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史略》王芝琛
创刊至复刊一万号部分
P7，“《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清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天津创刊，创办人英敛之”，时值情况，乱世之秋。“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大公报”创刊号《大公报序》）。
P7-8，翌日，《大公报出版弁言》，“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三日，发表《论中国人人有救亡之责》，“开篇三板斧”。
P8，与权党争，宣传君主立宪，顶撞袁世凯十年。
P8-9，反对革命暴力，及反革命暴力，宣传救亡图存。
P9，“办报人‘执笔的天职’是：‘阐发公理也，激发公论也，开通民智也，维持国力也。之数者，皆执笔之士，临死生患难，刀钜鼎镬而不易其亲旨也’（英敛之，1905年11月22日在《大公报》言）”；提倡科学、教育、实业，提倡白话文（早于胡适）；派女记者吕碧城赴欧美采访，开中国报业之先河；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英敛之于1912年2月23日《大公报》实行改版时告退。
P11，“英敛之于1916年9月将《大公报》卖给安福系财阀王郅隆。《大公报》实际上成了安福系的机关报”，“同年胡政之受聘担任主笔兼经理”，“胡氏又于1912年8月在上海创办了《国闻通讯社》，并任总编辑。1924年8月胡又创办了《国闻周报》”，“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大地震中死去，1924年安福系垮台。次年11月27日《大公报》也宣布停刊”，不久“已与《大公报》毫无关系的英敛之也于1926年1月10日去世”。
P11-12，“1926年9月1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以新记公司的名义续办《大公报》，人称新记《大公报》。吴鼎昌任社长，张季鸾任总编辑，胡政之任总经理。《国闻通讯社》与《国闻周报》成为大公报的附属事业。新记《大公报》馆址仍然在天津日租界旭街21号，续刊号为8316号”。
P12-13，“第一不党。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第二不卖。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鼓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第三不私……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张季鸾以“记者”笔名作社评《本社同仁旨趣》，《大公报》续刊号1926年9月1日）。
P13，“‘四不’办报方针，从一开始就把新记《大公报》区别于一切政党（包括党派）办的报纸，也区别于一般商业性的报纸，使‘文人论政’具体化”。“对待北伐战争，从《大公报》新闻和言论来看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为呼吁停战，二为痛斥旧军阀与赞扬孙中山”。
P13-14，1926年9月2日，吴鼎昌以“前溪”为笔名写评论《战卜》，同日有无署名评论《劝南北猛省》。3日，张季鸾又以笔名“记者”发表评论《南北征战可以已矣》，张季鸾又以笔名“榆民”发表评论《回头是岸》。12月24日，张季鸾发表评论《跌霸》。
P14，“尤其在1927年初，胡政之南抵汉沪，亲自考察北伐军以及北迁的武汉国民政府后，大公报连续发表评论，直至判了整个北洋军阀的死刑”。
P14-15，1927年3月12日，胡政之作社评《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最可令人想念者，便是他四十多年前后一贯努力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这一点”。
P16，1927年4月29日，张季鸾作社评《党祸》，7月1日，作《共产党在华失败之批判》。“大公报领导人”“主张无论‘反共者’或‘崇共者’，都须深刻研究马克思学说，并指出：今日反共者口头禅曰‘共产便是共妻’。崇共者之流行语曰‘共产即是分田’。马学真主义，岂如是简单哉？”续刊后“销路日广的《大公报》很快就成为中国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1927年11月4日，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历数汪精卫反复无常的行动。1927年12月2日，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
P17，1931年3月至6月，大公报特派记者曹谷冰采访苏联。“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版‘一万号’”，政界、学界、社会名流及外国政府的外务部门均纷纷来信来文来电以贺庆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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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归桥，路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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