影以来我们始终倡导现实主义传统，然而讽刺的是我们满眼的“山寨”和“英雄”，当我们好不容易遇到现实的时候，往往又被审查弄笑了。《鬼子来了》不仅承载着一种历史的反叛，而且也承载着中国电影的很大的希望，希望中国电影能够像牛二一样心平气和的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