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儒者的困惑与理性反思——杨德昌电影论（二）

 

     杨德昌电影中的人物从年龄来看主要是两种人，叛逆无助的少年与孤独迷茫的中青年白领小资。

     少年正处于人生观的形成期，受家庭、学校和社会上的不良因素的诱导，面临种种难以索解的人生困惑。他们迷茫而无助，承受着来自成人世界的种种压力，作为拉帮结派的中学生和社会上的浪荡子，他们叛逆、前卫、颓废，失去了人生目标和理想信仰，往往成为都市茫茫人海中的不安定因素，甚至变为“恐怖分子”。

     《牯岭街杀人事件》中“小四”的故事根据杨德昌学生时代的校友茅武的真实事件改编。茅武是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二的学生，因女友拒绝他，在1961年6月15日晚上与女友来到牯岭街谈判，谈判不成，他将她连刺七刀，致使女友当场毙命。事件发生后，轰动台湾，报刊以“不良少年行凶情杀”来概括这件事件。与茅武同校的杨德昌对这一事件铭刻在心，30年后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凭吊”那起案件，他说：“对我来讲最有趣的反而不是茅武的生平或他为什么杀人，而是那个环境很可能发生这种事，我的出发点基本上还是那段时间，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在那个时候念初中，命中注定到现在就是社会中流砥柱，五十年的环境也许会增强你的个性，也许会削弱你的志气，那个年代有很多线索可以让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时代，这是我做这个片子的最大动力。”在杨德昌看来1960年代的台湾是一个“奇异”的时候，也是一个“一直被刻意忽略的时代”（引自该片宣传资料），所以杀人事件不单是孤立的暴力案例，而是社会悲剧。

     对于这一少年时代的生命体验，杨德昌在涉及少年成长的电影里屡有表现。

早在1986年的《恐怖分子》中，杨德昌就塑造了一个堕落少女淑安的形象。由于父亲的缺失，单身母亲管教无方，年仅14岁就离家出走与一伙不法歹徒混在一起，在被警察围捕中侥幸逃脱后，母亲将其领回家，打骂，关禁闭，致使她无聊的乱打电话，从而使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李立中的家庭破裂；而后又伺机逃跑，利用色相诈骗，一旦被识破就先下手为强，用利刃伤人。后来又伙同歹徒大顺在旅馆作案。淑安的形象是杨德昌对青少年犯罪问题反思的结果。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本来在学校中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的，但是，从学校、家庭到社会，都未给他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因为60年代初期的台湾，物质匮乏，白色恐怖剥夺了成人意见表达的自由，小四的父亲想为孩子树立正直做人榜样，两次为了小四所受的不公正处罚而去学校据理力争。但是在经历了隔离审查被开除公职后，他完全颓丧了。学校以训导主任为代表的老师总是以惩罚和辱骂为能事。由于校风不正，求知欲旺盛但心灵空虚的青少年一代，没有远大理想，孤独地成长，苦闷地在西门町电影院约会，泡冰果室，打弹子。为了抵制内心的恐怖和孤独，中学生往往按地盘结成类似帮派的组织，彼此打群架，举行帮派性质极强的聚会。依此作为自我肯定自我保护的重要方式（有的甚至发展到与黑社会相勾连）。这种风气严重危害着学生的成长。

     小四被勒令退学后尽管要励志图强，但却无法置身帮派纷争之外。由于他的小明有来往，而小明在帮派小头目中的频频移情让他纯真的爱情理想也破灭了，因此在绝望中采取了自毁式的杀人行动。就如杨德昌所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谋杀案件，促成杀人事件的是整个环境，凶手是整个环境，甚至小明自己都是凶手。”[1] “杨德昌营造出的少年版黑社会令人发指，它无疑是成人黑社会的翻版，这种黑社会并不因为由少年们自己当家作主就更温情一些。残忍冷酷与天真幼稚联系在一起，对孩子们心灵的伤害更令人刻骨铭心。它像幽灵弥漫在社会、学校、家庭，无处不在，在少男少女们最需要救援的时候，成人们却漠不关心，袖手旁观，这无异于变相把少年们往深渊驱赶。”[2]

     如果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少年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到学校制约的话，在《麻将》中，组成谋财骗色四人组的少年完全成了游历于学校而混迹社会的犯罪团伙，他们乐在其中，自鸣得意。其犯罪手法老到，作案谋划精密，对人情世故的见解令人胆寒，完全和他们的年龄不相吻合。物质主义泛滥的社会环境，以诈骗成就家业的红鱼父亲和他的同党，堕落的不知廉耻的安琪等妓女，绑架勒索的黑社会分子，两性关系混乱的男男女女，构成了一幅魑魅魍魉横行的社会。当红鱼设圈套想捉弄骗走父亲的巨额财产逃走后的安琪时，没想到父亲朋友却告诉他搞错了对象，因为在台湾，名叫安琪的妓女有数十万！在这样的环境中，纯真如纶抡和香港的少年不想堕落和学坏也是难上难！在《一一 》中，由于莉莉的母亲风流放荡，在男女关系上不加自律，甚至悖德乱伦，和与女儿发生关系的英语老师在家中乱搞，致使女儿几乎发疯。近墨者黑，原本一脸清纯可爱相的莉莉不能与男友“胖子”和谐相处，见面就吵架，其中原因就是莉莉不检点，先后与自己的英语老师、酒店邂逅的退伍男孩、都有不正常的关系，最终导致了无法忍受的男友用刀残暴地砍死了她的英语老师。影片中少年杀人事件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如出一辙，都是少年神圣爱情理想破灭后的血腥报复!

      另外，杨德昌的电影也涉及到了儿童（如《牯岭街少年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妹妹、《一一》中洋洋）、作为配角，由于大人世界的不完美，使得他们的生活也充满着不快乐，小四妹妹不是衣服掉扣子就是经常站的不是地方，因此到处惹人嫌，被人呵斥。洋洋也是到处受小女生的捉弄以及老师的责难。从他们的身上，处处可见少年人不快乐的童年生活。

   在杨德昌的电影中，关注的核心人物除了中学生和浪荡于社会的少年外，另一类就是都市白领和小资阶层，他们构成了都市生活的基础，也扮演着杨德昌电影的主要角色。在这些成人的世界里，孤单寂寞是他们刻骨铭心的生存感受，庸常生活的危机成为他们的生命之痛。

      在《独立时代》中，杨德昌向我们展示了台北庸庸众生的生存状态，影片中每个人都在烦恼、困惑，都有一本难念的经。Melly因为不懂人情世故导致公司经营不善，面临着事业和情感上的危机；标榜为先锋艺术家的小波尝试的第一部商业戏剧困扰于原著版权的纠纷之中；婚姻失败的Melly姐姐自欺欺人地在电视里指导他人的婚姻幸福；离群索居的姐夫走不出儒者的困惑，差点轻生厌世；小明因为好心反而成为部门主任报复下属的工具；阿king在家族婚约和感情之间迷惑彷徨，疑神疑鬼……《独立时代》是一部万花筒式的作品，影片罗致了十几位排名不分先后的角色，勾勒了一幅交响乐般繁复和百科全书式庞杂的众生画卷，是一部反映当代台北白领生活的浮世绘。

     在《一一》中同样表现着《独立时代》中的众生窘相。小舅子和新婚妻子孩子都快出生了才结婚。婆婆和家里人都不喜欢这个虽然漂亮却凶悍无比的新媳妇。小舅子前妻芸芸阿姨，心犹未死，刚一出场就先找到老太太哭诉说自己的不是，后来又设计整了前夫和他的老婆。婚礼，本来是新生活的开始，但是在影片中却是悲剧的开场。小舅子虽然结了婚，还和过去的老婆纠缠不清。敏敏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妻子和母亲。到每日和婆婆讲话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生活多么苍白，每一天过的都是一样，没有任何激情。她在深夜哭泣，丈夫NJ回来，却没有任何的表示与安慰，夫妻之间的冷淡表露无疑。十几年的夫妻生活，抵不过丈夫初恋情人的一个电话。敏敏最后只有住到山上，祈求神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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