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阳光法国
七十年代的法国电影
作者：佚名
七十年代的法国电影位于一个“之后的”时代：新浪潮电影运动之后和震动全国的“68年五月风暴”之后。“作者电影”的确立与发展，显然得益于这两次规模浩大、影响持久的运动。步入七十年代之后，“作者电影”成了主宰这十年的主流电影。
法国电影制片制度虽然受到新浪潮运动的有力冲击，但从1958年到1968年十年间，电影“艺术”方面的演进远远大于电影“工业”方面的演进。在电影的机构与组织形式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戈达尔在1968年回忆一年前的情况时说道，他在1967年感到自己是“十年前就攻克的那座碉堡的囚犯”。席卷全国的“68年五月风暴”竟然以“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国有化政策受到抵制与反抗为导火索，大约不仅仅是偶然的巧合。
在“五月风暴”期间，学生走出了校门，工厂停产，工人罢工。在巴黎索尔本大学的阶梯教室里，电影家、评论家、技术人员、大学生，电视台的职工以及普通观众济济一堂，以民主讨论的方式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研讨法国电影的种种问题并将富有生气的意见汇聚成文，表决发布。连续数日，在其他一些大学，尤其是电影大学也召开了同样的会议。这年五月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以及夏季的阿维尼翁戏剧节被迫中断。法国人不无幽默地称之为“三级议会”。尽管“三级议会”没有导致一场1789年法国大革命似的电影革命，但是1968年“探索与试验电影团体”和“电影导演社”的成立都是“三级议会”的直接成果。他们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作者电影”确立了地位。
六十年代兴起的颇有影响的“真理电影”，成功地为法国社会与形形色色的人物画像，却错过了“五月风暴”的约会。虽然拍摄68年5月事件的胶片可以以公里来计算，却没有从中产生出一部深刻的作品。看来“真理”是不容易一下子捕捉到的，真正有分量的作品还需要等待至七十年代中期。
但是随着“五月风暴”，成批以集体制片形式的电影小组出现了。新浪潮运动的主将之一让—吕克•戈达尔是其中最活跃的成员。他组织了“吉加•维尔托夫小组”，拍摄了《弗拉基米尔和罗莎》、《直到胜利》等影片。此外还有亲古巴路线的“斯隆小组”，以苏联红军骑兵命名的“麦德维金小组”和“无产阶级革命电影家小组”。他们拍摄影片的主题大都是反映阶级斗争的政治主题，影片多采用“真理电影”的采访和记录形式，有很强的时代气息和战斗色彩。从 1968年到1975年，戈达尔一直投身于这一事业之中。七十年代政治电影的兴起，与这些左翼电影小组的活动不无关系。但是真正成功和有影响的政治电影，却不是出自这些集体制作小组。
如果说，科斯塔•加夫拉斯的《Z》、《招供》、《戒严》等片的成功在于电影家观察中的“地理距离”，马赛尔•奥弗尔斯的长达270分钟的大作《忧愁与怜悯》的轰动则不仅来自这种“地理的距离”，（影片表现的国家是瑞士而不是法国）还来自“历史的距离”（占领时期的维希政府）。这一时期的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作品都带有这种“历史的距离”：如《法国人，如果你知道》（安德烈•哈里斯与阿兰•的塞杜依1972）；《共和国在奠边府死去》（吉洛姆 •卡纳巴、让•拉古杜尔与菲力浦•德维里埃 1974）、《阿尔及利亚战争》（菲力浦•莫尼埃与伊沃•古力耶尔 1970）、《菲力浦•贝当夺权记》（让•歇拉兹 1979）。
1973年是法国电影出现新的转机的一年。戛纳国际电影节放弃了1972年以女演员为标尺的滑稽的选片标准，转向影片的文化水准与艺术风格。“真理电影”导演让•俄斯塔什反映青年人苦闷生活的长达209分钟的影片《妈妈和妓女》（1973）荣获“评委会特别奖”。罗兰• 多波尔、勒内•拉鲁充满着奇异情趣的动画片《野蛮的星球》荣获“特别奖”。
此外，还应提到马尔科•费雷里抨击时俗的《饕餮之徒》（1973）和弗朗索瓦• 特吕弗怀旧的《美国之夜》（1973）。 1973至1974年与戛纳国际电影节并行出现的重要影片还有《意大利之行》（让—沙尔•达什拉 1973）、《鹈鹕》（吉拉尔•布兰 1973）、《圣保罗的钟表匠》（贝尔唐•塔维尼埃 1974）、《跳华尔兹舞的人》（贝尔唐•布里耶 1974）、《一清二楚》（雅克•杜瓦勇 1974）。
在这一时期，有不少女导演的作品也格外引人注目：《让的妻子》（雅尼克•贝隆 1973）、《生活在一起》（安娜•卡丽娜 1973）、《印度之歌》（玛格丽特•杜拉 1975）、《卡车》（玛格丽特•杜拉 1977）、《一个唱，一个不唱》（阿涅斯•瓦尔达 1977）、《为什么不》（柯丽娜•塞罗 1978）。
总之，七十年代法国电影创作的繁荣与再生与新浪潮时期相比毫不逊色。新一代的电影作者诞生了。
本文选择了克洛德•米勒的《走路的最好方式》（1976）和阿兰•高尔诺的《祸不单行》（1976）两部作品加以介绍。前一部影片是作者电影与优质电影的结合，而后一部影片是作者电影与黑色电影的结合。他们都堪称为制作精心、技术讲究、富有独创精神影片，有一定代表性。
与此同时，老一辈的电影导演也未停手。七十年代他们孜孜不倦、五光十色的艺术作品为他们的创作生涯增添了奇峰异彩。除了上述两部作品外，本文选择的另外六部作品节出自这些老导演之手。由于篇幅限制，莫里斯•皮亚拉的《我们不会白头到老》（1972）、罗伯特•昂里科的《老枪》等作品未能入选。同六十年代的作者电影相比，七十年代作者电影不仅有相当的声势与地位，而且在摄影构图、音响、剪接、场面调度、表演等方面有了更长足的进步。七十年代的作者电影在技术方面更加娴熟，在制作方面更加精心。在不同风格的渗透与溶化方面也更为突出。同时，这时期的作者电影可读性更强（玛格丽特 •杜拉除外）。
同六十年代相比，七十年代的法国电影社会性、政治性和历史性也更强。众多的历史题材的影片地出现便是明证。这其中影响较大的作品有：
勒内 •阿里奥的《长衫党人》（1970）、《我，皮埃尔•李维尔......》（1976）
阿仑•雷乃的《斯塔维斯基》（1974）
路易•马勒的《拉孔布 •吕西安》（1974）
安德鲁•德什内的《法国回忆》（1974）
贝尔唐•达维尼埃的《让节目开始吧》（1975）、《法官与凶犯》（1976）
科斯塔—卡夫拉斯的《特殊连》（1975）
让—路易•柯莫里的《西西里亚》（1976）
弗朗克•卡桑蒂的《红色通告》（1976）和《罗兰之歌》（1979）
勒内•吉尔逊的《宪兵队》（1974）和《我的金发女郎，你在城里听到了吗》（1979）。选在本文中的两部历史片是《拉孔布•吕西安》和《我，皮埃尔•李维尔......》 。
此外，还应提及一些社会性很强的专题电影：
伊沃•布瓦塞的《平安无事》（1973）
安德烈•卡耶特的《为爱而死》（1971）
《无火不起烟》（1973）
《国家利益》（1978）
若塞•乔瓦尼的《推上断头台》（1973）等。
在1973年这个转折点的一年里，没有任何一个电影家在赢得观众青睐方面可以与朱斯特•扎爱京相比。这位摄影师出生的电影家拍摄的《爱玛努埃尔》受到法国8百万观众的欢迎。这部色情片掀起了“春宫电影”的大潮。在很短的时间内，“春宫电影”占领了15%的电影市场。到处是《快活女郎》（1975）、《裸体展览》（1975）、《春宫狂战》（1975）的海报。这些影片拍摄周期不足一个星期，上座率却很高。1975年10月31日国家颁布了专门法令，限制春宫篇。不久，春宫片大潮急迅跌落。
从总的来看，法国电影七十年代是危机的年代。1973年法国电影观众人次仅1亿7千5百万，而十年前却是3亿！人们在电影的故乡常爱谈论的一个话题是：“电影会死亡吗？”
作者：佚名
七十年代的法国电影位于一个“之后的”时代：新浪潮电影运动之后和震动全国的“68年五月风暴”之后。“作者电影”的确立与发展，显然得益于这两次规模浩大、影响持久的运动。步入七十年代之后，“作者电影”成了主宰这十年的主流电影。
法国电影制片制度虽然受到新浪潮运动的有力冲击，但从1958年到1968年十年间，电影“艺术”方面的演进远远大于电影“工业”方面的演进。在电影的机构与组织形式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戈达尔在1968年回忆一年前的情况时说道，他在1967年感到自己是“十年前就攻克的那座碉堡的囚犯”。席卷全国的“68年五月风暴”竟然以“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国有化政策受到抵制与反抗为导火索，大约不仅仅是偶然的巧合。
在“五月风暴”期间，学生走出了校门，工厂停产，工人罢工。在巴黎索尔本大学的阶梯教室里，电影家、评论家、技术人员、大学生，电视台的职工以及普通观众济济一堂，以民主讨论的方式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研讨法国电影的种种问题并将富有生气的意见汇聚成文，表决发布。连续数日，在其他一些大学，尤其是电影大学也召开了同样的会议。这年五月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以及夏季的阿维尼翁戏剧节被迫中断。法国人不无幽默地称之为“三级议会”。尽管“三级议会”没有导致一场1789年法国大革命似的电影革命，但是1968年“探索与试验电影团体”和“电影导演社”的成立都是“三级议会”的直接成果。他们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作者电影”确立了地位。
六十年代兴起的颇有影响的“真理电影”，成功地为法国社会与形形色色的人物画像，却错过了“五月风暴”的约会。虽然拍摄68年5月事件的胶片可以以公里来计算，却没有从中产生出一部深刻的作品。看来“真理”是不容易一下子捕捉到的，真正有分量的作品还需要等待至七十年代中期。
但是随着“五月风暴”，成批以集体制片形式的电影小组出现了。新浪潮运动的主将之一让—吕克•戈达尔是其中最活跃的成员。他组织了“吉加•维尔托夫小组”，拍摄了《弗拉基米尔和罗莎》、《直到胜利》等影片。此外还有亲古巴路线的“斯隆小组”，以苏联红军骑兵命名的“麦德维金小组”和“无产阶级革命电影家小组”。他们拍摄影片的主题大都是反映阶级斗争的政治主题，影片多采用“真理电影”的采访和记录形式，有很强的时代气息和战斗色彩。从 1968年到1975年，戈达尔一直投身于这一事业之中。七十年代政治电影的兴起，与这些左翼电影小组的活动不无关系。但是真正成功和有影响的政治电影，却不是出自这些集体制作小组。
如果说，科斯塔•加夫拉斯的《Z》、《招供》、《戒严》等片的成功在于电影家观察中的“地理距离”，马赛尔•奥弗尔斯的长达270分钟的大作《忧愁与怜悯》的轰动则不仅来自这种“地理的距离”，（影片表现的国家是瑞士而不是法国）还来自“历史的距离”（占领时期的维希政府）。这一时期的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作品都带有这种“历史的距离”：如《法国人，如果你知道》（安德烈•哈里斯与阿兰•的塞杜依1972）；《共和国在奠边府死去》（吉洛姆 •卡纳巴、让•拉古杜尔与菲力浦•德维里埃 1974）、《阿尔及利亚战争》（菲力浦•莫尼埃与伊沃•古力耶尔 1970）、《菲力浦•贝当夺权记》（让•歇拉兹 1979）。
1973年是法国电影出现新的转机的一年。戛纳国际电影节放弃了1972年以女演员为标尺的滑稽的选片标准，转向影片的文化水准与艺术风格。“真理电影”导演让•俄斯塔什反映青年人苦闷生活的长达209分钟的影片《妈妈和妓女》（1973）荣获“评委会特别奖”。罗兰• 多波尔、勒内•拉鲁充满着奇异情趣的动画片《野蛮的星球》荣获“特别奖”。
此外，还应提到马尔科•费雷里抨击时俗的《饕餮之徒》（1973）和弗朗索瓦• 特吕弗怀旧的《美国之夜》（1973）。 1973至1974年与戛纳国际电影节并行出现的重要影片还有《意大利之行》（让—沙尔•达什拉 1973）、《鹈鹕》（吉拉尔•布兰 1973）、《圣保罗的钟表匠》（贝尔唐•塔维尼埃 1974）、《跳华尔兹舞的人》（贝尔唐•布里耶 1974）、《一清二楚》（雅克•杜瓦勇 1974）。
在这一时期，有不少女导演的作品也格外引人注目：《让的妻子》（雅尼克•贝隆 1973）、《生活在一起》（安娜•卡丽娜 1973）、《印度之歌》（玛格丽特•杜拉 1975）、《卡车》（玛格丽特•杜拉 1977）、《一个唱，一个不唱》（阿涅斯•瓦尔达 1977）、《为什么不》（柯丽娜•塞罗 1978）。
总之，七十年代法国电影创作的繁荣与再生与新浪潮时期相比毫不逊色。新一代的电影作者诞生了。
本文选择了克洛德•米勒的《走路的最好方式》（1976）和阿兰•高尔诺的《祸不单行》（1976）两部作品加以介绍。前一部影片是作者电影与优质电影的结合，而后一部影片是作者电影与黑色电影的结合。他们都堪称为制作精心、技术讲究、富有独创精神影片，有一定代表性。
与此同时，老一辈的电影导演也未停手。七十年代他们孜孜不倦、五光十色的艺术作品为他们的创作生涯增添了奇峰异彩。除了上述两部作品外，本文选择的另外六部作品节出自这些老导演之手。由于篇幅限制，莫里斯•皮亚拉的《我们不会白头到老》（1972）、罗伯特•昂里科的《老枪》等作品未能入选。同六十年代的作者电影相比，七十年代作者电影不仅有相当的声势与地位，而且在摄影构图、音响、剪接、场面调度、表演等方面有了更长足的进步。七十年代的作者电影在技术方面更加娴熟，在制作方面更加精心。在不同风格的渗透与溶化方面也更为突出。同时，这时期的作者电影可读性更强（玛格丽特 •杜拉除外）。
同六十年代相比，七十年代的法国电影社会性、政治性和历史性也更强。众多的历史题材的影片地出现便是明证。这其中影响较大的作品有：
勒内 •阿里奥的《长衫党人》（1970）、《我，皮埃尔•李维尔......》（1976）
阿仑•雷乃的《斯塔维斯基》（1974）
路易•马勒的《拉孔布 •吕西安》（1974）
安德鲁•德什内的《法国回忆》（1974）
贝尔唐•达维尼埃的《让节目开始吧》（1975）、《法官与凶犯》（1976）
科斯塔—卡夫拉斯的《特殊连》（1975）
让—路易•柯莫里的《西西里亚》（1976）
弗朗克•卡桑蒂的《红色通告》（1976）和《罗兰之歌》（1979）
勒内•吉尔逊的《宪兵队》（1974）和《我的金发女郎，你在城里听到了吗》（1979）。选在本文中的两部历史片是《拉孔布•吕西安》和《我，皮埃尔•李维尔......》 。
此外，还应提及一些社会性很强的专题电影：
伊沃•布瓦塞的《平安无事》（1973）
安德烈•卡耶特的《为爱而死》（1971）
《无火不起烟》（1973）
《国家利益》（1978）
若塞•乔瓦尼的《推上断头台》（1973）等。
在1973年这个转折点的一年里，没有任何一个电影家在赢得观众青睐方面可以与朱斯特•扎爱京相比。这位摄影师出生的电影家拍摄的《爱玛努埃尔》受到法国8百万观众的欢迎。这部色情片掀起了“春宫电影”的大潮。在很短的时间内，“春宫电影”占领了15%的电影市场。到处是《快活女郎》（1975）、《裸体展览》（1975）、《春宫狂战》（1975）的海报。这些影片拍摄周期不足一个星期，上座率却很高。1975年10月31日国家颁布了专门法令，限制春宫篇。不久，春宫片大潮急迅跌落。
从总的来看，法国电影七十年代是危机的年代。1973年法国电影观众人次仅1亿7千5百万，而十年前却是3亿！人们在电影的故乡常爱谈论的一个话题是：“电影会死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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