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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中国译制片问题讨论会纪要

2007-4-2 10: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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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还是不活
——中国译制片问题讨论会纪要

时间：2006年4月13日下午
地点：北京五棵松路甲117号影视之家1号会议室
主办：文汇出版社、中国配音网

与会者（姓氏笔画序）：

　　史航，编剧，中央戏剧学院教师
　　严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
　　李梓，配音表演艺术家
　　苏秀，配音表演艺术家，译制导演
　　徐燕，配音表演艺术家，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顾铁军，中国传媒大学教师
　　崔永元，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曹雷，配音表演艺术家，译制导演
　　童自荣，配音表演艺术家

主持人：

　　张帆，中国配音网站长
　　陈飞雪，文汇出版社编辑

缘起·托孤

　　张帆：这次会议的名字来自《王子复仇记》。可以说现在的中国译制片也确实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这样一个处境。为了筹备这次研讨会，最早是在去年苏秀老师的新书《我的配音生涯》新版推出的时候就在策划，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推后了两次。所以说，办成这次研讨会，一方面是机缘巧合，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好事多磨。像文汇出版社的陈飞雪编辑，也就是《我的配音生涯》的责任编辑，她为了这次研讨会，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下面我们先请她来介绍一下这次研讨会筹备的一些情况。

　　陈飞雪：（这次研讨会的）缘起是非常有意思的。首先是非常非常荣幸，文汇出版社得到了苏秀老师的信任，把她非常优质也是非常优美的书稿《我的配音生涯》交给了我们出版。（这本书）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就出了。出版以后，凝聚了非常非常多的影迷。因为这样一本书，我们又有了一个想法，就是到北京来，和苏老师的同行、同业、老少朋友们一起深入地谈一谈、聊一聊译制片美好的过去和未来。本来是去年8月份就来的，一直也和各位老师各位嘉宾联系着。后来由于苏老师身体状况的原因推迟了，直到现在。这样一再改期，我每一次给崔永元老师打电话前都需要深呼吸，太不好意思了。给各位老师打电话也是这样，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忙。直到最后一次给崔永元老师打电话，崔老师说：“前几次约我都在北京，推到现在我就快要不在北京了。”崔老师今晚八点就要坐火车去井冈山，他说哪怕今天下午开都能够来得及。所以我们就把时间调整到今天下午开。还有严锋老师、孙洁老师都是专程从上海赶来，顾铁军老师、徐燕老师也是经常被我的电话打扰，在此非常感谢各位的光临。
　　苏老师非常希望能够和大家在这次的讨论会上说说心里话。因为这本书出了也将近一年了，所以我觉得非常好，没有任何的商业目的在这个会上，那么大家就敞开来谈一谈我们非常热爱的译制片和配音事业的一些心里话吧。我们有请苏老师。

　　苏秀：我今天到这个会上来是来托孤的。本来去年就想开这个会的，后来因为我生病，结果延期了。我觉得我能够在进坟墓以前，参加了这个会，我这一辈子的心愿也就了了。干了一辈子的译制片，没想到到了老了，译制片大滑坡，走这样的下坡路。嗯，我是挺不甘心的。因为上次听陈丹青说，他说他觉得译制片死定了，他说苏秀他们那一辈人不是承上启下，而是空前绝后。他说“译制片死了她应该高兴”！我说译制片死了我不高兴。我死了没关系，我希望译制片活着。到底译制片能活不能活，我很想听一听朋友们的意见。因为我觉得今天在座的朋友不是一般的影迷观众，应该是学者型的。所以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好好谈谈，到底是活得下去还是活不下去，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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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如何令雪地花开如何赤足走过茫茫深海超乎奇迹以外

楼主

法兰

2007-4-2 10:10:43

悲观·乐观

　　张帆：苏秀老师说完了，我们现在请各地赶来的配音爱好者派个代表发表一下看法。配音网上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怀念上译，是不是你先给大家说说？

　　怀念上译（网名）：不敢当。我刚下飞机，思维还没完全回来。因为我太激动了。首先我向影响了我人生经历的各位配音前辈表示我最崇高的敬意。因为我是八十年代看译制片、听配音长大的。我对译制片的感情应该是很深厚的。但是在1990年以后我就没再怎么看译制片了。因为我觉得有些声音听不见了。另外也是娱乐活动多了，上大学、毕业工作了，因为很多原因也就不看了。后来重新关注配音是在2003年年底，很多回忆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记忆里。在2003年以后看的那些译制片，就觉得跟我小时候看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质量（的下滑）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也听说译制片的下滑有很多原因，就不重复了。对于我来说，译制片活还是不活，这个话题我很迷茫。因为还是要看原片它的类型是什么。如果就是那种大片，不是以人物性格见长的话，我觉着就失去了译制片最有魅力的地方。如果是文艺片，以人物性格见长，对白的文学性很强，那么我觉得配音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汉语作为一门语言来说，相对于西方国家那些语言都是独立的。如果要看懂原版片，原片中很多细腻的地方，中国的观众不是很容易看懂的。所以起码从这个角度来看，译制片在中国还是有存在的理由的。另外，我身边的一些人说，看原版片是很时髦的一件事情，而看译制片觉得就比较土。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是学法语的，我在法国待了好几年，所以看法语版的原版片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对于没有在国外生活过，或者不是外语专业出身的，看原版片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把学习外语作为看原版片的目的，是与拍电影的宗旨违背的，起码听的时候不是每句话都能听懂，那么对于这部电影艺术感受就大打折扣。所以从这点来说我还是不赞成有些人认为的看原版片是现在的时髦，看译制片就是比较过气。这就是（20）03年以来我对原版片和译制片最深的几点感受。

　　严锋：我有一次去美国，朋友强烈推荐我去罗德岛的一个叫PROVIDENCE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特殊的豪宅群。里边有几千平方的大花园，面对着一望无边的碧波荡漾的大海。当时看到这个屋子，我的第一个反应——跟我同去的朋友他也是配音迷，我对他说这个房子特别适合苏秀老师住。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房子就应该让苏老师住。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第一反应呢？我觉得这一点不是夸张，它反映了我这样一种心理，他们这一辈配音演员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就是有这么高的地位。

　　曹雷：说到这里我插一句。罗德岛上有一座大别墅，是范德比尔家的，我们配过《格洛丽亚》，讲的就是范德比尔家庭的故事，苏秀配的就是这家里的老夫人。我配一个很坏的姑妈。

　　苏秀：那里本来就是我的家。

　　严锋：这就是很配。什么样的别墅，什么样的豪华的居住空间都难以表彰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我这里没有说中国配音史，我说的是中国文化史。我觉得老上译（的演员）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演员，他们曾经是一扇窗户，曾经是一座座的桥梁。我们曾经有过闭关锁国到半闭关锁国的历史，很大的程度上我们跟世界是隔绝的。对大部分的普通老百姓来讲，他们几乎就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是用最感性的方式接触另外一个世界（的途径），展望生活的一种可能性。我觉得他们所展示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激起了许多人的想象和希望。从另外一种更实际的角度来讲，他们这种讲话（的方式）起了某种示范的作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可以这样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全国人民说话的方式。这个意义我觉得远远超过了译制片，超过了电影，超过了娱乐界这样的范畴。他们是声音的一种源泉。后来我听到宋世雄也好，韩乔生也好，我都想到了孙道临。他们都是在学孙道临快速的语速、高亢的音调，都有点像。
　　我个人自称是一个语音中心主义者。现在是一个图像的年代，但我觉得声音在某种意义上对我们人类的生存更有一种决定性的意义。我今天就是想从这个角度来谈我们配音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很可悲的是，大家对声音越来越不重视，这不是从电影的角度，应该是从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上译，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一方面当时我们中国的文化跟以前的文化断裂切割开来，他们的声音制造了某种连续性。所以我说他们的声音是一种纽带、一座桥梁、一种媒介。我觉得最不可思议、最不能理解、最痛苦的，就是这样一种桥梁反而在今天这样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改革开放一切都非常自由的年代，经济也大发展、各种条件不可比拟的情况下，这种连续性倒反而被切断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痛苦的。大家在书里可以看到，他们这一代人一方面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另一方面他们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对文化起到这么重大的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今天，本来我们应该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我们真的应该探讨一下这里面究竟出了什么样一种差错？比如说，我们知道外边有很多那种草台班子，那个声音就是千人一面，他们恨不得整部片子一个人配就行了。当然他们普通话说得还是不错的，也经过了配音的训练，但草台班子是糟蹋了配音的形象和地位，使很多人对配音不屑一顾。但是我觉得更可悲的情况是，我们的一线大厂、专业的机构，在某种意义上也出现了千人一面的这样的情况。我们以前一听到老上译的声音，我们首先感觉的一种非常强烈的风格，一种敬业精神，一种很强的专业精神，这种东西只有上译厂才能（有），任何人无论怎么模仿都是学不像的。当然我们甚至会抱怨这种专业性太强，风格性太强了，以致于我们在一部片子里听到的看到的，我们会把这个声音带到下一部片子里，会出现某种干扰。但我们今天宁愿要这种过分强调的风格性，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太缺少这种专业精神。我甚至觉得连技巧——我不说这种风格，美学上的追求、个性——我甚至觉得他们的专业技巧、声音的质量都出现了什么问题。过去的那种饱满坚实的金石之声难道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有这么多人，有这么坚实的培训基础，难道我们就找不出来比老早邱岳峰——他的先天条件那么不好，还有尚华老师——他的先天条件真的有很大缺陷的，找不出比他们更好的一种声音？我觉得这是很荒诞的一种事情！所以我讲来讲去，我觉得声音真的不是一个娱乐的问题，甚至不是一个艺术的问题。我觉得声音是文化的代表，声音是分层次的，声音的层次就是对应人的层次。一个有高尚文化、良好趣味的人，他必然发出的是字正腔圆、味道十足的声音。全世界都是这样的。语音它必然是先进文化的核心的组成部分。像我们现在充斥的网络腔、港台腔，这些都是在糟蹋文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更需要纯正的，专业的语音，它有一种示范和引导的作用。就像在过去非常困难的年代里面，邱岳峰、毕克他们那种说话方式，就是曾经引导了一代又一代人，在那时那种低下的物质和匮乏的文化当中，使我们保持了一种文化的血脉。我们不希望这种血脉在今天断裂。

　　陈飞雪：严老师好像说得非常严重。

　　张帆：严老师说的是过去的辉煌，但是活着还是不活呢？你有答案吗？

　　严锋：我很相信有时候少数人能够引导一大片，所以我对这个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像崔永元老师，如果他能振臂一呼，上有好者，下必效焉。我个人一直拼命地模仿邱岳峰，当然昨天苏老师还说不像，我就是在那里模仿。更多的人不是在主动地模仿，而是潜移默化。为什么会潜移默化，就是因为它本身的魅力、艺术价值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示范作用，带动了观众群，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反馈和互动。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一种恶性循环，草台风把观众推走，而市场越萎缩，草台班子就越来越粗制滥造。但是我觉得，如果国家以及文化领导包括央视，如果真的能形成一种共识——因为当初配音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干出来的——以我们今天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应该还是有可能性的。

　　张帆：严锋老师还是乐观派。

　　严锋：不是乐观，有可能性。

　　张帆：谨慎乐观。

　　严锋：对。

　　张帆：崔永元老师被严锋老师点评为精英文化的代表，我们听听您的意见好吗？

　　崔永元：我是苦闷派的代表。我今晚就要坐火车去井冈山，因为我马上要做的项目叫“我的长征”，我们要把红一方面军的路重新走一遍，大概是六千四百公里，快的是十个月，慢的情况是十二个月。“五一”开始走。为什么要走长征路？我们有一选手是上海人，他很有钱，他有一个竞争对手，他很崇拜的人，他一直在追赶这个人，希望自己的资产能够追过他。在2005年他最崇拜的这个人自杀了，他一下就没方向了，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他就看到“我的长征”在征兵，他很坚定地就来了，把自己的公司交给别人了。他的说法非常好，他说他现在脑子很混乱，他希望走完两万五千里脑子就明白了。我现在脑子也特别混乱，所以我也得出去走，走一年回来可能我也会明白。
　　咱们的总理说，要吸取民意，要在网上看网民的观点，我非常不同意。因为我并不觉得网民的观点能够代表群众的观点，因为在两会的时候我们还专门作过统计。白岩松搞了一个“岩松信箱”，他收到了27万封来信，这些来信都是来自农村，很小的城镇。我觉得在网上发表评论，可能是城市，大中城市的一些人。我们网民现在覆盖人群大概也就一亿左右吧，我们有十三亿人，我们怎么能用网上观点来代表所有人的观点呢？但在它是一种强势话语。比如说网上喜欢什么，大家就可能喜欢什么，网上推崇什么，大家就可能推崇什么。很多人很盲目，一些坚定的文化工作者选择了投降，这是挺让人痛心的事情。包括我很崇拜的人。当我看到他们投降的时候，我不愿意举起自己的双手，所以我很苦闷，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史航其实有一个特别成功的案例。当时他们很喜欢郭德纲，但是郭德纲并不被人关注，史航他们一直大力地推荐郭德纲，直到把郭德纲捧红，炒红。现在史航他们已经没用了，因为郭德纲现在的运行轨迹根本不由自主了。这个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的。现在全民狂欢的状态就是这样，制造一个或者一批新星，再把他们毁掉，再来制造再来毁掉，大家从中得到一丝快感。整个就是这种运行方式。
　　还有就是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情是不是凄凉了，是不是没有前途了，不要看网上的几篇文章，甚至不要看平面媒体，更不要听电视台的。因为我就在这个系统里工作，我了解得非常清楚。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真相。比如说我们想一个事情有影响力或者轰动，我们只要投资五万块钱就够了，就可以弄得大报小报、网上以及各种媒体很热闹。而且我们也确实这样操作过，我们保证这样跟你的实际感受是两回事。比如电视节目，网上爆炒的电视节目不一定是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更不一定是收视率高的节目，就是看你愿不愿意拿出这笔钱来。我们有一个秘而不宣的事实。我们在做《电影传奇》的时候，所有人都持悲观的态度。因为这个片子投资非常大，所有的过来人都告诫我们不要这样做，（说）这样你肯定会赔得倾家荡产。但是现在投资公司效益非常好，是百分之百的利润，总共赚了几千万。这么一个《电影传奇》。但是我们不愿意宣传，因为我们采访曹雷老师都没给钱，怕他们听说了再找我们。（众笑）其实我觉得特别应该去宣传。现在情况是这样，光说一个东西多有品位，精神上多崇高，可能很多读者、观众不接受，可告诉他们有好的效益，能赚钱，他就特别支持。所以我想，如果好的东西、品位高的东西、有文化味道的东西，甚至主旋律的东西，同时也是商业运行很成功的东西，会不会让大家接受？其实我们就是想把这个事实说出来，憋在心里就是不敢说，老是害怕。它创造的效益非常了不起。
　　老电影的状态大家都知道，不很好。但做一个老电影的电视栏目运行非常好，这本身就说明问题。说到译制片，我看过很多关于这个的讨论，不太理解，莫名其妙。我基本上觉得大家谈的不是一回事，比如刚刚大家说的质量不高的那种配音。圈内叫棚虫，一天配三集片子。我觉得如果这个作为一个行业，作为一个工作，无所谓，应该存在，可以。应该有工厂化的流水线，甚至粗制滥造，没有问题。我记得过去去温州采访的时候，问他们的市长，你的皮鞋这么不好，你不怕影响温州的声誉？他说我们的皮鞋就是七天之内管用，便宜。你可以买很多双，七天换一双，七天换一双。你要想穿一年的，你就去买贵的更高级的。他就这么说的。所以你愿买温州皮鞋就去买去，他就是这个水平。我觉得那些人配音是养家糊口的，不要跟他谈艺术创作，那是两回事。那个职业跟修自行车啊，卖煎饼啊没有区别的，确实不存在高低贵贱的问题，而我们为什么崇敬苏秀老师、李梓老师，我们称他们为艺术家，在我们眼里他们不是工匠，是艺术家，所以我们不光喜欢看他们配音的影片，甚至苏秀老师出书，我在拿到的当晚就要看完，没有心思睡。反正我也不怎么睡。（众笑）我刚才看见苏秀老师第一句话就是不过瘾，说了很少的一点事。其实我们想知道的更多。
　　我觉得这样的一群人一代人是存在的，而且很难受干扰。不会因为现在劣质的配音产品很多了，我们就不会喜欢老上译，老长影，甚至北影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不喜欢译制片。不会的。上周我还在看《简·爱》呢，我家里（这些片子）很齐。我原来在广播电台做记者的时候自己都做过这样的录音带。那时候没有现成的，是我们把所有电影录音剪辑找来，自己一段一段剪，自己在家里听。现在也还有，觉得这就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在白天很混乱的时候，经历很多事，心里很浮躁，不平静的时候，我这人让心情平缓的方式就这么几招——看看电影，听译制片，看小人书，让人很快就平静下来了。有意思的是我现在喜欢的这三件事，两件事都已经在商业领域里独领风骚了。比如说小人书，现在贵得吓死人。现在一本小人书六千多，这个样了。老电影，刚才我给大家讲了，也挣钱。现在就差译制片了。（众笑）我估计可能今年就会了，会出现这种大好情况。
　　我是觉得有时候是我们做这个行业的人，或者观察的人、评论者，自己不塌实。比如现在有棚虫的干扰，或者说是劣质配音产品的干扰，我们非要主动跟他们联系在一起。为什么非要跟它们联系在一起呢？完全就是两回事。看我从来不跟娱乐节目主持人作比较，这就是两群人，不是一回事。就像国家篮球队和国家排球队，都有国家两个字，但确实没什么关系。就是这么回事。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有自信，像今天开这个会，就应该新老朋友见面，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见过面，大家见面聊一聊，身体怎么样，天气怎么样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坐在这真讨论活着还是不活，我觉得会让人笑话的。肯定会活着的，而且会活得非常好。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事，如果我能做到的事，能够为配音做点什么事，我肯定愿意做。其实我内心有一个非常宏大的想法，想到上译厂去参加影片的译制，因为我觉得邱岳峰老师走了以后就没有那样的声音了。但是我有，一直不好意思说出来。（众笑）其实我特别愿意，我们可以自己带着资金去参加影片的译制，让我们的优势也融汇进去。今天当着这些老师我也不敢，我们内部开联欢会的时候我这还是个保留节目呢，大家都愿意让我去模仿邱岳峰老师。

　　陈飞雪：来一段吧？

　　崔永元：就说两句，老师们看看像不像啊——“能呆多久？一两个钟头？还是你有个性急的丈夫在等你？”像吗？（众笑，鼓掌）

　　张帆：这个李梓老师最有发言权。

　　李梓：很像很像！

　　崔永元：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对这个特别痴迷，不会轻易受干扰的。我痴迷到什么程度呢？小时候听《复活》的录音剪辑，特别好，我觉得，所以现在我都拒绝看这部电影。我老怕如果哪点不满意后让自己很失落。所以我只愿意听这部录音不去看这部电影。那是向隽殊和孙敖的配音，非常好。像李梓老师的那一句：“当兵的”，多少年都记得，老在耳边响起。所以我说不用有什么担心。
　　译制片的窘境跟电影的窘境是相关的，因为电影现在就不行。不光中国电影不行，从2005年开始好莱坞电影也开始大滑坡，韩国电影也开始有危机。所以，如果只有商业基础，没有文化基础，任何事情都不会长久。好在我们译制片的起点比较高，就是有文化基础。让这股浮躁劲过去，译制片自然就会好。大家千万不要丧失信心。在座的各位老师除了保重身体之外，最好能多带一些我这样的学生，以免将来译制片红火了没有人能做。（众笑）我就说这些。

　　张帆：您这不是苦闷派，是超级乐观派。

　　陈飞雪：苏老师是一直有这个想法的。就是（对崔永元）您刚才说的最后一点，苏老师是有一个很大的野心，苏老师给大家谈谈吧？

　　苏秀：当年“四人帮”刚倒台的时候，我们演员组开了一个制度改革的会。会上刘广宁就提出来了，那时候是（19）78年左右吧。她说：“以后要是制度改革，我们自个儿进片，我们译制完了以后，在我们自个儿的影院里边放映。”她就提这样一个想法，当时大家觉得她这个想法太可笑了，说她“做梦去吧你就”。后来，我这次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把这句话想起来了，我才有这么大的希望。我想，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能够自己进片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世界各个电影大国安排情报员，在他们还没有拍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要拍什么，然后我们就两条腿走路，用一些有票房的大片来养不赚钱的文艺片或者是带哲理性的片子，然后我们会有自己的院线。我还野心勃勃地想，我们在各国有唐人街的地方都建一个影院。因为我知道很多外国回来的朋友，他们临走的时候都是带多少张碟出去的。赵慎之就总是让我帮忙买碟片，但是她手里永远是一张都没有。她一个女儿在美国，一个女儿在日本，回来就把她手里的片子拿走。施融在美国，他临走的时候也要拿很多的片子，有的也是我送他的。还有我们一个网友，很多人知道的，叫刘毅。他在英国，他临走的时候也要带的。反正我周围认识的一些人，他们都会带一些碟片走的。这就说明，刚才露佳说的，有人说现在懂英文的人多了，所以才不要看译制片，我说扯淡。因为施融在美国呆了19年，而且在美国读了研究生；刘毅在英国呆了20年，他是做翻译的，能中翻英也能英翻中。我问他们，你们现在看美国电影有没有障碍，他们说看大片、看武打片没有问题，但是看文艺片、看一些有哲理性的片子，不是全看得懂。他们在英、美在那样的环境下还不能全看得懂，那么我们在国内的人大学毕业，英文四级或者六级，能看懂那些电影，我觉得简直是扯淡。
　　我现在就是挺悲观的。从道理上来说，译制片是不应该死的。应该说有翻译小说就应该有译制片。但我觉得目前的环境，不可能像崔永元说得那么好。首先我们进来的片子，就像露佳说的，就不值得去翻译。所以我才想，如果有朝一日允许私人进片了，我们自己去挑片子。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是痴人说梦，我可能活不到那一天了。另外呢，我就感觉到，现在我们上译厂有了起色，新任的年轻的厂长很想把工作做好，一些年轻的导演，几乎就和我们当年一样的认真。但是不给你时间。今天给你部片子，三天之内要你做完本子，三天之内录完音，一个礼拜要交。不给你像我们以前那样有精工细做的机会。因此我觉得客观的环境是不允许你起死回生的，所以我是挺悲观的。我但愿我死了以后，慢慢地各位还支持译制片，各位还这么热爱译制片，以后能够复兴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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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法兰

2007-4-2 10:40:02

质量·生命

　　曹雷：今天我看见挂在上面这个横幅了，很悲壮也很凝重。在苏秀老师那本书的激励之下，我也写了一本书，这也是我翻开过去的笔记，里边有当年导演怎么谈的，厂长怎么谈的，鉴定以后提出什么意见，我有什么感受等等。现在我看到这些笔记以后，觉得里边不少东西还是值得回味的，所以我就也写了一本书，现在已经交给编辑去校对了。取的书名叫《远去的回响》，副标题是“六十部译制片的配音笔记”。为什么叫“远去的回响”，远去就是指当年的那些声音，在观众心里，在我们的心里都还引起了一些回响，但是这些回响已经渐行渐远。在这本书的前头，我写了一个自序，这个自序我觉得跟今天这个主题挺切合的。
　　（朗读）
　　我向来喜欢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的作品，喜欢他的文笔，喜欢他的长篇和短篇。
　　最近重看了他的短篇小说《质量》，忽然引发我长久的思索。
　　《质量》写的是一位老鞋匠，和他哥哥一起，开了一家制作靴子的鞋铺。他只定做，不卖现货。只靠口碑，不作广告。他会把来店做靴的顾客的脚反复摸捏透了，画出样子，再用最好的皮子细细加工。
　　“这可是艺术！”他说。
　　他做一双靴子的时间，比成批的机器制作的靴子要长得多，但是穿他做的靴子，无比舒服。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合脚，他会要求退回重做，做不好，不收顾客的钱。不过因为每一双都保证了最好的质量，很久都穿不坏，到他那里定做靴子的人，常常要过很久才会去再做一双，所以他的顾客不可能很多。
　　随着机器制鞋越来越发达，老鞋匠竞争不过别人，但他仍对那些从百货商店货架上买来的鞋不屑一顾。“破烂儿！”他说。“这些大公司一点自尊心都没有……”
　　店铺从两间门面缩小到了一间。他哥哥想不开，抑郁致死；但他，还是一丝不苟地为上门的顾客做最好的靴子。这是他完成的艺术品，是他终生追求的一个梦。他把买面包的钱，拿去买最好的皮子，做出最好的靴子，他在这中间倾注的是他的灵魂。
　　最后，当作者收到定做的四双最上乘的靴子以后不到三星期，老鞋匠死了。
　　他是饿死的。
　　……
　　（这个故事）很悲壮！我马上就想到了译制片。我就在想，当年我们所以会有这些片子，现在你们一直记着的那些片子，它们不单单是演员的声音好听，它是整个的一个工艺流程，是作为艺术品在加工译制的。所以，我觉得不是译制片活还是不活，是译制片作为艺术品活还是不活的问题。让一部译制片成为一件艺术品，这个过程不单单需要演员，这里还有译制片导演大量的工作。这往往是不为人所知的。人家都不知道。人家说有了翻译好的本子，有了演员那么好听的声音，到嘴里咕嘟一番就完了，要你们导演是干什么的？不知道！还有本子，本子是重要的。再好听的声音，去说那些破词，不会有人记得住的。正是因为有非常好的剧本，人们才能记住那些台词。这个剧本的翻译，为首的是我们的老厂长陈叙一。他既懂外语也懂中文。外语他懂的不单单是文字层面的，他还尽量去了解很多俚语、习惯用语。反过来他的中文又好，他还掌握了大量我们中国人用的口语。这些东西他都掌握了，他才能翻出漂亮的台词来，我们演员才有漂亮的台词可说可念！
　　陈叙一翻译的很多台词现在都成了老百姓的口头语了，就好像赵本山的“忽悠”似的。很多人都在用但不知道哪里来的。比如说《加里森敢死队》。一帮乌合之众弄了一个敢死队，里边有一个首领，大家见了他说：“Yes sir！”这个“sir”在英文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翻译，可以说长官，可以说先生，等等。在这个地方，这一帮乌合之众，那个人不是长官，也不是先生。他们是社会上那些下三滥，你说，叫他们称先生，也不符合他们的身份；叫他们称长官，也不符合他们身份。陈叙一想出来一个词——“头儿”。“是，头儿！”又像这些人说的，又符合这些人身份。现在连我们国产片里边也有这个“头儿”，哪来的？就《加里森敢死队》里来的。还有，像“悠着点”。《尼罗河上的惨案》里边，最后小两口走了，波罗跟他们打招呼，告别：“悠着点。”这话里包含很多意思：你们小两口刚热乎起来，悠着点，有这样的意思。你说别的词，“别太着急”啊、“慢慢来”啊，都不合适。“悠着点”，多好，现在也成了我们老百姓的口头语。要没有这些观众（对译制片）就没有深刻的印象。
　　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有的人翻译的本子错到荒唐的程度，你就看不懂了。我看了一些译制片，听了半天，绕着脖子，也没听明白到底什么意思。挺好的，人家得奥斯卡奖的片子，我怎么看完了一点不好看？我觉得就是本子没弄明白，人物关系也不对。当然这里边也有配音上的问题。比方说《尼罗河上的惨案》里边，李梓配的林奈特，跟塞蒙·道尔跑到金字塔上玩去了，刘广宁配的杰基跑去搅和，最后，林奈特气得盯着她说了一句——我曾经看过一个本子，原文是“likes a kangaroo and hot”——直译的话，“像一些袋鼠和热”——结果那个本子翻译成“像袋鼠受了热一样”。你能看明白吗？你懂那意思吗？可是你再看陈叙一翻译的本子：“就像一只发情的袋鼠”。这就对了呀，马上就明白了呀，是在骂她像发情的袋鼠。一个是受了热，一个是发情，看上去是一字之差，事实上差之千里。
　　陈叙一还有很多妙词。比如《卡桑德拉大桥》，里边有一个卡普兰先生，他很穷，是卖打火机的。那个打火机是个名牌，但我们中国人不知道。就好像现在我这件衣服BURBERRY，现在中国跟世界都接轨了，大家都知道是名牌。要在当时拿个打火机说个外国名字，我们中国人肯定不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陈叙一就说不能用原来的意思，打火机就改别的词了：“一打就着”。

　　苏秀：这个是施融告诉我的，说是联合国的一些翻译发现的，觉得这个真高，翻成“一打就着”很传神。

　　曹雷：这么一来观众就看懂了。在陈叙一的晚年，他退休后，他还翻了好几个本子，都是我跟他合作的。我觉得他做本子，我作为译制导演我就有了一堵坚实的墙可以靠着。他去世后我就觉得没有依靠了。
　　再举个例子。我和苏秀老师一块儿导演了一部电视剧《快乐家庭》。是讲一个年轻的爸爸和他的两个好朋友的故事。年轻的爸爸的妻子车祸去世了，留下了三个小姑娘，其中一个还包着尿布不会说话，一个五六岁伶牙俐齿，还有一个十来岁。戏里面就三个小女孩跟三个年轻小伙子的故事。其中有一集，里边年轻爸爸的一个好朋友去参加talk show，上场之前，因为是第一次，紧张。这个年轻的爸爸就带着自己的老二去给他助威。临上场之前，年轻的爸爸拍了他好朋友一下，说：“打断你的腿！”谁懂？中国人谁懂？什么意思呢？美国的俚语里边，“打断你的腿”就是叫你“好好干”的意思。如果没有其他的词的话，翻完就完了。可是下边还有词。那个小姑娘就问：“爸爸，干嘛要打断他的腿？”他爸爸就给她解释了：“我这是让他好好干的意思。”小姑娘领会了，马上接过词说：“叔叔，那我再抠出你俩眼珠子！”当然了，美国没有抠出眼珠子这回事，她的意思就是要加倍祝贺他：既然爸爸打断你的腿是祝贺你，那么我抠出你眼珠子就是加倍祝贺你。这是对他祝贺的意思。如果我们前面说：“你好好干”，下边怎么接？那么如果我们说“打断你的腿”，中国人根本不懂，这下边词也没法接。陈叙一花了两天时间，我们出了好多点子，都不合适。“有了，有了！”他说，他回家琢磨琢磨，说：“我给他改了。”“怎么改的？”我问。他说：“不说打断你的腿，说‘好好露一手’。”这是中国人的话，对吧？叫他好好露一手，那个女孩就说：“爸爸，什么叫露一手？”这女孩可以不懂什么叫露一手，爸爸说：“那是让他好好干的意思。”接着女孩说：“那叔叔您再露条腿！”这不是原来那些词，但完全是原来的意思。你说这种精彩的东西，你要是不好好去翻，不把心思全花在上面，你这戏能好看吗？下面的罐头笑声吼吼，中国人看着犯傻，好多现在的电视剧就是这样，不知道它笑些什么东西！说起来我没翻错呀！对，没翻错！但是事实上那意思没出来，中国人听不懂。
　　所以，我今天着重要谈一谈这样一个问题。不要以为就是我们演员用好听的声音一配就完了，事实上里边包含了许多人的劳动而且是一连串的。大家都是把它当作艺术品来做的，那才会有艺术品做出来。而过去那些片子大家认为好看，就是因为它们是艺术品。现在如果不把它当作艺术品，而是当作温州鞋来做，那么观众当然就不会再欣赏你。确实，现在这个环境，我也觉得很迷惘。我也觉得很惶恐。为什么呢？实际上咱们都很清楚，加工方不考虑需要这么一个过程。他不把它当作艺术品，他就需要你尽快把这个（成品）拿出来。观众只是知道一个最后的结果：不好看了，怎么会不好看观众并不明白。他们说现在声音不好听了，但是不知道这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待会儿苏秀可以讲一讲导演是在干什么。导演每一部戏拿到手里是如履薄冰啊，那里边有多少东西是需要你去重新研究。
　　还有，现在普遍的社会上对配音和配音演员不重视的（态度），普遍是这样。别说别的，国产片，一个演员拿多少钱？一个演员拍一集，大腕拿多少钱，上万上十万的，一个配音演员配一部片子拿多少钱？国产片，250块。我配《汉武大帝》、《大明宫词》，给归亚蕾配戏，他们觉着已经对我跟别人都不同了，给我300块一集。《汉武大帝》32集，两天半的时间，我给你单调啊，给你单收啊，你们想象得到，这种情况下面你干还是不干？你怎么干？经常有人对我说，曹雷，我这有一部翻译片，怎么怎么，你看我特别希望你来导，后天能不能进棚录音？我说：“本子呢？我要做本子。”“要什么本子？翻译已经翻好了。”导演不做本子也能进棚，导演对整个戏不了解也能进棚，演员没看过全片，他没时间看，也能进去，自己的角色是个什么人物，不知道，他也能开口。现在就是处在这么一个状况。演员说起来怎么办呢，我就250块钱，我还得给你干，这就是养家糊口。可是对我自己来讲，当初我所以会爱上译制片，我确实是因为把它当作艺术，我才会喜欢它。如果我仅仅把它当作一个挣钱的手段，我干嘛来吃这碗饭？怪累的，棚里头空气又不好，我就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当年，我们厂录音棚外面的候场室总会贴着一张表，把今天要录的一些段子，几本几，今天的生产任务，都一段一段写上。这段哪些演员进去，配完一段出来，有一个负责剧务的，他就划掉一段。有一天施融站在那里，他感叹了一句：“哎呀，这一段段划掉的都是我们的生命啊！”可不是吗？一段段划掉的，一场场划掉的，一部戏一部戏划掉的，这些就是你的生命啊！我既然拿我的生命在做这件事情，如果我做出来的事情连我自己都不满意，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做它干嘛？有什么意思？一点价值都没有！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我就觉得我的迷惘在这里。现在我也在努力适应现在的这样的情况，（对崔永元）我没法像你说的“你跟他两码事”。没人把我们当两码事。
　　你知道吗？给译制厂的加工费永远是最低的。你看国产片你再怎么配音，配得再好，后面有你的名字吗？你可以不负责任的，对不对？在任何时候，你看，现在重新放一些老片子的时候，经常把后面的名字（演职员表）都掐掉了。他根本不尊重你的劳动的。整个社会就是这么个情况。如果要你（去配音），你也得像他那么来，否则你就没片子没戏可配了。我是努力在自己适应，当然现在各种条件在发展，我们也得努力适应。比如说迪士尼的片子，那些大片，立体声的片子，你不单轨收的话，声音在后期没法处理。你必须学会没有对手交流，自己一个人配，这个都得适应。我觉得这个应该去适应的，但是你让我适应没看片子我就进棚，没看剧本不知道配什么人我就进去，这个我适应不了。不做本子我作为导演我就进棚了，就开配了，我也适应不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只能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我只能要求自己，但我不能要求别人。我不能要求演员你一定怎样怎样，我只能尽可能自己做好。我的本子还要自己在电脑里头一句一句，把口型啊什么的都做好，再把翻译得不明白的地方去搞清楚，不明白的历史上的东西我还得去查，宗教啊什么的自己不知道的都得去查都得去学。所以我觉得翻译片活着还是不活，翻译片永远要有的，没有翻译片很多人是看不懂外国片的，因为语言没办法交流，你就是懂英文，那别的国家的片子呢？还是要翻译片。字幕是有限的，而且有的时候双关的意思字幕是翻不出来的，字幕只是给你个大概的意思，很多有趣的东西是翻不出来的，你自以为看懂了？傻！字幕片只是给你十分之一，让你看懂个故事梗概就是了。而且有些片子是没法翻的，伍迪·艾伦的片子就是没法翻的，陈叙一说给我这本子我都不翻，为什么？它全是双关语、三关语、四关语，我哪找那么多对应的中国话给你？没法翻的！我做过《孽债》，把上海话配成普通话，我们的方言都很难很难翻译，别说外国话了。所以这是需要下很多很多功夫的，但是没有人知道你需要下这些功夫，没有人知道你导演是干什么，没有人知道你翻译干什么。现在的翻译只要你是英文八级就可以去翻，中文不及格也可以。但是中文不及格他根本就没法干我们这行啊。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讨论活还是不活，活肯定是要活的，作为翻译片，肯定会有的，但是翻译片作为艺术品还存在不存在，我的迷惘就在这里，这可是艺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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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楼

法兰

2007-4-2 10:41:17

记忆·珍藏

　　史航：我简单说几句吧。前几天跟《艺术人生》编导讨论这期配音演员专题节目的题目，不知道最后定什么题目，当时我提了一个建议，叫“像声音一样美好”。这个可能跟严锋老师的很多思路是一致的：把声音作为一个标准。
　　什么东西能够像声音一样美好？我看很多译制片，在听电脑里边的录音剪辑的时候，有一次我突然想，因为有些译制片，或者说还有很多伟大的音乐，比如说盲人他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无助，他会有很多重要的声音传递给他，沟通着他。但如果是字幕片，他就会失去很多。这是我平时想不到的。在认识到它的珍贵以前，我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来感受的，后来想到盲人意义的时候，我发现可能这是一个更精确的比喻：很多时候我们恰恰像盲人一样，声音是外界唯一跟我们有关系的东西。
　　有时候，我会很孤立地感受自己跟译制片的关系。所以，活着不活着，存在不存在，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我们好像要找答案，其实我们并不关心这个答案，（这）只是代表我们的一种心情。以前有一个台湾来的歌手叫侯德健，他写过一首歌，歌里这么唱：“就让它像一支歌，别让它像一首诗，听到声音才开始，听不到它已消失。”这是一种状态。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听不到它已消失，真的消失了吗？他打的是个比方。他强调的是一点，你们以为消失了，其实它进入了我的身体了，这样消失了。听到声音才开始，听不到已消失。歌是这样的，译制片也是这样的状态。包括我在戏剧学院教写作课的时候，讲《悲惨世界》，我给他们放几个版本的《悲惨世界》，包括配音的好几个版本，给他们看音乐剧的《悲惨世界》，还给他们读一些原著。当这些累积到一起的时候，我知道对我最有意义最重要的版本就是那个合拍的版本。那时候，我觉得尤其是这一拨（19）84、（19）85年出生的同学，他们很多人对译制片是非常疏远的。我是把老译制片放到最后的。字幕片他们也看过了，别的一些大片也看了。看他们是不是觉得这些声音能够让你接受，或者说锁定这一切。
　　（对崔永元）我不像你那么幸运，可以模仿他们的声音，但我会记得。我觉得这种记得挺重要的。我记得德国有一个画家叫埃森·基弗尔，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怀旧——因为我们现在涉及的话题好像是怀旧——他的话说得非常对。基弗尔说：“我哪里是怀旧，我只是要记得。”怀旧可能是一个风尚、一个潮流，但我觉得记得感觉更好。它是一个本能的东西。我不需要怀旧，我只要记得。所以我们应该孤立地来看，包括上译的，长译的，孤立地看更可以看到他们的轮廓，更不容易失去它。如果我非要把它看作一种传承，当然从配音这个行业来说它是应该传承的，但我觉得很多时代是孤立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我们都是孤立地说的，我们不一定非要强调说从唐诗宋诗一直到清诗的转换，我们用不着太强调传承关系。传承关系会让我们惆怅。如果我们孤立地看一个时代和它所产生的东西，轮廓清晰的时代产生的财富的话，我反而会觉得更富有。我们不要统计已失去了多少，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反复聆听已经有的。比如我们平常在配音网上看哪个碟怎么还没出，我同时在反思，出的那些碟我是不是买了每张都在听。我觉得这是热爱的真实的含义。
　　不要总是给我们自己泄气。哪个电影没有了，失去了。刘宝瑞的很多相声丢了我们不也心疼吗？肯定会有很多东西散失，重要的是留下来的东西我们怎么去吸收他，而且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口耳相传，能够让更年轻的人去了解它。我的方式很简单，作为一个老师，我上课的时候，我就会让学生来听这个东西。比如说对《简·爱》，对《卡桑德拉大桥》，对《孤星血泪》的喜欢，其实是可以延续的。只要是这些碟在重复，网络在重复，它就会延续。像刚刚说到的郭德纲的相声，也给我一个教育意义。很多时候这些文化的东西，你以为它们快完蛋了，你要给他存亡续绝，给它做人工呼吸，你凑近它的时候，发现它自己在那吹口哨呢。它活得挺好，只是它没有那种震耳欲聋的声音让你感觉得到。对于配音来说，当时配音爱好者肯定比现在多。时代不一样了，但这种传承是自然存在的，也是无法消逝的。还是那句话，《凡尔杜先生》里说的：“应该对美做出反应。”只要不是这些碟被集中销毁，网络上被禁止传播，我其实不是太担心。这个比例并不是太重要。所以我也是有点乐观的。

　　张帆：史航你说的这些译制片艺术都是已经存在的这些经典。那么我们说“活着还是不活”，不止是说已经存在的活在人们心中，而是说它能不能继续延续下去，诞生新的经典，可以让人记住的东西。

　　史航：我自己也算是个参与艺术创作的工作者。但是，我这话又是悲观一点说了，唐诗以后还会有诗，但我并不努力去想明诗清诗还像唐诗一样好。我只要有自己不忘的唐诗就行了。曹雷老师那句话说得好：别人允不允许它起死回生源于它的节奏，这个节奏是无法控制的。我们只能说多保留资料，但你要说真正找一个特别充裕的艺术空间，像以前一样，以一个完美的时间、阵容、心态去磨一个电影，那可能突然大家凑齐了会做出一个这样的，隔几年做出一个这样的，但真成为一个产业，我不抱太大希望。我只是去听从前的。再出现一拨这样的人，我其实不太抱希望。

　　张帆：你是容易满足的悲观派。

　　史航：对。对我来说守着这里的东西就够了。

　　崔永元：现在确实没有那么多好电影。现在好莱坞又搞一百部影片评选，前几名还是那几部：《卡萨布兰卡》、《乱世佳人》、《音乐之声》，还是那几部。现在的大片其实也没什么好的。

　　史航：其实像我们国家当年配的一些片子，比如说《佐罗》、《魂断蓝桥》，在电影史上决不是占一席之位的电影，但在我们这里是占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那个时代刚刚过来的一些商业片，在它们本国并不一定很重要。但经过译制的折射、加工，变成了经典。对我来说，任何一种情趣都可以在老译制片里面找到落脚点。《佐罗》都做多少个版本了，《佐罗的面具》什么的，但基本的情怀在《佐罗》里已经有了。我觉得这就够了。我不指望再翻译十个《佐罗》成一个系列，然后我才能满足。对我来说，很多译制片已经把我的情趣都满足了，无论是审美还是抒情。现今的片子也不过是在我已经满足的轮廓中再点染一下。没有它们，我并不觉得很痛苦。

　　张帆：希望它活在你的心里，就可以了。

　　崔永元：为什么说译制片是一种新的艺术创造呢？我同意刚刚史航的观点，其实我们很多的译制片在本国的电影里边并不是最优秀的影片，但它对中国观众的影响很大。我们去年在日本访问《生死恋》的编剧、导演，先得把影碟拿给他们看，看完了以后才知道，哦原来是这部电影。然后仔细想一想还要打电话问问别人。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个电影?”他们觉得很奇怪。我们就说：“《生死恋》对中国观众影响很大。”但是在日本那不是一部很有名的电影。

　　史航：所以很多译制片它本身经历了一个点石成金的过程，而这个金子只有我们国家能够看到。拿到其他国家去，他们还会认出是那块石头。但因为这一切的努力，在这儿就是块金子。变成两个物理空间了，我们处在比较幸运的空间。有些片子是很一般的商业片，在我们这儿就代表了一部经典。

　　崔永元：我觉得这是不是两回事：一个是艺术成就，一个是商业运作。我认为商业运作的确是一个新的课题，过去不面临，现在必须面对了。因为以前我也是在中央台吃官饭，不用考虑商业运作的事，这几年必须要去搞了。过去可能是接触面太窄，视野也窄，其实有很多的热爱艺术的被我们称为“冤大头”的一些人，可能过去没接上头。我印象最深的上个月我坐飞机，旁边有一个人，看他挺喜欢这个的意思。他问我：“文化产业能赚钱吗？”我说：“应该可以吧，美国的航空航天一开始还亏钱呢。”他说：“那我们为什么老赔钱？”我说：“你是哪的？”他说：“我保利的，保利一年文化产业赔五千万。”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在聊这个文化产业，下飞机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使我特别有信心。他说：“好在五千万我们赔得起。”

　　史航：你们《电影传奇》是不是开始做一些译制片的东西了？

　　崔永元：已经开始做了。你们看我自己收藏的影碟，刚出了一版的《佐罗》，特别好的版本，画面都是重新修复了，里边还有童自荣老师的配音，还有当时被剪掉的镜头。这是作为收藏品卖给大家。其实它有很好的潜在市场。商业运作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是跟今天的严肃的谈话不是太吻合，如果有时间可以单独探讨。我们是不是缺译制片的经纪人啊？应该有人穿梭其中，不要让艺术家考虑这个，应该由经纪人来做这个。让艺术家专门做艺术片，跟大路货温州鞋呀两个渠道。那个有它的小商品市场的，这个是有它的高档专柜的。真正的艺术品也应该同时有商业价值的，不应该相互排挤。

　　苏秀：但是阳春白雪总是少数人的。

　　崔永元：但是您要知道，附庸风雅的人更多。（众笑）比如说都去看原版的电影。我认识的人没有几个人能看得懂原版的，但都愿去看。比如有些电影院，同时有原版的和译制版的，都要看原版的。这是不是一个身份的象征还是格调的象征我不知道，但是看不懂这是毫无疑问的。别太当真了。如果中国人都能看懂原版的，译制片这个行业也消亡了。那真是大快人心了，太好了。盼着这天早日到来！没可能的事。早着呢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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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楼

法兰

2007-4-2 10:42:48

迷茫·策略

　　苏秀：但是，现在有的制作单位不注重质量，不给翻译推敲的时间，那个剧本本身就不能很精彩。还有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译制导演的重要。我前年给中央电视台导了一部连续剧叫《基因之战》，我就感受到演员这些年做棚虫啊，技术是很娴熟的，反应快得不得了。所以如果导演对戏有了充分的理解和准备，能够在现场很好地引导演员，演员是很快就可以达到要求的。所以我觉得主要问题不在演员。在目前可以多轨录音的条件下，导演的责任更重了。译制导演才是一部译制片质量的保证。这一点几乎没有人知道。

　　李梓：大家说的都是我们译制片的现状，说得很透，说得很多。但是解决这些问题呢，我觉得还是关键在领导。在配音方面我暂时不谈，从领导角度没有重视这门艺术。比方说我几次发现，现在金鸡奖、政府奖，翻译片都没了。过去政府奖，还有全国艺术表演学会，两年一次评奖，（译制片）也没了。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从领导角度来讲，恐怕都偏重于发展我们国家的故事片，忽视了翻译片，没有把这门艺术看作是不可缺少的。无论是从人民的需要，对人民文化艺术的提高，还是国际文化交流，我觉得都是需要（译制片）的。可是领导没有重视。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的存在，粗制滥造啊，其实就像念经似的，我耳朵里听见的，（已经有）几年了。我想领导也不一定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但是就没有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有个建议，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同志，都是翻译片的爱好者，尤其我接触一些网友，他们对（老）翻译片记忆犹新。就是老的片子，一些当时不太轰动的片子，情节、人物，他们都说得一清二楚。这点我非常非常感动。但是这些都不被上级领导重视。比如进口片子，各个单位都没有进片的权力，曾经也听说过，花大量外汇（进口影片）是不是值得，所以要进一些中等的片子，便宜的片子。这也反映出对译制片的重视不够。所以我建议，我们今天几十个人的会，群众自愿组织起来，谈了译制片，对译制片将来的发展、前途、存在的问题，能不能整理（成）一篇东西，起一个名称，来向上反映。这样是不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我们天天像念经似的，说了多少多少遍了。
　　具体的我也不谈了，同志们刚才谈得都很细致。那种心情，担忧，说翻译片这么下去怎么收场，怎么得了。当然我们干了多少年这个事业，从感情上爱护这个事业，现在这事业走下坡路，心里不是滋味。所以我说，是不是能够整理一个东西，向上反映。我就说这些。

　　童自荣：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都可以无所不谈，可以推心置腹的。谈点真实的状态、心态吧。我是迷茫的、困惑的。本来我想，我已经退休了，年纪也大了，嗓子也一年比一年老化了，慢性咽炎也越来越严重了。翻译片好像是可以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应该让下一代人，年轻人上了。而且说实话，老厂长陈叙一先生一去世，我是一片凄凉，我知道翻译片的辉煌是不可能再有的。以前都是老厂长陈叙一带着我们做，现在他去世了，把他一身的功夫、一身的本事都带走了。包括那些去世的老艺术家，特别是邱岳峰老师、毕克老师、尚华、于鼎老师，他们甚至没留下什么文字的、有分量的、完整的、系统的东西。我对老厂长有特殊的感情。因为我（当年）做梦当配音演员，做了12年。朝思暮想，我就想干幕后的译制工作。（19）73年从上戏分配到译制厂，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老厂长点头的话，我是进不去的。他圆了我一个梦。《佐罗》也是他最后拍板的名单。当时也没想到《佐罗》会这样轰动，没想到《佐罗》会成为我的代表作，虽然这代表作和后来有些片子比并不太成熟，更没有想到这第一个“佐罗”到现在还这样为大家所牵挂。这都是我没想到的。我对老厂长的崇拜已经到了迷信的地步。谁能够像他那样地懂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谁能够像他那样地做本子？他的本子不单是味道好，而且遣词造句朗朗上口，好记又好说。又有谁能像他那样讲戏？讲得那样入木三分，那样精辟，那样深刻。人家想不到的他想到了，人家想到的他站得更高，谁能像他那样妥善地、恰当地安排一份角色名单，搭一个配音班子？这样一个当家人，译制厂的缔造者，带领我们走向辉煌的领袖，你现在怎么找？找不到（的话）再谈辉煌简直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翻译片能够再有所振兴啊，或者是走出低谷呀，摆脱那种不景气的状态呀，都是非常困难的。那一定是要走非常漫长的路。
　　因为我们对上译厂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像我这样听着他们声音长大，后来也成为这个队伍的一员，我们不想让上海电影译制厂这个招牌失去它的光彩！更不要说让它倒下了。因此我是很明白的。有时候说退休了，自由了，可以自己组一个公司啊，工作室啊，我是不赞成的。我说上译厂这个阵地一定要保持住，由我们大家来保持住。这是我们大家的厂，还要由影迷们、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衣食父母，大家一起来监督，保住这个阵地。现在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很难再出一把力了。特别在配音方面，也不应该这样，不应该依靠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尽管（声音）听起来还像三十来岁。配二三十岁不应该是我，配六七十岁我还是不行。但不管怎么样，再有能耐，也不能再依靠我们了。
　　我觉得要依靠，重点要抓中年的队伍，中年的比较有经验的，青年的慢慢提拔、培养。我们厂中年的人才这些年来有形无形地流失了很多。现在幸好苏秀老师、李梓老师，还有比较年轻的曹雷老师，她们都是多才多艺的，有才华的、有经验的，她们要赶快物色两三个非常称职的、过硬的、懂戏的导演。我觉得现在这是最重要的。这样才会把本子做好，尽管他不一定精通外语，但是懂戏的话就会把本子做好。然后把演员选好。他能够对戏有要求，善于发现问题。但是做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需要一个过程。要发现一批非常棒的导演。并不是只要年岁大就能当导演。在这点能够解决的话，然后努力地恢复中年队伍，（把人才）再吸引回厂里来。希望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在上海，实现全上海配音人才的大团结，而且统一团结在上译厂这个品牌底下，我想大家也还是愿意的。这支队伍要形成像从前那样有特色，要有个过程。
　　现在如果（演员的）音色大家都记不住，我认为不是一件好事。应该既会配戏，又有声音的特色。从前邱岳峰呀，毕克呀，于鼎呀，尚华呀，杨文元呀，他们一出来我们一下就感觉到他们的特色。声音的特色还要不要？我觉得还是要的。邱岳峰老师这样，他的音色是属于不好听的，但是他有他的特色。一听就知道是他。他的特色还不在声音，主要是他配戏的味道。不管配什么角色，他都能把角色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正面的，罗切斯特可以说是正面的，贵族；反面的，像凡尔杜先生这样的；喜剧的，《警察与小偷》啊，都能记得住。翻译片演员的音色，如果看完以后大家都感到还不错，但是记不住，是不是好事情，值得讨论。因为这可能是两种意见有分歧的，一个认为配完以后不要记住配音演员，你就接受了，感受到了，受感染就行了。我觉得还是应该记住的。演员各有各的特色，音色本身有它的魅力，也值得探讨。因为现在，我们谈啊谈啊，也没有一个有效的措施，有的时候还真是无奈啊。苏秀老师，我认为就是翻译片厂的元老和宝库，趁她身体还健在，还有活力，好好地挖掘，是要有点紧迫感的。让她带几个导演吧。甚至于发现几个很棒的翻译。现在赶紧做，做具体的事情。

　　张帆：我们的会到现在要告一段落了。我们是不是从崔永元老师开始，大家每个人像《实话实说》节目一样，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自己现在的心情？

　　崔永元：刚才我给中国配音网写了几个字：“感受声音之美”。我希望大家还能喜欢译制片，从译制片里感受到声音之美。

　　严锋：我希望呼吁一下。这个也是个切实的建议。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个大形势当然是不利，大家也要养家糊口，市场经济嘛。但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向领导、向各级公众、向大款、向冤大头反映呼吁一下，（现在做译制片）部部是精品不可能，我们能不能打一个商标，就是专门组织，一年就是三四部，好东西不在多，就叫“译制精品”，或者叫“译制经典”，或者别的什么。把它做成中国译制片的标志性的品牌，这个需要文化部、电影局或者大款朋友，专款专门做这个。是不是每年能抽一两个星期，我们汇集最好的人，也是对这些人的锻炼，不影响他赚钱。我觉得这个现实条件是有的。要把每部片子都配成过去的上译（水准），我觉得这个太不现实了。能不能先建立一个品牌，这方面崔永元大款朋友多，帮我们传达一下。（众笑）这个既提高文化品位，对投资方也是很好的广告效应，对那些棚虫也是一个提高的过程。把这个系列做成一个业界有口碑、大家都喜欢的产品，这样老百姓（对译制片）逐渐就会重视。
　　另外就是媒体的朋友是不是可以不断宣传一种意识，就是刚才崔永元说的，声音之美。因为声音这个东西是人类精神的灵魂。我一直觉得声音是比图像更加重要的文化现象。声音是真正的文化。形象是不好改变的，但声音可以通过模仿、通过塑造改变。一个人可以长得很丑，但是你的声音可以通过不断努力变得很美。声音就是文化的精髓。这个意识希望能向白领朋友、向想显示自己层次的人灌输。
　　第三个就是，我觉得现在配音，有的人声音很好听，但是记不住，我向导演呼吁，能不能挖掘一些声音怪怪的，甚至是有缺陷的，但是有特色的，有磁力的，老百姓一听能记住——老百姓一开始水平满低的，他需要一个标志性的声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打造一些配音明星。我就说这三方面。

　　崔永元：我是不大喜欢找领导解决问题。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呢？比如是不是把译制片做成一个电视节目？我相信还是能受欢迎的，也会是一个有时尚感的电视节目。我们观众的水平，也能欣赏、也能看得来。其实你像刚才童自荣老师在那儿发牢骚，我坐着一点都没听进去。（众笑）我就觉得佐罗在说话。（众笑）他的声音是很有魅力的，就是有市场效应的，是有市场价值的。所以我觉得，找“市长”没有用，找领导没用，还不如我们自己把它做起来，会做得很好的。如果我们做一点面向市场的译制片产品，然后用回收的资本去做我们想做的事，那是最踏实的，谁都不欠谁的。

　　苏秀：但是我们没有进片权啊。

　　崔永元：我们可以和有进片权的机构合作嘛。我们和美国一个制片公司，合拍一个电影，他们要请一些大明星，那我们说这个成本太高，根本做不了。但是他有演员经纪公司，就是他给你请来大明星，他来付钱，这个钱不在你的制片费用里，你还是一个中低成本的影片，但是里面有大明星。在市场分割的时候，你分一部分给他（演员经纪公司）。现在我觉得一些有进片权的人，他们译制粗制滥造，主要是不愿在这上面投资。如果我们投资商只投资影片，然后分割相应的市场给译制机构，我认为是可行的。首先一定要是这样的影片，我们在剧场里看到的影片，叮叮咣咣，没法译来进真的好的影片。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西伯利亚的理发师》、《海上钢琴师》，也是特好的译制片题材。你们不要以为做电影多舒服，每次开会他们都劝我。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到处获奖，就是放不出来。一块钱一张院线还不干，怕影响它声誉。电视剧也是，我们看到挣钱的，你还没看到赔钱的呢。现在官方统计，每年有6000部电视剧制作了没有播出，就是白拍了。我不知道多少个企业因为这事破产，可能破产了大家就都不吱声了，挣钱的就到处乱嚷，这个还是靠机遇。史航你牵头吧。

　　史航：我倒是想到一个建议。我一直在想，比如前一段，译林出版社很多拳头产品都是世界名著，比如《孤星血泪》、《悲惨世界》这样的。有没有可能把它们变成一本书——我们有一个名著名译的书系——附一张光碟。光碟可能是从前的电影录音剪辑，也可能是现在某一些老师配的片断。因为在国外声音书销量很好，很多人需要声音书。（比如）开着车的人，不可能去翻一本《悲惨世界》，但可以放一张碟。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只需要面对更具体的领导和更具体的市场。比如一个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就可以了。而且我觉得现在一些大的出版社，比如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啊，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呀，还有一些，这些出版社，相对来说对自己的品质有要求，一些名著它重新翻译是为了做得更好，再怎么能够插上翅膀呢？声音是一个翅膀。如果能给出版社一些外国文学名著，一些新的书，包括《朗读者》这样的书，我们能给他配一些从前译制的录音剪辑，或者新配的，当然要统计成本和流程的可行性。但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思路。我们绕开了让我们很茫然的影视市场，而直接面对一本书的命运。我认为一本书的命运有时更容易。我是做影视编剧的，我觉得出版市场比影视市场更容易通过智商和诚意直接产生效益。（出版市场）有很多效益滑坡的东西，但我觉得毕竟比电影、电视剧环节要少得多。只要校对不出错误，合成不出错误，这东西就是好的。不像影视，可能中间不定哪儿出个折扣，这事就麻烦了。

　　崔永元：也可以做《佐罗》的手机彩铃啊。（众笑）

　　曹雷：现在在想呀。

　　崔永元：所以我觉得做一些适应市场的行为，把这个钱赚来，用赚来的钱干自己想干的事。

　　曹雷：现在上译厂有了一个新的班子，整个面貌不一样了，还是努力想把事情做好，把片子做好，而且现在也是有一点起色了。比方说6月17号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推出的《伯爵夫人》，上影和英国合拍的，就是《英国病人》的那个男演员演的，讲的都是1936年在上海，抗战前夕，一些外国人的生活。演员大多数是外国人。这部片子在我们厂配，从做本子到配音，都还是保持了原来的一些传统。包括我们老的（演员）也都给请回去了，我在里面也担任了一个角色。不单是我们厂的，还有一些厂外的，比较好的，适合的（演员），也请来了。这个片子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起色的。另外现在呢，在厂里的一些年轻人，还是努力地想把片子做好，想恢复老的传统。在现有的这个大环境下，打开这个市场，包括像彩铃都已经考虑到了。还有，厂里正在拍一些介绍我们厂的短片，打算卖到各个电视台去，把我们每个老演员都请回去拍专辑了。我觉得这都是在想一些办法。包括过去一些老片子，版权怎么收回来，怎么做出版物，都在努力地想。另外就是进口片子的时候，跟各方联系，尽可能地把一些片子拿到我们这来。
　　在翻译上，也需要打开思路。因为厂里原来一些好翻译去世了，陈叙一去世了，法文翻译最好的徐志仁去世了。以前几部精彩的法国片子，像《黑郁金香》、《虎口脱险》、《总统轶事》、《最后一班地铁》，都是徐志仁翻译，他也去世了。所以厂里的翻译呢，现在也是公开到社会上去（找），那么你要培养起来，要教他们。好的翻译来了以后，要教他们怎么做电影译制片的翻译，还得一点点带他们。我觉得就是一线曙光。现在我们厂的新班子已经有一些起色了。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样大家各方面能够使把劲，能够发扬光大。我也答应了帮助他们，虽然很不幸在这个时候我生了一场大病，但是我想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够为年轻演员、导演做些工作，包括看看片呀，把把本子呀，跟新的翻译一起工作呀。老苏也是，在一起使劲。就看看有没有效了。就希望各方面能够支持一把，能够对好的苗子能够给予支持。那么我拜托各位了。

　　张帆：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就请苏老师来总结一下吧。您也别说托孤的事了，我们还希望您为中国配音再健康工作二十年。

　　苏秀：今天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原来我就死乞白列的觉得领导重要，觉得要是进的都是破片，怎么使劲也没用。但是，像史航、崔永元提出的，出光碟呀，做电视片啊，自己赚了钱去干自己的事。我觉得，这是目前我们唯一可以自己去做的，不用靠任何人。非常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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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如何令雪地花开如何赤足走过茫茫深海超乎奇迹以外

4 楼

法兰

2007-4-2 10:53:23

会议横幅

主讨论区全景左起：严锋顾铁军童自荣李梓苏秀崔永元曹雷徐燕

主持人席左一张帆，右一陈飞雪

苏秀老师致开场白左起：李梓、苏秀、崔永元

崔永元老师发言

崔永元老师发言左起：苏秀、崔永元、曹雷

李梓老师发言

李梓老师发言

顾铁军老师发言

史航老师发言

徐燕老师发言

严锋老师发言

童自荣老师发言

曹雷老师发言

苏秀老师发言

会前花絮：徐燕老师和苏秀老师亲昵地打招呼左起：童自荣、李梓、苏秀、徐燕

开小差：崔永元老师和曹雷老师合影

认真倾听的徐燕老师

童自荣老师记笔记

徐燕老师和童自荣老师合影

图片摄影：隆美尔 X-ray 奥兰多穆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