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Bob Dylan）最新发行的第33张专辑《Together Through Life》让他登上英国专辑榜榜首，但我们注意到，今年他已经68岁，距他发布第一首录音作品已有50个年头。显然，这位迄今在全球总计卖出一亿多张唱片的老头，还依然握住整个流行音乐的根脉，堪称一位真正的“活着的传奇”。
然而，他绝对会拒绝这样的标签，甚至拒绝所有的标签，譬如什么“抗议歌手”、“时代良心的声音”、“民谣诗人”、“民谣摇滚之父”等等。他只接受一个称谓 ——“音乐冒险家”。是的，从1961年出道至今，他就“像一块滚石”（他最出名的歌曲之一）一样，坚硬，满身棱角，永不停驻地滚动，向着远处那个叫作自我的方向冒险奔突……
民谣·偶像·家
美国地图都未必能找到明尼苏达的小城镇西槟，但迪伦就是出生在这个到处是铁矿区、多少有点荒芜和封闭的小地方。而1941年，这个二战在欧洲打得正如火如荼的时间点，或许就在迪伦生命的始发处上，赋予了他一种一生的基调——永远交替于新旧世界之间。
他上学学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空袭警报响起时要躲到书桌底下，因为苏联人会用炸弹甚至核弹攻击他们。“我周围有很多人把这种威胁传染给你，很容易你就成了奇怪幻想的受害者。”而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父亲，并没有给予迪伦太多东西。只是迪伦在10岁的时候，找到了父亲的一把木吉他。一天，迪伦打开唱机，上面刚好放着一张乡村音乐唱片，他只记得那音乐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就好像自己生错在什么地方似的”。
于是，他在高中上了第二天课就开始逃离，他尽可能地远离原来的环境。他晚上练习吉他，早上睡觉，根本就没有时间上学。他甚至完全坠入了凯鲁亚克《在路上》的文字氛围，他只对疯狂的人感兴趣。正在这时，他听到了一些民谣歌曲，他感觉这歌曲正好唱出了自己的感受，对生活，对人群，对习俗和思想体系的观感。于是，他像一块海绵那样揣摩民谣的任何东西。他在其中发现了一位叫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的民谣歌手。“他是天才，他的歌曲有惊人的观点，你可以从他的歌曲中知道如何生活……这就是我想唱的歌，我要那样唱。”这一发现其实对迪伦非常重要，因为他找到了一位可以称之为一生的偶像。后来他发现偶像还活着，只不过是在一个医院里。于是，他背着吉他和行李，口袋大概有十块钱，就搭上了一辆开往东岸的便车，离开了那个他今后“几乎遗忘了的矿区，几乎想也没想起的成长地方”。显然，他决心今后以民谣为“家”了。
改名·漆黑·诗
1961年，迪伦独自到了纽约，来到了格林尼治村。不同种族和艺术领域的波希米亚人，都在这里找到艺术的自由，“你可以自由地脱掉衣服，你可以卸掉家的枷锁，彻底挣脱传统的束缚。”20岁的迪伦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名字从“罗伯特·艾伦”改成了“鲍勃·迪伦”。
一开始，迪伦来到一个叫做“民谣中心”的小酒吧谋生，他总是戴着那顶黑色的小帽子，甚至还有牙齿矫正器，脖子上则是口琴架子，也总是微微皱着眉头，目光前视或低视地吟唱着伍迪·格斯里的歌曲。那里被统称为“竹篮馆”，因为每次唱完总会有一只竹篮子在传递，听众投入一些零钱，这就是迪伦的收入了。很快，他就去到了著名的“煤气灯”酒吧演出，那里经常举行诗歌朗诵会，包括艾伦·金斯堡等都会在当中聚集，那里几乎成了各种文艺思想激荡的风暴中心。不过，虽然迪伦竭尽所能地演出，但还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翻唱伍迪歌曲的毛头小子。
“你打开一扇门，里面是间漆黑的房间，你以为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但你走进去之后却发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迪伦显然陷入了一种打击自信的黑暗中。然而，他在某个他寄居的家中找到了一个光源：“我走进了一间房间，这里没有窗，只有一扇漆的门——简直就是从地板到房顶都是书籍的黑暗大洞穴。我拧开灯，这地方强有力地把文学呈现在你眼前，让你目瞪口呆。”
那里有果戈里、巴尔扎克和雨果，那里还有他最喜欢且读得最多的拜伦、雪莱和爱伦·坡，他甚至背下了爱伦·坡的诗歌《钟》，并在吉他上拨弄着给它配了曲。他发现，民谣歌手能把歌唱成一整本书，但只用了几段就做到了，但这就需要他不断走进那间黑暗但又光明的文学房间了。他开始阅读越来越长的诗，看自己是否能在读的时候记住什么。“我就是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开始往脑子里塞进各种深刻的诗歌，这就好像我拉着一辆空车走了很久，现在开始往里面填东西，就必须用更大的力气去拉它。我感觉我正在从落后的牧场走出来了。”而迪伦创作的话题性民谣，终于等到了人们的注意。
抗议·插电·谜
就在1963年那场举世闻名的华盛顿大游行上，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数以万计的游行者面前说出了自己的“我有一个梦想”。当时，迪伦其实就站在金博士的后面。之后，他更加与“民谣女皇”琼·拜亚合唱了《Only A Pawn In Their Game》与《Keep Your Eyes On The Prize》这两首民谣。当即，这就被视为金博士演讲的民谣版本，他也被人们当成了民权运动的乐坛代言人。但迪伦却不以为然，他后来回忆道：“金博士当时的话，虽然对我来说可能影响至今，但我对当时的记忆，只是——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
不过，他确实从这次游行演出中一夜成名了。这年他发行第二张专辑《自由驰骋》，不但广受欢迎，《答案在风中飘》（Blowing in The Wind），以及《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Gonna Fall）等歌曲都成为了被反复传唱的“抗议歌曲”，甚至他的《大雨将至》被认为是“古巴导弹危机的隐喻”，他只能到处解释道：“大雨就是很大的雨，并不是什么原子弹。”不过，迪伦那种诗歌般的歌词，那些充满象征的意蕴，却仿如集束炸弹般地击中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内核，瞬间引发出无穷的能量和魅力。他逐渐发现自己开始变成了一种大众偶像，甚至是“时代良心”，或“道德的裁判和布道者”了。然而，他却感到自己被某种东西绑架了，他开始对这些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命名恼怒了。
在一个由国家紧急民权委员会举办的颁奖仪式上，本来该接受奖项的迪伦却满身酒气，他突然站起来说：“我不分黑白，我不分左右，也不是什么政治诗人，更不是任何人的左翼仆人，我最多只是一个独立表达的歌手……”大家在听到这番话后都无比惊讶，也引发了更大的愤怒，因为大家原本对他的所有主观性解读和命名，都被迪伦毫不客气地统统打碎了。
就这样，迪伦继续在被人定义和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大红大紫着。而在1965年7月那场民谣音乐节中，迪伦再一次对先前那个人们口中的“迪伦”作出了惊人的否定。当时，迪伦第一次在舞台表演中使用电吉他演奏《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但在观众的掌声和嘘声中，他仅仅演唱了3首，就被愤怒的观众赶下了台。但是，这次表演却被认为是民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它代表着即使是对迪伦这样的继承传统的音乐家来说，民谣也无法满足其需求，这更是完成了迪伦从民谣向电声摇滚的一种转型。几十年后这首歌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但当时，迪伦却因为这首歌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落荒而逃的懦夫”，在音乐上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了。
但这一年迪伦却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摇滚专辑《重访61号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并大受欢迎。与此同时，迪伦结交了一大批“垮掉派”诗人，并开始吸毒。他写的歌词逐渐变得不知所云，充满了晦涩的意象和场景。极度消瘦、神经质、烟不离手、精力旺盛……便是他这一时期的形象。
1966年7月，迪伦的那辆胜利牌500cc摩托车把他摔了出去。从此，他彻底从公众的视野中谜一样地消失了。
逃离·皈依·我
1968年的世界却充满了热血的味道。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法国爆发了五月革命，马丁·路德·金遇刺引发一场席卷全美的大暴乱……迪伦仿佛缺席了这一切，但又在同一年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归来。他的《约翰·韦斯利·哈丁》（John Wesley Harding）出版了，一个星期内就卖掉了25万张。唱片封面一反当时摇滚唱片的常态：迪伦穿着一件黑夹克，头戴毡帽，缩着肩膀，和3个陌生人站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仿佛没有任何象征的意味。而那些早已习惯了在歌词中寻找含义的歌迷们，却发现这一次迪伦不再表演辞藻，而是讲起了故事。
迪伦对这张唱片的评价是：“这是一张关于恐惧的唱片，用恐惧的心态来谈论魔鬼。”他还说，自己做出了“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宗教摇滚唱片”。那时的迪伦完全被宗教迷住了。据说，他在伍德斯托克家中的显眼位置始终放着一本摊开的大字版《圣经》。他每天都要读它，从中寻求某些答案。
魔幻的上世纪60年代终于过去，一切都归于平静或土崩瓦解，迪伦也彻底摆脱了全世界“梦想提供商”的角色。他开始了这接下来30年间的一次次音乐冒险之旅，从爵士到乡村又到民谣再到蓝调或其它，他始终没有一次是愿意重复此前的自己。
他在2004年出版的唯一一本回忆录中道出了这种永远“我不在场”的真相：“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不属于任何人。但最大的麻烦是媒体总把我当成话筒、发言人，甚至是一代人的良心。这太可笑了。我所做过的就是唱歌，这些歌直截了当，表现了巨大的崭新现实。据说替整整一代人发出了声音，但我和这代人基本没什么相似之处，更谈不上了解他们，并大声地表达过任何人的观点。我的命运就是随遇而安，这与代表任何一种文化毫不相干。真实地面对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
是的，他一如既往地皈依于那个叫做“自我”的宗教，所以他从来没有准备代表什么，也最终没有成为切·格瓦拉式的圣斗士。然而，却在无意间包含了某种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