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等心情可以平复下来的一刻，好让我去回想《朗读者》里的一切。一本沉重的小说，和一部绵绵密密的电影，哪一个更值得列入经典，对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它们相互映衬，照出的都只能是汉娜那一颗伟大、复杂而又孤寂的灵魂。
上帝和疯子只有一步之遥。保持了几百年冷静理性的德意志民族，为什么会陷入第三帝国的狂热和屠戮，这每每令人费解。德国小说《朗读者》里，汉娜的每一次奋力选择，也同样充满了荒谬和坚定的双重气质，她的一生总在主动做出选择，却绝并非从心所愿。
这种古怪的非理性，延续到了电影改编过程中，文盲战胜了文明，爱情克服了历史，逻辑在汉娜与米夏数十年的生死关系中已变得微不足道。很难分清，是谁在改变谁，谁更深爱对方多一些，这段感情之纠结，被剥离成一个民族之背影，又简单如一个村妇的一生。
我无数次试着去深入汉娜的内心，探索她隐藏几十年的秘密，但也许我看清了是什么，却永远如书中的少年米夏，总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让我充满了困惑，而困惑与感动并行不悖的结果，让我再一次感到困惑。
《朗读者》从未试图解决这种困惑。它将历史和个人如此艰难地联系在一起，并不为了解决一些什么遗留问题，进而给出答案。作为战后出生的德国人，施林克表明了姿态，但对于汉娜和第三帝国，他从来拿不准到底是该推远，还是该拥抱带刺的玫瑰。
这种法律与爱情的艰涩命题在电影中实际上被弱化了。而被抬高或者说被简化突出的，是汉娜与米夏跨越一切的爱情。这里的“一切”，包括了年龄、阶层、教育程度、历史角色乃至文字和声音。只要翻开书页，轻启双唇，读出一个个幻化无方的词语，这“一切”都瞬间灰飞烟灭。
所以《朗读者》并不是一部多么深刻的电影，但它比原书更为真挚和接近人心。我试想，如果有一天德国人自己来拍，那兴许是又一部《再见列宁》：虚实交错，思考有力，冷暖人生，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那真的也很好，两部电影版的《朗读者》，如两生花的汉娜。
在从文字向影像的转身中，《朗读者》渐渐失去了德国人严谨的追问和自扪，但越来越丰满的，是英国人古典的纯真，决绝的浪漫，是斯蒂芬•戴德利从《时时刻刻》中延续下来的无间微妙，是凯特•温斯莱特欲说还休的给予和索取。它是一场爱情的忠贞写照。
这样的改编，有如李安拍出《色•戒》，有张爱玲，也有李安自己，那一举手一投足已有前后相隔几十年的两代创作者之心血，不分彼此，气质融洽地活在一个人的躯体里。对我而言，《朗读者》的文本能够变成温斯莱特和克劳斯这两个形象，已经很满足了。
当影片的高潮到来，狱中汉娜打开录音机，那熟悉的《奥德赛》在斗室中回响，我忍不住掉下眼泪，朦胧间时光变成一张扁平的车票，穿梭到那大雨滂沱的街边老宅。隐秘的大门渐渐打开，汉娜将自己交给米夏的一刻，她也让他背负了过去的罪恶和偏执，一个一生也无力揭开的秘密。
对于战后成长的米夏来说，汉娜站在审判席上的那一天，是旧日德国打开尘封记忆的起点。后人在轻易评判、义愤填膺的同时，他走入阴冷的废弃集中营，触及渺小的汉娜所坚持的那一份惨无人道的责任。汉娜不仅是她自己，也代表了第三帝国的“无辜”刽子手们。
当旁人轻而易举地评定历史时，米夏的切肤之痛让他陷入情理的两难。也正是这样的孽缘，他永远都没能像那一代年轻人一样脱下或是鞭笞与己无关的民族记忆。米夏在理解和麻木之间摇摆，犯下对汉娜不可饶恕的错误，却又找出磁带和录音机，想完成对一个女人卑微的救赎。
在小说里，我们跟随米夏的脚步前进，对于汉娜多了一分距离感，也始终苦苦追问而不得其门而入；而在电影中，汉娜更加立体，温斯莱特演技如神，米夏也不再非得代入，对于《朗读者》，我们也有了更多审视的机会，也终于可以在汉娜与米夏之间往返，看到在一枚硬币的两面，两只蚂蚁爬出一样的痕迹，却朝向相反的命途。
阅读往往有着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这让秉承单一视听语言的影像常常显得十分无力。《朗读者》电影本身却不曾给我平板之印象，想来尼可•穆里的配乐立下赫赫功劳。恢弘或婉转的音符，部分抵消了文本在想象上的天生优势。这再次让人想起戴德利上部作品《时时刻刻》，菲利普•格拉斯的原声被誉为其代表作之一。作为小说，《朗读者》克服了时间，当它成为一部电影，至少终于能与时间并肩而行。
Many people love God all their lives without seeing H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