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初到京城，看什么都新鲜，与人约会谈事，若预定时间，对方通常迟半个一个小时才到。后来混熟了，也就入乡随俗，北京那么堵，大家那么忙，互相理解嘛。但接触香港影人就不同，无论何时何地，必定如约而至。就算在北京，无论文隽、叶伟信，抑或刘观伟（《僵尸先生》导演）、张海靖（《碧血剑》导演），永远人家准时到，而我即便坐地铁，也不敢保证每次都不迟到，惭愧之余，不服不行。
今年金像奖那几天，在香港闲时也邀一些心仪影人做访问。无独有偶，某日我和姜大卫、庄澄（寰亚集团执行总裁，香港金像奖协会副主席）都约在喜来登大酒店见面，一个上午十一点，一个下午三点。有了前车之鉴，我早早就过去等候，到了十一点，姜大卫人未到电话到，说有点塞车马上到。按照以往的经验，如果这样说，约会起码要推迟半个小时以后，谁料五分钟不到，一身时尚打扮的阿尊已经出现在门口……中午跟庄澄电话里又确定了一下时间，但吃饭回来等到下午三点半，还是不见庄澄踪影，朋友等得有点不耐烦，我却如释重负，正准备感叹几句之际，庄澄已电话打来问我们何时能到？我刚说已经在喜来登咖啡厅恭候多时，就见他从里面走出，原来他自中午开始就已在包间里会客办公！本以为到时我会打电话给他，我彼刻却在享受“比香港影人守时”的轻松，殊不知庄澄之所以三点半才打电话问我，大概是已经习惯了“内地人经常不守时”而做出的宽容反应……想到这一层，我轻松不起来了。
金像奖期间与姜大卫
践约方面，香港影人除了“守时”，而且“言而有信”。本届金像奖前夕，我打电话给方平，说明想采访他的夫人鲍起静。方平踌躇，问能否金像奖之后安排：鲍姐一来确实工作繁忙，二来奖项揭晓之前说得太多，若不得奖就很尴尬——显然这理由相当充分，但我自有私心：一来就是赌鲍姐必夺影后，若待得奖之后再访，怎显得预见高明？二来我对香港左派电影非常感兴趣，方平鲍起静是那段历史见证人，若待得奖之后再访，届时鲍姐访问不断，恐怕就很难再约了。当时我也知道方平正忙于《窃听风云》监制工作，但私念作祟，也只有穷追猛打，一天几个电话多条短信，终于“骚扰”得方平再无回应，到得金像奖前一晚，方平还是没有音讯，“应该没戏了”，正当我们在旺角一家露天大排档边吃边惋惜之际，手机铃响……“方平夫妇请我们过去”，欢呼声中，欣然前往，这才有了后来鲍起静冒雨为我们拦的士的感人情景。“既然答应约约看，有没有消息都会通知你的”，方平的解释很温暖，一下让我想起08年人民大学影协请我去聊“香港电影的两极与三级”，我自认不够格，遂替人大贸然邀请之前从未接触过的陈勋奇前来讲座。当时他人在上海，却也慨然允诺，只是这种讲座不能报销任何费用，所以随着讲期越近而心理越不安稳，结果最后一天陈勋奇真的是飞过来，比我还提前到场！
有人说这是香港受西方文化（尤其是英国）影响，极富契约精神。以这几年我的切身体会，觉得香港人虽然什么事先谈利益，但只要达成协议，绝对尽力不耍赖，比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火车轰轰见真章儿就溜号的，实在靠谱太多。不过，我倒不认为这是西式契约精神的体现，香港影人多是片场摸爬滚打出来，真正受过高等教育甚或留学回来的“洋才子”屈指可数，如果说他们确实做到践约律己，那应该是港片辉煌期片约如潮养成的习惯。当年港片风行亚洲，通常还没开拍已经赚钱，不仅被海外预购，香港本土院线和上映日期也提前定好。在这样的前提下，香港影人也只能快马加鞭，现场“飞纸仔”也在所不惜，务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正因如此，1992年王晶本拟《鹿鼎记》下片之后再开拍续集，但上集票房实在太好，所以院线和片商趁热打铁，决定在《鹿鼎记》下片一周后推出续集，这意味着王晶只有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完成续集《神龙教》的前期拍摄、后期剪片配音等所有工作。更神的是，王晶当时已经见缝插针正在拍成龙的《城市猎人》，怎么可能同时开拍两部精装大戏？但他做到了，白天拍周星驰，晚上拍成龙，不眠不休两不耽误，终于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鹿鼎记2神龙教》。不要以为这是奇迹，当年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刘镇伟在一个月内调度十大巨星拍成《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公映之余，还给李连杰写了《功夫皇帝方世玉》的剧本，如此神速恐怕也不逊于王晶。
(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与刘镇伟)
当年的香港影人久经战阵，无论时间多么紧迫，总能按时完成任务。如今虽已时过境迁，他们中的大多数还保持着高效率和准时守约的作风，或许有人工作质量不如以往，然余勇尚在，仍值得尊敬。
风流总被风吹去 风情幸与同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