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以电影《色，戒》为界，国内分成两派，支持和反对升级为社会事件。勇敢的汤唯付出了“下课”的代价 
庐山恋电影院在庐山牯岭街上，电影《庐山恋》1980年首映以来，就在该影院天天放映。《庐山恋》成为世界上放
改革开放30年电影十大作品
南方周末记者 李宏宇 发自北京
30年前，某领导认为一部电影有问题；30年后，某领导认为一部电影有问题。谁？具体有什么问题？30年过去了，这两个本该简单的问题，依旧像猜谜一样暧昧。
30年前的北京大观楼影院，业务员的抽屉一拉开，里边全是烟；到了过年，他们身边的挂历都堆成小山。那时候看电影甚至是需要走后门的事，这在今天完全无从想象。
1980年，因《小花》和《海外赤子》成为电影新星的陈冲在《感激与决心》一文中感慨：“人民给我荣誉不是让我空图其名的……我要拼命地学习和工作，我要用最美好最真挚的感情在艺术上塑造更多艺术形象，来报答观众们深厚的情感和热切的期望。”眼下即便是在华表奖颁奖仪式上，恐怕也再难听到这样的词句。
在1981年的《大众电影》上的《立电影法，杜绝横加干涉！》，同样让人疑虑，这样铿锵的文章，今天还可能出现吗？
30年来中国电影变化不小，因为审视你我和身边人群，人的变化已如此巨大。但伴随形态流变，贯穿整个过程似乎从未改变的，是这个国家对电影的谨慎与沉吟。
列宁曾说：“一切艺术部门中最重要的便是电影。”
斯大林也说：“电影具有非常的机会在精神上影响群众。”
一位电影学者说：“电影是一种工业企业，同时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前者的意义上，电影相当于一座工厂、一家商店，它生产销售食品、饮料、香烟、酒精；在后者的意义上电影相当于一所学校、一家精神病院、一座教堂，它制造文化规则、道德禁忌和精神楷模。”
一位临近退休的影院经理说：“电影是个什么东西？政府说，这是教育；拍电影的说，是艺术；到了发行部门，这是商品；到了放映这儿，那是饭碗。”
电影在这个复杂语境里的复杂身份，也许注定了它的坎坷命运。30年中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技术的每一次变局，都意味着中国电影的一次左右为难。
电影管理的谨小慎微，甚至不是某一个管理部门的具体问题。这或许只是一面镜子，映射出整个社会从上至下、视野局促的摇摆、论争、不确定。
30年过去，“电影立法”仍然在“研究当中”。国家对电影的管理仍然把守两个传统渠道：创作和传播。而技术的进步早已改变了格局。创作上，越来越廉价和方便的设备，使得立案、剧本审查和获得拍摄许可证失去了必要性；传播上，放映许可证只是针对国内影院的放映与营收而言必不可少，另一些作者通过国际电影节和国际销售，足以保证自己独立、低成本影片的持续创作。
电影对我们而言早已不只是银幕、座位、电影票，不只是剧本、许可证、摄影机、胶片；电影已经是DVD、eMule、BT、PSP，是DV、HDV、HD摄影机，是非职业演员和苹果电脑。不难猜想，未来的作者甚至在个人电脑上就能够完成一部“电影”——也许现在只是粗糙的FLASH动画，但未来呢——然后通过网络进行传播甚至获得回报。
电影终将如当代艺术般不分母语、血统，不受投资和回报之困，不论渠道与受众；存在即目的。
法国导演让·雷诺阿早就抱怨：“真正的敌人是进步，而且这决不是因为进步来得太慢，而恰恰是因为它径直向前。如果进步这个敌人能给我们一些适应的时间也倒罢了!可是偏不，我们刚刚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定，新的发明又使一切都成了问题。”
而我们怕还迟迟没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定”。
传统意义的电影已经113岁。在这个岁数面前，30年看似很短，短得不够让我们做一个稳妥的决定；其实太长，我们很可能会追不上电影进化的步伐。
就是这么感性，就是这么单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