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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娄军

近年来一直遭受批评的好莱坞化倾向在今年的主竞赛单元有了明显的停抑，索德伯格、查理·考夫曼和伊斯特伍德的入选显然也更接近“革命阵营”，更何况评委会主席请了“坏小子”西恩·潘。上一个“坏小子”昆汀2004年做主席的时候，就把金棕榈大胆地送给了《华氏911》，搞得导演迈克尔·摩尔上台说，“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对评委会和影展的钦佩和感激。”你也不要忽视了西恩·潘的口味！而且，昆汀也将登上今年的大师讲座。

事实上，今年的怀旧气息足够浓重：新浪潮五十年、俄罗斯电影诞辰一百年、戛纳停办风波四十年、“导演双周”四十年。官方海报毫无预兆地向大卫·林奇致敬，曾是吉姆·贾木许的《神秘列车》、今村昌平的《鳗鱼》、杨德昌的《一一》、肯·罗奇的《风吹稻浪》等影片海报设计师的皮埃尔·科列（Pierre Collier）从大卫·林奇的摄影作品中寻得灵感，这种大胆的做法堪比2006年海报向《花样年华》的致敬，而王家卫《东邪西毒》的修复版也将是本届戛纳特别放映的影片。

海报神秘的黑色感觉不代表今年的故事会像去年那样死亡气息浓重，由于整体向欧式文艺片的倾斜，会有更多迥异于好莱坞的富有创意的故事出现，但也难免会惹上晦涩的麻烦。而众多政治题材的出现如果和评委会之间心有灵犀，则可能在最后的奖项上让我们目瞪口呆。从观众的角度考虑，《夺宝奇兵4》、《功夫熊猫》这样的参展影片才是毫不遮掩地定位了当前戛纳的性质：这是个法国人张罗的大型卖片会。

事实上最可能拆台的是法国人，这是他们的传统。40年前，戈达尔在戛纳提议建立“法国电影基本状况管理委员会”，意图对电影界进行清算，这显然比之前十几年特吕弗攻击“法国电影的优质传统”野心更大。这一届也有此危险，4月号的《电影手册》上就做了2008版的“法国电影基本状况”的专题，并推出了由电影工业各类人员组成的“法国13人小组”（le club des 13）。他们质问“在政府资助如此慷慨的法国，为何电影越来越糟？”，也为阿伦·雷乃的新片无人投资愤怒。不要指望一个商业和消费主义至上的社会能认真对待他们的声音。但有这种声音，对怀旧者和戈达尔、贝托鲁奇、波兰斯基等见证者总是一个不小的安慰。

 

 

 

    演技好、有个性的演员本就不多，能通吃几大电影节的更是罕见。西恩·潘做到了。如果说柏林、戛纳、威尼斯、奥斯卡影帝大满贯使这个新晋评委会主席星光闪耀的话，去年颇受好评的导演作品《荒野生存》肯定会让他底气大增。

即使因对麦当娜和众多记者饱以老拳而名声不佳的时候，评论也没有怀疑过西恩·潘的演技。这个“坏小子”对电影是十分严肃的，“电影绝对不仅仅是娱乐，如果你要真正的娱乐，你可以去夜总会看艳舞，你可以去喝酒。但是电影不一样，电影的力量太强大了，这注定它不可能仅仅是娱乐，它必定要有人文关怀，但总得来说，现在的好莱坞充斥着太多的垃圾。”

西恩·潘的新角色也许足够人文关怀，他在古斯·范·桑特的《米尔克》中出演同性恋社会活动家哈维·米尔克，这是首个在公开同性恋身份后参加选举的政治人物，并在1977年入选旧金山市政管委会，却于1978年11月27日被仇视同性恋的前市府官员枪杀。他生前为同性恋权益全力鼓呼，死后则引发了同情和支持，他的名言是，“如果一颗子弹能够穿过我的脑袋，就一样能摧毁千家万户”，愤怒的群众感受到了这一点，通过游行等举动强力推进了同性恋者平等地位的实现，这甚至还涉及到白宫政治。他也因此入选《时代》“20世纪最重要100个人”，许多社会机构都以他的名字命名，纪录片《哈维·米尔克的时代》（1984）则是第一部获得奥斯卡奖的男性同性恋电影。遗憾的是，影片没能出现在最终的名单中。他还在《雨人》导演巴瑞·莱文森的新片《刚刚发生什么了？》中，与罗伯特·德尼罗演联袂演出，影片的高潮正是发生在戛纳电影节。这部影片也会是本届电影节的闭幕片。像《格瓦拉》以及重现1982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大屠杀的《和巴什尔跳华尔兹》等政治题材应该都颇合他胃口。更何况后者是由一位以色列导演阿里·福尔曼执导的，这不比去年瓦依达推出《卡廷惨案》的勇气小。

西恩·潘领衔的评委会称得上星光闪耀，包括娜塔丽·波曼、去年在《控制》和《没有青春的青春》中有精彩演出的德国女星亚历山德拉·玛丽亚·拉那，以及执导过《你妈妈也一样》、《人类之子》、《哈利·波特3》等片的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热带疾病》的泰国导演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光荣岁月》的导演拉契得·波查拉。

另外，侯孝贤继去年的贾樟柯后，出任“电影基石”及短片单元评委会主席，而“一种关注”和金摄影机奖主席重任则落到了费斯·阿金和布鲁诺·杜蒙身上。

西恩-潘

 

1989年，26岁的索德伯格凭《性、谎言、录像带》获得金棕榈时，就有了影坛金童之称，风头压过了当年凭《流浪者之歌》拿到最佳导演奖的库斯图里卡。但接下来的作品频频触礁，直到新旧世纪交接之时连续推出《毒品网络》和《永不妥协》又获新生，当然，近年的过度商业化的“罗汉系列”又令人招来怀疑的目光，其他严肃题材电影也口碑不佳。然而无论如何他都是世界影坛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他带来了两部新片同时竞逐金棕榈：《阿根廷》和《切·格瓦拉》（又名《游击队》）。前者讲述格瓦拉参与推翻古巴独裁统治的故事，后者则集中在他去世前，特别是1964年赴纽约参加联合国第十九届代表大会的那段，正是在那个传统的西装阵容里，他的橄榄绿军装和雪茄烟传遍了世界，甚至淹没了他对世界政治的阐释及对美国的批评。索德伯格难免会将近年来的政治心得融入其中。但舆论对他的期待不会止于艺术上的成就（之前的《摩托车日记》视听上已经足够愉悦了），因为这个四十年来最被浪漫化的革命代表和时尚符号早已淹没了切真实的存在，正像墨西哥“副司令马科斯”所说，“你只是作为一个神话才有存在的价值，你自身并不存在。”

但索德伯格显然属于少数几个对真相有穿透能力的影人，他借助本尼西奥·德尔·托罗的表演，正是要寻找“他到底是谁？”影片没能赶上去年纪念格瓦拉遇难四十周年的喧嚣，来到对拉美文化一贯亲和的戛纳，或许更合适。人们也有理由期待，这会是最重要的两部格瓦拉传记片。此前，由于进度问题和导演坚持要两部片同时入选，戛纳一度想放弃，最后合并成4个小时的《切》参赛的结果则突出了这两部片在官方心中的分量。

《换子疑云》是伊斯特伍德第五次角逐金棕榈，此前的分别是《苍白骑士》《白猎人，黑心肠》《爵士乐手》和《神秘河》。这部由安吉莉娜·朱莉和约翰·马尔科维奇主演的惊悚片，虽然是基于1920年代洛杉矶的新闻事件，但伊斯特伍德却有意回避这种参考，“重要的是它是否是个好故事，以及能否被很好地讲述。”朱莉会是影片的焦点，她认为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困难的一个角色，“每一天，几乎每一场，都要哭”。导演认为她干得不错，展现了“一个女人伟大的力量”。影片拍摄创新颇多，伊斯特伍德经常在片场拿着一个无线视频设备查看拍摄的细节。

    美国片今年的焦点很可能会聚拢到“鬼才编剧”查理·考夫曼的导演处女作《纽约提喻法》中，其自《傀儡人生》（1999）以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延续到了新作：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剧院导演，生活和工作皆不如意。烦躁的他决定在新戏里建造一个跟实物同样大小的纽约城，想要躲在戏中寻求安慰。曾以《卡波特》赢得奥斯卡影帝的菲利普·塞默·霍夫曼，饰演这个导演。和早期作品一样，考夫曼有意引入关于家庭、男女关系乃至于真实的主题，类似于他早前编剧的《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改编剧本》《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他描述这部电影是“毛骨悚然的”，但绝非传统的恐怖片。他肯定不会那么“传统”的。

伍迪·艾伦的新片《午夜巴塞罗那》不仅聚集了斯嘉丽·约翰逊、佩内洛普·克鲁兹、丽贝卡·豪尔以及哈维尔·巴登的豪华阵容，而且是其最拿手的两性题材，自然是关注的焦点。影片在2007年曾遭受极大争议，因为巴塞罗那市政厅和加泰罗尼亚政府各提供了100万和50万欧元的资金支持，相当于全部预算的10%。伍迪·艾伦被称为“巴塞罗那”的朋友，当地政客争相与之拍照，期望借此提高该地区的国际影响。虽然伦敦人都抱怨伍迪·艾伦在《赛末点》和《独家新闻》中对城市的描绘不够正面。另外，影片以西班牙语配音，这是西班牙自1941年来的传统，因为弗朗哥政权需要审查员能够方便地找出不受欢迎的内容，甚至时至今日，有些西班牙演员参与的电视节目仍然采取重新配音的形式。也由于这种政府背景，该片很可能已被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预定，但能在戛纳首映，也算是对这届盛会的一个交代。

 

佩内洛普·克鲁兹在《午夜巴塞罗那》中

 

 

 

 

戛纳以开放性著称，既是众多欧洲艺术大师乃至于亚洲、拉美影人的成名之地，也常勇敢地收留那些好莱坞曾经的边缘人物。它早在1976年就给予斯科塞斯一枝金棕榈（《出租车司机》），奥斯卡却要等到《无间行者》；《教父》风行世界时，戛纳给科波拉的奖励却是《对话》和《现代启示录》，这种更富人情味的做法团结了一大批影人，成为戛纳的常客。奖项也最容易在这一阵营中产生。

虽然之前被赋予极高期待的安哲罗普洛斯“希腊三部曲”的第二部：《时间的灰烬》、阿莫多瓦的《破碎的拥抱》、阿涅斯·瓦尔达的《爱格尼斯的海滩》都未能入选，但早就奠立大师地位却在近年缺乏力作的维姆·文德斯带来了《巴勒莫射击》。不过他不是罗西，对西西里黑手党没多大兴趣。故事讲的是一个德国摄影师从柏林赶到巴勒莫，他要和过去来个一刀两段，在这个城市里他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女子和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这正是他赖以开宗立派的那种对人的精神和旅途间神秘关系的探索。米拉·乔沃维奇和丹尼斯·霍珀主演此片。

凭《洛塞塔》（1999）和《孩子》（2005）两获金棕榈的达内兄弟70年代以激进的纪录片创作者身份进入电影界，此后的剧情片创作也极具人文关怀。此番带来的《朗娜的沉默》就使用了刚刚独立的科索沃演员艾塔·多布罗西（Arta Dobroshi）出演女主角，她也很可能因此成为最知名的科索沃演员。因为《哨兵》、《国王与王后》等片而为影迷熟知的法国导演阿诺·德斯普里钦已是第四次来逐金棕榈，这次是《圣诞故事》。

这阵文艺风中值得注意的还有几股新锐力量，《三只猴子》的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2003年曾凭《远方》（Uzak）拿下戛纳评委会团大奖和最佳男演员奖，是最被看好21世纪新锐导演之一；匈牙利影片《三角洲》的导演凯内尔·穆德卢佐此前在《乔安娜》和《我那美好残酷的青春》中已经展现了在情色题材融入政治、宗教内容的天赋；意大利电影近年来难能拿出看家的东西，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甚至引来本土媒体的自嘲，此次保罗·索伦蒂诺《Divo Il》和马提欧·加洛尼的《格莫拉》双双入选，虽然谈不上复兴，但两人都是个性突出，未来仍有开山劈路的可能。特别是刚刚40岁的马提欧此前在《标本制作人》和《初恋》中尖锐地触及了同性恋和性虐待问题。但最应该重视的显然是有“五月风暴的孩子”和“电影界兰波”之称的法国导演菲利普·加莱尔，他是连接“新浪潮”和“后新浪潮”的关键人物，常以超现实的镜头突出一种强烈怪异的孤独感。本届参赛片《拂晓之际》继续放大这种诡异的感觉：一个年轻的摄影师在婚礼当天的清晨醒来，准备着装，却从镜子中看到了此前因为被他抛弃而自杀的女友，现在她从另一个世界尾随着他，呼唤着他……

 

 

亚洲电影此次虽然入选数量不少，但竞争力并不明显。去年风光的日韩电影集体缺席，只有黑泽清的《东京奏鸣曲》入选了“一种关注”。金基德的《悲梦》、是枝裕和的《步履不停》都曾被寄予厚望。由柬埔寨导演里希·帕恩（Rithy Panh）（代表作《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执导、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改编自杜拉斯小说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由于法国投资的背景，一度也被认为是角逐金棕榈的必选项。而8年未有作品问世的越南导演陈英雄，此番率领乔什·哈奈特、木村拓哉、李秉宪和余文乐的联合国帅哥部队惊艳转型都市商业片，最后却连“一种关注”都未能进入，可见此次打压商业风格的标准之苛刻。

相形之下，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还没拍完就被宣布入选，显示了戛纳对这个“亚洲电影闪电般的希望之光”的慷慨，事实上，他的《三峡好人》也是在最后时刻闪电进入威尼斯并捧得金狮的。《二十四城记》和《三峡好人》一样，采用纪录片和故事片双片同拍的结构，也证明贾樟柯欲为这个时代写史的野心越来越明显，这一次的焦点是老工厂。贾樟柯为此曾到多处采访积累素材，最终选择以成都即将拆迁的420厂为背景，透过一个老厂的兴衰、三代厂花的故事，来反映整个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巨变。故事分成三个独立的段落：吕丽萍和陈冲扮演的第一、二代厂花是第一个段落，陈建斌的独角戏是第二个段落，吕丽萍和赵涛的故事构成第三个段落。这部被贾樟柯称为“温暖现实主义”的作品很显然又采用了一个大巧若拙的形式，除了40万字的采访笔记，剧本是他和女诗人翟永明合作一年的结果，片名则来自投资方之一的成都某房地产开发商旗下某楼盘。

此外，刘奋斗改编自王朔小说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和台湾地区导演钟孟宏的《停车》入选了“一种关注”单元。相对于陈英雄的高调滑落，新加坡导演邱金海的《我的魔法》拿到竞逐金棕榈资格更叫人意外，不过，1997年他的《十二楼》第一次代表新加坡在戛纳放映的时候，曾为视为这个几无电影工业的小国的骄傲，他还是陈子谦颇具创意的《4：30》的制片人。此外，菲律宾的布利兰特·曼多萨、以色列的阿里·福尔曼对于外界来说，都还过于陌生，有意思的是，后者反映大屠杀的《和巴什尔跳华尔兹》和去年的《我在伊朗长大》一样是动画题材，不知能否继续其这一形式的好运气。

《停车》聚集了张震、桂纶镁、戴立忍等明星阵容。

 

拉美电影有望继续它近年来的好名声。《中央车站》、《摩托日记》的导演、巴西人沃尔特·塞勒斯带来新作《越线》，讲述的是来自贫穷家庭的四兄弟争取自己梦想的故事，但这个“争取”放到拉美，就意味着这是一部犯罪片或黑帮片。巴西电影也很可能继《精英部队》折桂柏林后连续走红；阿根廷人帕布罗·查比罗和女导演卢奎西亚·马特尔则带来了《莱欧莱纳》和《无头的女人》助阵。《上帝之城》导演费尔南多·梅里尔斯的新作《失明症漫游记》则成为本届电影节的开幕片，这部源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拉马戈的同名小说，被评论家与奥威尔的《1984》、卡夫卡的《审判》及加缪的《鼠疫》相提并论的作品意在揭示人类丑陋的欲望和不可救药的脆弱。梅里尔斯在1999年就接洽了萨拉马戈，后者授权的条件则是电影必须设置成一个不能对号入座的国家。剧本由获得过托尼奖的唐·迈克尔勒完成，预告片和朱丽安·摩尔扮、盖尔·加西亚·贝纳尔这样的明星阵容已隐隐透出一种绝望的美感。

除了影片，拉美故事显然也是本届的亮点，从索德伯格的《格瓦拉》到库斯图里卡的《马拉多纳》，“阿根廷人”注定要抢得报刊许多版面，而据说马拉多纳会走上红地毯，当他举起刺有格瓦拉头像的右臂时，他那总冲动的大脑是否会想到：他们俩如此契合资本主义时尚工业的生产和消费，以至于电影都拍了一回又一回！

 

《越线》剧照

 

 

1968年5月13日，学生们占领大学，宣布全国大罢课。在现场多位评委的要求下，戛纳电影节停办24小时，因为他们都要去游行，五天以后，戈达尔和特吕弗干脆在让·考克多厅主持了取消电影节的表决，“在巴黎正在发生流血事件的时候，简直难以想象人们还会到这里看电影。”特吕弗说，戈达尔更不客气：“我正在跟你们讲团结的事情，你却要讲什么跟踪摄影。真是混蛋！”第二天，组织者就宣布评委会无法再履行职能了，因为其中的专业影人评委莫妮卡·维蒂、路易·马勒、罗曼波兰斯基和特伦斯·杨已经全部辞职了。

1968年初，法国电影已经失去了它对欧洲电影毋庸置疑的领导地位。不过，彼时戛纳还没成为一个疯狂的市场。当特吕弗陪着奥逊·威尔斯坐在一条粗糙的木条凳上抽烟时，人们会觉得这是一个远比今天“可爱”、有人情味的盛会。于是，当众多年轻影人对新浪潮导演还是顶礼膜拜的时候，一呼百应地，那届盛会竟然夭折了。

除了血脉贲张的戈达尔，特吕弗也重现“恐怖小孩”本色，由于巴黎地铁罢工，他就开车狂飙连夜赶到，而路易·马勒也显得过于激动。至于那年一月刚刚结婚的波兰斯基，正意气风发，换句话说也像愤青一样喜欢这乱哄哄的热闹劲。那一年他还为派拉蒙拍摄了恐怖片：《罗丝玛丽的婴儿》。

这里从众的心态是明显的，台上人们发表演讲，又喊又叫，当时法语还很差的米洛斯·福尔曼就举手发言说，“各位，你们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因此不知道是否该同意你们讲的话，但是，由于我非常钦佩和尊重你们，我要加入到你们中间去。”于是撤出了自己的参赛片《消防员舞会》。他当然要尊重他们，因为这部1967年完成的影片差一点就被毁掉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局怀疑影片影射他们，之所以没有粗暴地将其毁灭，是因为影片是和卡洛·庞蒂（意大利著名电影投资人，索菲亚·罗兰的丈夫）联合制作的，他已经支付了6.5万美元，而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连一美元也见不到了，根本无法赔付。但庞蒂也对影片不满，要求当局赔偿，他们只好以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罪起诉了福尔曼。万幸的是，扬·涅麦次把样片偷运到法国，特吕弗和克洛德·贝里出钱买断了它。

布努埃尔的学生、因为留在独裁的西班牙拍片而备受争议的卡洛斯·绍拉也是行事谨慎，宁愿退出比赛，虽然多数人表决支持他的《薄荷刨冰》，但“人们依然能够看清绍拉的样子，他几乎流出了眼泪，要求不要放映。”

那一年，总共有17部参赛影片未能在戛纳上映，虽然当时商业化程度还不深，但还是影响了这些影片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克里斯托夫·扎努西就十分激赏莱什琴斯基的《马太传》，“但是，该片一直没有享受到世界性的声誉——如果那年的电影节有一个正常结局的话，它应该是可以获得的……”

理查德·莱斯特的代价也不小，“我撤出《佩图利亚》的做法，当然对我的筹资没有任何好处。我有5年的时间什么也没干。我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因为我也不想干。”他的消极或许是对法国主人们的委婉批评，“你要是在权势集团下面放一颗炸弹的话，那就跟在多利克神殿下面放一颗炸弹一样，石柱会倒塌，但是，使它们具有多利克风格的凹坑虽会破裂，但不会改变。因为所有的力量和愤怒的爆发，都将会兜转回来，最后什么事也没有。……一旦他们听说生活正在重新开始，就会立即开始恢复跟他们在爆炸前完全一样的姿态……”

四十年后，作为一个补偿，戛纳将会放映1968年停映的部分影片，虽然当事人都已老去或离开人世，但观众和影评人仍有机会还其公正的评价。

开幕影片就是卡洛斯·邵拉的《薄荷刨冰》（Peppermint Frappé），这部他和当时的情人、卓别林的女儿杰拉丁·卓别林的合作，商业上颇为成功。他绕过弗朗哥政权的审查禁区，而趋近希区柯克和夏布罗尔的心理悬疑风格。类似于《晕眩》的情绪缠绕在中年保守派医生朱利安的身上，对位的女主角则是杰拉丁分饰的平静、害羞的护士和朋友金发、性感的妻子。影片的某些场景让人想起贝托鲁奇的锐气，摇滚乐和布满落叶的露天舞池，也能看到日后《卡门》《探戈》等舞蹈电影的影子。

其他影片还有：由曾在《卡比利亚之夜》的朝圣段落里出演牧师的多尼米·克德卢什（Dominique Delouche）导演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彼得·克林森（Peter Collinson）的《火线三壮士》（The Long Day’s Dying），这部影片曾获得了1968年的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金贝壳奖；阿伦·雷乃的《我爱你，我爱你》（Je t’aime， je t’aime）；亚历山大·扎尔希（Alexandre Zarkhi）的《安娜·卡列尼娜》，也是中国曾广泛上映过的版本；以及以低成本快手闻名的克劳德·勒鲁什的《法国13天》（13 Days in France），他1966年的《男欢女爱》曾获戛纳金棕榈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