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别姬》公映后，曾遭到批评，说它“给人的印象是，‘文化大革命’似乎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的主要内容，而这个新时代使在旧社会还得以保全和发展的京剧遭到了灭顶之灾”。不过，它是迄今为止惟一获得戛纳“金棕榈”的中国电影。
谁说管不住合拍片？
《霸王别姬》是第一部获得“金棕榈”大奖的中国电影，至今也是惟一一部。问题是，1993年4月影片前往戛纳电影节时，还没有通过国内审查，获得上映许可。《霸王别姬》是香港汤臣电影公司投资3000万港币的合拍片，后期在日本完成，拷贝直接送到香港、欧洲。
尽管载誉归来，影片却成了制度的麻烦——究竟怎样处理呢？片子在国内迟迟未获通过，制片人徐枫动用了私人关系走“上层路线”，再加上舆论的呼声，《霸王别姬》终于公映。
1994年，有杂志发表署名文章《〈霸王别姬〉给观众带来了什么》，批评影片“给人的印象是，‘文化大革命’似乎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的主要内容，而这个新时代使在旧社会还得以保全和发展的京剧遭到了灭顶之灾”。
作者对《霸王别姬》的获奖也持质疑甚至否定态度：“尽管我们国内有些人总想否定艺术的意识形态性，或者至少是想淡化这一点，但非常遗憾，这个特点很难抹 煞，不仅我们总是记得它，国际上许多人也并没有忘记它。”“由于艺术的特殊性，人家认为好的，对我们来说并不好，甚至很不好。”
“南巡讲话”使经济体制加快了市场化步伐。1993年1月，广电部3号文件宣布，中影公司不再包销国产影片，由各制片厂自产自销。制片厂直接与省乃至省以 下的电影公司分成，少了中间环节的“盘剥”，那是好事，但没过多久，厂长们就发现不妙。首先是直接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几十家电影公司联系发行，带来 了巨大的工作量；其次，统购包销体制下，制片厂完成一部影片并通过审查，就可以从中影公司拿到100万的周转金。像北影、上影这样的大厂，每年可以拿到三 四千万的周转金，现在这笔钱没了。
行内人调侃：电影局的审查是假的，真正的“审查权”在各级电影公司。因为如果这些电影公司不“通过”，少买或不买拷贝，那么电影局通过也等于零。
“巨片创作”的高潮退去，电影的市场窘境显现出来。“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使电影创作的管理更加严格，经济危机使制片厂很难提高创作质量，寻求娱乐的观众更 多地投奔了录像厅里的港片、西片。全国规模最大的北影厂遭遇了赤字累累、银行拒绝贷款、职工几乎领不出工资的窘境，全靠拍出几部叫座的合拍片如《霸王别 姬》、《狮王争霸》而扭亏为盈。
“合拍片”成了救命草，数量逐年上升，1993年已达53部之多。但合拍片在境外制作，又为一些电影“不经许可出国参赛”提供了便利。
1993年9月，田壮壮导演，北影与香港合拍的《蓝风筝》等影片违规参加东京电影节，中国官方的电影代表团“被迫退出”。次年2月，《蓝风筝》与《诱僧》 等几部未经审查通过的合拍片又私自出境参加荷兰鹿特丹电影节。1994年5月，香港年代影视公司投资，张艺谋导演的合拍片《活着》也是在境外完成后期，未 经审查通过便参加了戛纳电影节。葛优这一次获得戛纳影帝，是亚洲第一人。电话打回家里，他的母亲和妻子激动之余，却又似乎不能确信：“电视、报纸，所有的 媒体都沉默着，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这是真的吗？”
1994年9月，《电影评介》发表文章《“黑道”向“红道”发出咄咄逼人的挑战》，要求对合拍片私自出境参赛的现象进行整改。相关部门也迅速出台规定，要求合拍片必须在境内完成制作。
这些事件再次引出了“电影立法”的呼声。电影学者贾磊磊在《当代电影》撰文，指出1993年4月21日广电部颁布的《电影审查暂行条例》，禁止在电影中出 现8类内容，第8类是“其他应禁止的内容和情节”，没有任何执行参照和解释性条文，对执法者来说显得过于宽泛。文章说：电影与社会的关系最终应当变成一种 法律性的关系，中国电影史上出现过的诸多“事件”，都与我们没有一种确实可行的“电影审查法”有关，无论它的起源是政治问题，还是民族问题，乃至道德问 题，对它的解决往往都缺乏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
就是这么感性，就是这么单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