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遥远的地方，埋藏着你的希望

“蛀虫是个微雕大师”

2009年7月5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木齐市发生了一起血腥的暴力事件。中央政府将其定性为具有分裂祖国动机的恐怖组织行径，并及时妥善地处理了事后问题。几天后，乌鲁木齐在央视荧屏中归复了往日的安宁与和谐。随后，代表国家意志的中央电视台做了一系列的访谈节目，详细地披露了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疆独”组织的凶恶动机与残暴举动，并进一步展现汉族与维族之间团结互助的美好景象。从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共中央在处理祖国政治统一问题上的程序根基与舆论手段。中国社会在近百年间的转型模式是多变而绚烂的，也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但吊诡的变幻并没有更改国家权力的威严与强大。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一种诡秘的紧张气息依然在人与人之间穿梭无碍。

（油画作品：库车农家作者：黄建新）

依照汉字的表意来解释，“和谐”即“禾苗入口，人皆能言”，前者可以理解为物质文明，后者则意指精神文明。在这个伟大而美好的标准面前，国家的意志起到了达标的关键作用。然而，对于新疆问题，无论是在地理上、历史上还是在文化上，汉民族都无法承认新疆对中原的绝对归属。国家的统一永远是政治版图上权力意志的绝对体现。而以“和谐”为政治口号的中央政府的确拥有一件让人信服的华丽战衣，唯一的警惕就是不要卷入那个古老的“圣”的漩涡。

“圣”的繁体字为“聖”，表示能听能言之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圣贤”。而“王”字则暗指着人群的领袖，这与中国古代皇帝显得十分对称，而皇帝的“圣上”称谓也述说着“聖”字的沿革轨迹。然而，“聖”的精神内涵却被中国封建君主的极权制度所撕裂、摔碎。一切的言说机制与政治手段都紧跟权力刚健而粗暴的步伐亦步亦趋。各路文人与政客都转身成了权力的寄生虫。再放荡的精神指向也难敌权力操纵者的非人性打压，而这个操纵者就是当时的皇帝以及他屁股底下的国家机器。嗡嗡的嘈杂声犹如工业生产一般带来了“聖”字本身的人为整形。“圣”，一个与“权”字酷似的兄弟呐喊出了对权力的最大谄媚。

如果我们将“圣”依然比作国家的执政集团，那么一种古怪的文字谶语将会在权力的泛滥现象中奔向现实。这种结果本身正趋向于一种政治学的复辟。“和谐”的战衣似乎要被捐献，捐献给一系列虚无的民族幻想。可想而知，这种警惕是必要的，它暗示着国家的真诚度。而蛀虫般的权力施法却完全能够蒙蔽国家理性的框架，最后改变“和谐”内部的壮丽风景。如果是这样，中央电视台的附庸作用也将随着风景的幻灭而变得十分悲凉。

“蛀虫是个微雕大师，改变了内部的风景。”

在那遥远的地方

“7·5”事件后，央视一套宣传了一部新剧，名叫《在那遥远的地方》，讲的就是上世纪70年代解放军战士在祖国边陲新疆的故事。虽然央视的宣传意指歌颂两代人对保卫伟大祖国边防事业的革命热忱，但“新疆”与“乌鲁木齐”的显眼名称以及戏里汉维两族战士与人民的互助景象无疑在通过国家意识形态扭转大众好奇与怀疑的目光。伴随着“八·一”建军节的到来，一次奇妙的电视剧战略在7月26日优雅地实施了。

这是一部看了第一集就知道大致内容与主题基调的主旋律电视剧。主人公袁鹰承接着父辈的热情与理想把宝贵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伟大祖国的边防事业、献给了巍峨的昆仑山与美丽的新疆。这既歌颂了人民解放军对祖国、对党的牺牲精神与无限忠诚，同时也暗指着新疆与祖国的紧密联系与不可分割性。这一意识形态战略不仅在舆论手段上宣传了立场的坚定性、在美学上实现了艺术的和谐性，同时也暗自对国家意识空间内的不安进行了自我心理作用般的安抚与疗伤。然而，如此“高大全”的主旋律文艺作品却在不经意间暴露出其对遥远时代的讽喻与否定。一幅饶有趣味的革命风景卷正向我们展开。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电视剧充斥着大量的革命话语与毛泽东语录。它们都归属于那个满载革命气息的毛时代。毛时代的话语方式永远都保持着战斗的姿态，是积极的、向上的、朝向太阳的，同时也是令人振奋或是头晕脑胀的。这是那个时代话语特征的真实写照。但在这部文艺作品中，严肃的话语姿态在并不符实的虚弱语境中却弥散出丝丝讽刺意味，制度化的革命语态在打情骂俏与虚情假意的面前显得憨态可掬。一句“我向毛主席保证”让我想起了《阳光灿烂的日子》乃至《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这两部以王朔小说为底本的影视作品均以一种正谕话语方式调侃了那个铮铮岁月，这也是它们被排斥在国家美学体系之外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本剧中的革命话语虽然没有把语调抬到讽刺的声位，但嬉戏般的语境却把这种讽喻意味并不轻松地放了出来，并且在中央电视台找到了逃逸的细微裂缝。

更耐人寻味的是，剧中吕强这一角色散发出其十分重要的文化暗示。吕强在参军前就对袁鹰表达了自己纯真的爱意，而参军后，他的目光则更多地注视到自己的“事业”上。他欺骗上级、拍上级的马屁，为的是获得一个轻松但体面的分配岗位，而他与袁鹰那份懵懂的爱情却在如此的前提下流露出些许尴尬与虚假。之后，吕强却意外地被分配到伟大而艰巨的边防岗位。在壮美的昆仑山上，吕强无法忍受那份寒冷的艰苦与寂寞，并试图逃离昆仑山。最后，他更是为了自我的“成功”抛弃了袁鹰，与司令员的女儿结了婚。吕强的一系列行为在当时所展现的正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投机分子形象，或者说是与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相颉颃的个体化形象。在那个高度制度化的年代，吕强象征着自我意识的觉醒者，这与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是相抵牾的。然而，编剧并没把吕强置于一个多么失败或悲惨的境地，反而令他这个角色的黑白面目暧昧不明，并在最后一集为他安排了一次精神上的自我救赎。这是否意味着什么、预示着什么呢。

在我看来，吕强就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普泛式的典型人物形象。他的个体化精神风格与当今社会所标榜的尊重个性与人权是同构的。这种人在当今迷乱的社会中并不会沦落到某种悲惨的窘境。甚至经过神秘化的商业伪装与面具修饰，还会升级为某类社会“精英”，从而夺得某种虚幻的话语权。从某种意义上讲，吕强就象征着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形象，他在剧中的各种个体化活动流露出一种微妙的否定阐释。与制度化乌托邦的决绝画面在电视剧并不显眼的角落里忽隐忽现，这或许已经化身为该剧制作者无意识空间内的文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