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之类型——人人都拍艺术片

    面对台湾电影近些年萎靡的现实，坊间的声音是——侯孝贤和“新电影”害死了台湾电影，因为侯孝贤等人开创的沉闷的长镜头风格，将观众排除在电影院之外。“长镜头怎么来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我的演员大多不是职业的，镜头拉近后，一个个吓得要命，根本无法表演，那好，我就后退，远一点嘛。”冷静的侯孝贤如此幽默地解释他最著名的电影风格。片长158分钟的《悲情城市》只有222个镜头，平均每个镜头时长约为43秒，有的长达3分钟以上。不仅这部电影，他大部分作品都有类似的风格，如《恋恋风尘》平均每个镜头时长有34秒。“机位在远一些的位置固定下来，演员不可能一个个走到镜头前来说台词，那么时间和空间的意义就出来了，一切都很自然， 很有味道。”长镜头虽沉闷，却奠定了侯孝贤国际名导的地位：《风柜来的人》和《冬冬的假期》接连在法国南特电影节获奖，引起国际影坛注意，其后以《童年往事》获柏林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以《悲情城市》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以《戏梦人生》获戛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以《海上花》获第四十二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

1989年，台湾当局开始实行一年一度的“国片制作辅导金”。电影辅导基金直接影响到九十年代后台湾电影的发展面貌，年轻人申请了辅导金，以参加国际影展为目的，进而进行个人化的艺术实践，都想成为侯孝贤，成为蔡明亮，拍摄了大量的沉闷电影，拒绝观众，无形中使得本土市场进一步的溃退，而台湾本土的商业电影纷纷转投香港。媒体和影评人把责任往“艺术导演”身上推，侯孝贤也自嘲：“台湾电影就是我和杨德昌搞死的。”

身为台湾最商业片导演的朱延平一直在高呼：“我是一个人在战斗”。“现在谈台湾电影只有一条线——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其实，还有一条线人家从来不谈论，那条线叫朱延平，我一个人拍的戏就等于这二十几个人拍的全部加起来的总和，我拍了一百部电影”。上个世纪90年代，朱延平制作了《火烧岛》系列和《笑林小子》系列，捧红了释小龙、郝邵文等一批童星，几乎是凭一人之力垄断了半个台湾影坛的票房。然而，他也是被台湾影评人“修理”得最惨的一个导演，被称为“台湾的王晶”、“烂片之王”，几乎他的每部影片都被骂“抄袭卓别林”、“品味低劣”，甚至比王晶在香港的境遇犹有过之。朱延平回忆有一次王晶上台湾电视，说电影应以娱乐为先，就被无数人打电话到电视台臭骂，“像你一样拍《赤裸羔羊》也毫不知羞吗？”直到台湾的艺术电影实在太少人看了，连侯孝贤的《戏梦人生》也惨败。

2007年，代表台湾“最商业”的朱延平卸下台湾导演协会会长之职，接任的新会长却是代表“最艺术”的侯孝贤。改选当天，十多名台湾新导演集体加入成为新会员，这固然是侯孝贤在台湾影坛的号召力表现，又何尝不是年轻导演弃商业近艺术的一次宣言？

 

 

电影其实是你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从自己的经验拍到你观察到的外面，很难说你跟观众的关系是什么。跟观众的关系，一种是背对，一种是面对。面对观众的导演一直在猜观众喜欢什么电影，好像是服务业。你这样一直看着观众，这个脸要这个，那个脸又要这个，我又不是卖百货的，要给你这个给你那个。而只有背对观众，你的创作才真正开始。但不要以为背对观众就可以像摧枯拉朽一样创作出来，不可能。背对观众就是面对自己怎么看这个世界，怎么看自己，观影者到底怎样，你很难期待。如果想面对市场，也可以做得非常好，商业化就商业化，无所谓，只要拍得好就行。但我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背对观众也不意味着跟观众隔离，只是思考的路可能更深邃、更幽微，一般那些面对市场的电影是做不到这点的，他会考虑到观众，在自己的想法和观众的接受度之间做协调。我承认我的电影是小众的，票房的问题不要问我。其实，比较个人化的影片都带有一定的实验性，很多时候能够影响和引导主流电影的发展。就像有人开连锁咖啡店，有人就喜欢特别一点，卖炭烧咖啡，选择不一样而已。

当一个地区的商业电影被攻垮以后整个市场都死掉了。当年台湾也是这个样子，艺术电影不管拍得多烂，大家都会说这个好啊，有内涵啊；反倒是商业电影一卖钱，大家都会骂说，这个电影没有表达什么意义。为什么要求每部电影一定要表达“意义”呢？我觉得如果香港电影全部是王家卫，拍了10年的《2046》，这个市场肯定就没有了。台湾这个市场是因为这个10年来统统都在做侯孝贤，大家都在学侯孝贤的拍戏方式，因为这样做，媒体就给你鼓励啊，政府就给你资助啊，说这样好啊，参展好啊。这是一个轮回，当你市场死掉的时候，艺术电影也就随之完蛋。当你商业电影卖钱的时候，艺术电影就好，就能在世界上拿大奖。比如韩国，香港也是。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不拍文艺片，我说我不适合，也拍不好，你能让刘翔去打高尔夫吗？高尔夫、篮球都是球，没有谁雅谁俗，之前很多台湾电影人都骂我低俗，现在却反过来支持我，觉得我应该坚持拍商业电影，因为台湾拍文艺片的导演实在太多了。你能说《乌龙院》很粗俗、教坏小孩子吗？那只不过是有趣而已。

我以前很难过，就是说我很羡慕侯孝贤，三年拍一部戏，我一年拍八部，我就常常比喻说我是从窑子卖出来的，我是妓女，你谁来我都得接，没有不接的权利，他是大家闺秀，三年谈一次恋爱，很甜蜜，我天天在接客，接了十几年。我这样的比喻就很哀怨，后来我想不对，到今天我还没有过时，很多电影的想法和现场技巧都是那时候磨炼出来的，天天磨刀，有好的环境的时候我一样可以拍出了不起的电影。我觉得现在眼光就应该放远一点，比如除了台湾、香港，还应该重视内地市场，甚至应该考虑日韩、全亚洲。之前我拍过《一石二鸟》，算是我对内地市场的试水之作，虽然口碑不好，但是卖得还可以，而且我获得了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内地人喜欢的喜剧片，一定要是有感情的，要笑中带泪，所以冯小刚、周星驰才能那么受欢迎。

侯孝贤是跟着我成长的，最开始在《心有千千结》当场记，他后来去做副导演，又回到我这写《早安台北》的剧本。其实侯孝贤个人的电影风格是被逼出来的，因为以前他拍电影时，能够控制的资源有限，也没有资金去铺什么摄影轨道之类，比如说联系的餐馆只能给他4个小时拍，到点他必须就要走人，结果他就一直把镜头开着，拍着拍着发现这也是一种个人风格。侯孝贤的艺术成就当然很高，但也不能一味推崇这种电影风格，结果台湾的电影学校都在让学生学习这种拍摄风格，导致不少台湾年轻导演都被禁锢在这条道路上。当年他的《悲情城市》拿金狮奖，我提醒他“高处不胜寒”。

我也在不同场合说了“新电影”毁了台湾电影，主要还是说他们破坏了明星制度，台湾电影有二秦二林一说，除了林青霞，秦汉、秦祥林、林凤娇都是我的电影捧红的，成为当时的大众明星偶像，明星对一个地区的电影发展至关重要。像杨德昌的《青梅竹马》男主角用的是侯孝贤，女主角是蔡琴，他们不是演员，日后也没再演什么戏，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台湾电影观众的流失。

 

其实，侯孝贤他们也在为市场而拍，他们的市场和爱看他们电影的（观众）都在欧洲。以我的理解，那就是他们会拍的电影，你叫他拍《英雄》，他不会嘛。就像侯孝贤年年会说，我下一部电影会拍商业片，结果拍出来，大家一看，你这个叫商业？（笑）对不对？后来，他连续拍了几次失败的商业作品，他就说，我再不谈商业了，我不会。我觉得，一个是主观上他们觉得熟悉、习惯、愿意拍的，对那些商业原则的东西，他们没接触，不了解，不熟悉；另外一点，他们的电影有另一种商业性。这也是他们电影的生存之道，因为他们的电影在台湾已经没有生存的能力了。他们唯一的市场在法国，所以他们就去争取法国那几个愿意投资艺术片的片商，这也是一种商业行为。这里面没有什么艺术坚持性的高贵，这是些外在的东西，真正的高贵，是不求名利、不求发达，真正要拍自己的东西，那种才是坚持的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