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看了《赤壁》，如鲠在喉，不狠狠摆上一刀，难解心头之恨。《赤壁》之罪，大概有七：
第一宗：台词毫无张力，孱弱矫情，疏忽贫乏。
一种台词是虚弱无力。第一场戏曹操杀孔融。冲突一方选中孔融的目的估计有三，一，他让过梨，大部分观众都认识（有可能非常害怕观众没听说过看不懂就不想看了）；二，他一直和曹操都不怎么对付；三，名士声明在外，性格耿介、恃才放旷、任性使气、锋芒毕露。充当和曹操唱反调的角色很合适。然而孔融与曹操的对话毫无戏剧张力，台词太顺了，像出自一人之口，基本上围绕着要把孔融杀了这个主题一路狂奔。虽然孔融说话够狠，但作为一个世家出身能够站到天子面前的官僚名士，这种措辞太小儿科太愣头青太没有智慧和技巧了，完全不像中国这个传统官僚社会中有点分量的政治人物之间的针锋相对，毫无技术含量。孔融就像一个活腻了就要死在当下一定要死在曹操手里的愤青，他的潜台词只有一句：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最终的效果是孔融的攻击虚张声势毫无力道，曹操的愤怒流于空洞无物，整段戏对人没有任何冲击。我想说，不是杀人和血淋淋就能刻画残暴与独断。
一种台词是矫情＋无厘头。这类台词层出不穷，充斥整部电影。如小乔让周瑜给小马起个名字。周瑜说它生于荆楚，应该有一个荆楚的名字，就叫萌萌吧。小乔继续深情款款地说答应我，等它长大以后，不要让它做战马。周瑜问刘备皇叔还编草鞋？刘备说这是我多年的习惯。然后关羽、张飞现身说法说穿草鞋舒服，我们穿的都是大哥编的草鞋。难民小孩儿问关羽饭都没得吃了，念书有什么用。关羽一脸严肃地说：现在念好书了，以后就有饭吃。对，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才有出路。这种无厘头的台词用对场合是创造性的发散思维，解放思维；用错了场合是不伦不类、贻笑大方。电影院中笑场此起彼伏，不错，让观众觉得自己智商高过主创人员的台词也能引人大笑，但它与“好“无关。傻台词不可怕，但越来越多的电影比着说傻台词就挺可怕，它们会麻痹人的神经，逐渐让人忘了什么才叫做高质量的幽默。
第三种是疏忽和陌生。比如张辽恍然大悟地说“原来大哥打这场战争是为了一个女人。”醒醒，醒醒，你不是在拍黑帮片，给张辽一个胆子他也不敢背地里叫丞相大哥。再有是诸葛亮喊“张将军”、“赵将军”，糜夫人喊“将军”，非常别扭，更习惯的叫法是“三将军”、“翼德”、“子龙”，影片的叫法非常西洋化。
第四种是贫乏死磕型。比如诸葛亮说周瑜的阵法过时了，周瑜反唇相讥；诸葛亮说他要冷静，周瑜就着他的冷静做文章。过时来过时去，冷静来冷静去，语言的苍白贫乏捉襟见肘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请不要这样侮辱汉语吧。
《赤壁》台词文化上的硬伤，下文会详细论述，这里所言台词与文化硬伤基本无关。对台词的争议一出，各方维护者便大打创作自由牌，辩解理由有：一，把对各类台词的意见统统说成是对硬伤的意见，然后宣称没必要拘泥史实；二，称观众太过拘泥于时代，古代人讲现代话很正常。
这显然在偷换概念。第一，文化硬伤与不靠谱的台词不是一回事，不可同日而语。这有以成为焦点的“硬伤”转移对台词“矫情”、“贫乏”等更本质弱点关注的嫌疑；第二，古代人讲现代话并不代表讲的都是正常的、精彩的、神智清醒的话。抛开硬伤，观众不满的不是现代人讲不好古代话，而是现代人说不好现代话。
第二宗，剧情设计粗糙扯淡，矫揉造作。
《三国演义》中赵云救下阿斗后，是解开勒甲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你可以不按《三国演义》拍，但赵云把阿斗背在背后，这不是缺心眼吗？这是救少主呢，还是给自己挡暗箭呢？小乔给周瑜包伤口，在把周瑜包成粽子之后，就把头搁到周瑜受了伤的肩头。咱细节处能真实点吗？
周瑜和小乔那场床戏，从剧情看根本没必要，完全是个噱头。如果编导从大战在即，丈夫即将奔赴战场、生死未卜的角度来刻画，这场床戏不是不可拍的，相反还可以从床戏拍出战争气氛。然而显然导演并没有这个志向，始于床戏，终于床戏。我觉得很有必要告诉所有的电影工作者：全国人民并不是色情狂。
周瑜为了鼓舞士气，不杀偷牛的兵士，归还耕牛，全体道歉，老汉感动得涕泪横流。难道吴宇森整天看我们50、60年代的主旋律？我知道编导想以此突出周瑜的仁义与用人之能，但是对不起，丝毫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再有三军整肃之际，一个军士神色慌张地跑来说不好了，难产了！然后周瑜便抛下手上所有的事去关照那匹难产母马。她的夫人小乔无比爱怜地照顾着这匹马，不时小声地提醒周围的人“嘘，小点声，太大声它生不出来”。诸葛亮主动请缨给马接生。然后周瑜和小乔腻歪着给马起名。诸葛亮在戏中还给吴宇森挚爱的鸽子洗过澡，并负责吹风。刘备在大战之前仍保持着编草鞋的优良传统，大家词汇干枯，思想贫乏，对着一只只草鞋干巴巴地抒情。关羽在志愿小学当教书先生，教小孩儿们念《诗经》。太扯淡了！我知道，编导想以小见大表现英雄普通、善良、柔情的一面。但是知道什么叫做“矫情”吗？据说主创人员不断解释设计这些小情节的目的。一部电影不能老靠导演的话外音和观众的善解人意活着。想法是一回事，效果是另一回事，很显然它们没有达到初衷，非常失败。动机什么都不是，只有杀人动机的人，没资格成为杀人犯。
除了周瑜和诸葛亮合奏那个场景有点意思，整部影片的情节基本上是一部颟顸大全。
第三宗：人物塑造失败。
张丰毅不是我想像中的曹操形象，但在几个还算靠谱的场景中，能看得出来他完全有能力演好这个角色，塑造出和鲍国安分庭抗礼的曹操，可惜让剧本给毁了。除了开始那个并不算成功的杀孔融的剧情能让人看出来这是个政治人物之外，曹操大部分时间都在对着小乔的写真发情。闲暇之余挥挥手，讲几句大话。照此看来，孙刘联军最后打败曹操，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残暴、好色、有篡逆之心、多疑、没有朋友、难怪天下人都不喜欢他；奇怪的是，这种人为什么还能在历史上成为一号人物，他身边的人都瞎了眼吗？“拥刘反曹”在民间是更为主流的倾向，《三国演义》也如此，但罗贯中还是没有把曹操庸俗化、简单化、狗熊化，最终塑造出一代奸雄，一个响当当的称得上对手的人物。也只有那样的人物，他的对手才可能也是令人钦慕的。《赤壁》中的曹操是个流氓，还是愣头土流氓。《赤壁》把曹操拍成了董卓。
在之前亮相的海报中，张震的扮相是最到位的，结果影片中是最离谱的。个别场景属于演员抽风，大部分原因在于编导。“生子当如孙仲谋”，而《赤壁》把孙权拍成了刘阿斗。我知道主创人员还会解释那些表现孙权胆怯的小细节是为了表现英雄也有怯懦的一面，人性是多面的。但是对不起，您力气使偏使过了。
还有一个错位，是把孙尚香拍成了小燕子。
其余诸人，关羽没有赤兔马，总是徒步抡大刀。这样很漂亮吗？战马如同大将的双足，为什么单单不给云长配匹马？至于周瑜和诸葛亮，对不起，我只能把这俩人放在最后讲。因为除了那些愚蠢、矫情的情节之外，我几乎对这两个人没有任何印象。连周瑜的“高大全”也没感受到，更看不出来诸葛亮到江东去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周瑜死才36岁，流传较广的周瑜形象，雄姿英发，倜傥风流，梁朝伟不仅年龄上完全不符，气质也根本不符。他就算是退回到韦小宝时代，也不是周瑜的合适人选。而剧情、对白既无法重现人们头脑中那个周瑜形象，也无法塑造出另一个“新周瑜”，只是祸害，所以这个角色毫无光彩再正常不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梁朝伟不是万能的。
至于金城武，说他是诸葛亮不如说他是金城武打扮成诸葛亮的样子穿越时空来看新鲜的，根本没有在场感。一双眼睛水汪汪的饱含深情，看谁都像看情人，不光是对着周瑜。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除了眉来眼去之外，周瑜基本上充当了诸葛亮导师的角色。
惟一像样的角色是赵云。胡军也不是我相像中赵云的样子，但他的表演弥补了所有落差，教人觉得他就是赵云。当然还要归功于导演和编剧除了武戏之外没给他太多剧情和台词，晚节得保。
第四宗：文化硬伤，不学无术，伤痕累累。
文艺作品不是信史，允许虚构允许无中生有允许戏说。可戏说不是胡说乱说，总要言之成理、有逻辑、能自圆其说。最雷的一句台词是赵薇的“天下兴亡，匹女有责”。那句天下皆知的话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的。别说这是电影没必要认真，任何创作都不能成为无知和笃定错误的理由，否则便是对“创作”这一概念最大的侮辱。虽然电影里其他的台词也根本不像三国那个时代的话，比如欲望使人年轻之类，但为什么观众只是觉得这些台词弱智但并不认为根本不能以这样的方式说话？因为大家理解这是文艺创作，允许你用最现代的思维来演绎古人，愿意对创作抱有最大的宽容和同情。现在的问题是，“天下兴亡”这句话是在哪朝哪代出自谁之口都确凿无疑，这样罔顾事实的做法与自由创作风马牛不相及，只能叫做“硬伤”。自由创作不是发高烧胡说八道。
游戏要有游戏规则，你要是不讲明朝代，或者你是项少龙，从现代社会发射过来的，随便吟哪个朝代的诗都随你的便，现在你打着“三国”的幌子，就要受它的束缚，没有既要利用又不想付出代价的道理。千万不要再狡辩，说虽然历史上是顾炎武先提出来的，但也许孙尚香早就说了，只不过史书没记载啊！顾炎武这句话影响如此之大，更重要的原因并不在于他强调的责任，历朝历代士大夫都以此为己任，没什么新鲜的；而在于它的前提是“亡国”不同于“亡天下”。“亡国”是一家一姓朝代的更替，而“亡天下”则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亡国、保国”，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天下”兴亡，即使贱如匹夫，也是有责任的。满清入关、资本萌芽是这思想的现实背景；明末清初民主思想的萌芽，于此话可见一斑。孙尚香在那个年代无论如何不会有这样的观念，这一点就请所有狡辩派死心吧。（对不起，我实在被解释派和狡辩派吓着了。）
再有，中国传统社会，女性长期不被当作和男性一样的“人”来看待，许多话是对着男性说的。但由于汉语自身的弹性，旧瓶装新酒的功能非常强，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不变的汉字能够不断容纳新的内容，当女性也被视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时，“夫”便自然也包括女性，泛指所有人。再有，男性话语系统中，女性以男性指称自己是很常见的。比如在一个师承关系的团体中，女性可以被他同辈的徒弟称为“师姑”，但被叫做“师叔”也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南方还有很多地方管母亲的妹妹叫“舅舅”。而在进行社会规定性别以外的语言和和行动时，以男性指称自己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形容女性的豪侠气时便必须借助男性的专属词汇：丈夫、英雄等，而语言上也默认这样的泛指。这种情况到今天也仍然存在，比如所有造诣精深的大师级人物都被称为“先生”，不论男女。
因此，如果你认为三国人也能讲清朝话，硬伤就叫做创作自由，不理具体事实这一套，孙尚香这样讲话是天经地义的，没人能拦得住你。但是中国人物讲话至少得讲汉语吧，那么孙尚香说出口的，也应该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根本无需把“夫”换为“女”；如果一定要强调女性身份的话，那也应该是“匹妇有责”，绝对不会是“匹女”。这个“匹女”就跟影片子中那句“如虎添蹼”一样，自以为聪明，其实不通又不通！
这个台词的问题有二：一，文化上的硬伤；二，汉语不过关。至于整天说不过语言不必细究的人，我倒要问问，现在拍一部时尚剧，里面人物用上古汉语讲话，掩耳盗铃地把“两个黄鹂鸣翠柳”当成原创，你受得了吗？你冲一位妙龄少女喊大妈，你试试她会不会对你嫣然一笑？你冲你爸喊“妈”，然后说没关系，反正只是一个称呼嘛，语言不是科学，不过是习惯，没有绝对的对错，你看你爸会是啥反应。语言问题同样和不得稀泥，你说没必要太拘泥，不过是这个东西离你较远，对你不产生具体影响，或者你自己搞不清楚，不代表它没有是非！语言能力低下不是颠倒黑白的借口。
另外要说说那个“甘兴”。在周瑜手下效力，“水盗”出身且姓“甘”的，在赤壁之战中数得出来的大将，我记得只有“锦帆贼”一人。不论在《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中，这个人都叫“甘宁”，字“兴霸”。我自认读书不精、涉猎不广，不敢说影片一定弄错了，有可能“甘宁”也叫做“甘兴”，只是我没见到记载；而此处，只有这一个解释，才不叫做硬伤。如果这个“甘兴”根本不是“甘宁”，请告诉我，他到底是谁？千万不要告诉我，我们拍的就不是甘宁，“甘兴”是个泛指，就是指周瑜手下的一个大将，用了点儿甘宁的背景。
除了这些显性硬伤外，另有许多隐性硬伤。（它们也只有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环境中才会被列为“隐性”。）比如曹操给孙权下战书“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孙尚香说这个曹操也太虚伪了，打仗就是打仗，还这样说话。这句话简直不学无术到极点。中国古人的措辞含蓄蕴藉，非常讲究，即便是两军对垒兵戎相见，其用词仍然是典雅斯文风度不堕的，“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不过就是“我要和你打仗了”的书面表达方式，孙权哪天要给曹操下战书，也是这个路子。孙尚香决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观诸《左传》，这样的记录比比皆是，比曹操这个还“虚伪”。《赤壁》可以说现代话，你说“你们一定合得来的”我没意见，你用现代汉语下战书说“你是恐怖分子我要来打击你”、“你是帝国主义我要来解放你的人民”我也忍了。但是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已经涉及到古代常识了，居然用对常识的低级误读来做文章进而成为看点，实在令人忍无可忍！如果你们认为这很能刻画孙尚香的个性，我必须很郑重地说：无知不叫做个性，正如上文所言自由创作不是胡来；如果你们认为这是一个笑点，我只能很遗憾地说：这种乐趣实在低级。
而所有这些根本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只不过是常识，最多翻一下书就都可以解决。而如今刺目的东西如此之多，我非常怀疑主创人员的敬业精神，更加怀疑他们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真傻是不学无术，装傻是其心可诛！
即便鬼扯如琼瑶，瞒天过海如金庸，也是在令小燕子、韦小宝目不识丁的前提下，让他们用无知耍宝的。六郡八十一州的郡主是胡同串子吗？我觉得文艺从业者很有必要明白一个常识：豪爽不是粗鄙；文盲，不是女性成为英雄的必要条件与前提。
此节最后要提及的一点是周瑜给小孩儿修牧笛，这里不是硬伤，但涉及到对文化的理解，最终影响到人物的塑造。这是电影对“曲有误，周郎顾”的新演绎。在操练军队时开小差跑去给小孩儿修笛这个情节的初衷大概有三：一，突出周瑜精通音律；二，突出周瑜潇洒放旷，连军事都可以丢下；三，突出周瑜的平易近人。对精通音律的表现差强人意。让周瑜练着兵溜号很不靠谱，潇洒不是无厘头。或者导演想表现别的，我眼拙，没看出来。平易近人的话，太做作了。
《三国志•吴志•周瑜传》中对周瑜对音律的精通是这样描写的：“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这里说周瑜在酒酣耳热之际，纵情放浪之时，仍然对音律的错误有着本能的敏感。其间风流自赏、任性放旷、顾盼生姿的形象跃然纸上。而这一形象产生的背景是建安那样一个时代。汉室倾颓、王纲解纽、儒学崩溃、各种异端思想兴起；诸侯们为了扩大势力，多能不拘一格地延揽人才。于是士人们从往日巨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行动自由，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的充分表现。曹操就曾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公开表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实是一代风气使然；而其人放言无忌、清俊通脱。作为孔门后裔的孔融则公然宣称孝道不足守，父之于子无亲，不过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同，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离经叛道、雅好慷慨、放旷跳脱、真率任情成为一个时代的风气，留下的诸多记载神采飞扬，读罢不免神思涤荡，掩卷浩叹。
用什么样的手法塑造人物是创作人的专利。对比这两个周瑜，哪一个更为鲜明、自然、具有人格魅力，观者自会有判断。而这差别的背后，是文化内涵与取向上的巨大差别。
第五宗：面对质疑，偷换概念。
制片方从开始就声称我们拍的不是《三国演义》，我们是根据史实拍的。如今面对重重质疑，还死鸭子嘴硬，劝大家不要拿《三国演义》来要求、评价《赤壁》。说句实话，就这部电影，挨得着抬出《三国演义》才能证明它差吗？杀鸡也忒用牛刀了。
好吧，既然创作者这么爱拿《三国演义》说事儿，现在我们从《三国演义》谈起。
《三国演义》，准确讲叫《三国志通俗演义》，罗贯中上来就亮明身份，不敢以信史自居。但是今天《赤壁》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按历史拍的，我倒要请问：是孔融的死法是史实还是曹操攻打东吴为了小乔是史实？是“萌萌”是史实还是“天下兴亡，匹女有责”是史实还是八字没一撇孙权就当着妹子的面向刘备提亲这种行为方式很“史实”？这林林总总的情节、细节，有几个有个“史实”的样子？挂狗头卖狗肉无罪，挂羊头卖狗肉可耻。不是我非要拿“历史”来要求您，这是您自找的。
制片方以及众多助拳者还有一个说法，因为拍的不像《三国演义》，所以大家会不习惯，先入为主。不断强调文艺作品有不同的创作手法不能拘泥于某种既定的观念，还举国外拍莎士比亚戏剧的例子。这个观点本身十分正确，但具体此处，它在避重就轻、偷换概念。到目前为止，所有批评意见中，因为拍的和《三国演义》不同而指责的，占多大比例？傻子都看得出来这是吴宇森的“三国”不是罗贯中的“三国”。不拘泥的做法天经地义，这并不代表它就一定会产生硕果而不是垃圾。《罗密欧与朱丽叶》都被翻成现代黑帮片了，它成功不是因为它不拘泥，而是因为它自身立得住脚。而老老实实照着《罗密欧与朱丽叶》拍，既有可能成功也非常可能什么都不是。现在，《赤壁》制片方显然要拉《三国演义》做替罪羊。正面宣传的时候刻意地和《三国演义》划清界限；遭到质疑的时候，死抓着《三国演义》不撒手，不带这么无赖的。
或者你会说，有一部《三国演义》珠玉在前，即便观众不拿像不像做标准来评判，也会把两部搁在一起一较短长，而经典总是很难超越，所以稍落一点下风便会被贬得很惨，这很不公平。你是第一天才知道有一部《三国演义》在前吗？你是第一天才知道和经典撞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吗？愿赌服输，没有金刚钻别拦瓷器活儿，决定要拍的第一天就应该明白所要面临的是什么。没谁逼着谁非拍这部电影不可。凡事总强调客观原因非常没劲，很不男人戏。
况且，如果一部作品真的足够牛逼，任何大山都不会成为阴影和绊脚石。为了把这件事情说得更明白一点，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三国故事的流变以及《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三国演义》决不是第一部记录这段风云激荡时代的作品。在民间，三国故事始终在流传、丰富。隋代文艺表演中已有“三国”的节目，据杜宝《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看水上杂戏，就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内容。李商隐在《骄儿》诗中写道：“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也就是说晚唐儿童对三国故事也非常熟悉。在宋代的“说话”艺术中已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艺术效果很好。现存早期的三国讲史话本是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印的《三国志平话》和内容大致相同的《三分事略》。在戏曲方面，金元时期搬演了大量三国戏。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有《赤壁鏖兵》等多种金院本剧目，有《关大刀独赴单刀会》等多种宋元戏文。 （参见 《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第一章》，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
在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之前，所以这些比他的小说都流行，都更有群众基础，人人都不是白纸一张，都有既有观念、先入为主。而他面临的一座最大的山峰，是陈寿的《三国志》。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一朝横空出世，彷佛一剑西来天下俯首，不仅令同题材的作品黯然失色，从此不再言战，而且把正史逼得岌岌可危。即便知道《三国志》的可信度比《三国演义》高，即便历史学家天天大声疾呼不要把小说当成历史，人们还是揣着明白成心糊涂对被歪曲的人物、子虚乌有的情节津津乐道、乐此不疲。
类似的例子是《西游记》，更邪门的是愣是把一出人间壮举演变成怪力乱神，把正牌主角换成一只猴子；一直延续到当代，创作传奇仍然在继续。完全没有照着《西游记》拍的电影《大话西游》以疯癫的姿态从母体中叛逃出来另立门户，雄霸一方。即便从它问世起就不断有人批判它篡改经典，但丝毫挡不住一代青年的热爱与学者们剖析后现代的热情。而这时你也会发现，单单“篡改经典”这样一个理由是多么不具备杀伤力，根本不能一剑封喉，所以《赤壁》把《三国演义》当成救命稻草显然是打错了算盘。而更妙处在于，我不认为它拍的是《西游记》，我也很难认为它拍的不是《西游记》。
面对大山有很多种选择，偏向虎山行的是壮士，但没有什么能保证他凯旋。不具备充分的实力做好充分的准备便匆匆闯到高手面前过招，失败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
第六宗：故事偷工减料，组织支离破碎
作为一切三国故事的蓝本，那段历史本身是母题，所有由此衍生出的故事，都可视为这个系统的子题。鉴于正史同样不能全信，广义而言，《三国志》同样可以归到这个系统中来。那么《三国演义》和《赤壁》的关系，其实是同一母题的不同子版本，是异代同宗的血亲。此子版本固然不可成为彼子版本的标准，但它们却不是不可决出高下，这是两个概念，许多为《赤壁》呐喊助威的，都在混淆这两个概念。所有这个系统中的子版本，在母题面前，比较、决出高下，是必然和公平的。因此《三国演义》不是《赤壁》的标准，却是《赤壁》不可能摆脱的话题。不管主观意愿为何，《赤壁》从它决定开拍之际，就已经自动进入这样一个系统。所以千万别再说什么不要拿这两者比较之类的话，太撒娇了。《三国演义》是这样走入的，《三国志平话》之类是这样黯然失色的。以后若还有其他版本，也自然会进入到这个系统中来。胜者扬名立万，败者则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
与《赤壁》的故事时间对应，《三国演义》在这段篇幅中留下了赵子龙单骑救主、张翼德长坂断喝、舌战群儒、智激周瑜、三江口周郎点兵、蒋干盗书、草船借箭、周瑜打黄盖、连环计、横槊赋诗、诸葛亮借东风、火烧联营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故事、典故和俗语。首先这些故事单个考量是精彩的；其次它们都是紧紧围绕着即将到来的战争的主线，有效地、有条理地、从容不迫地将故事不断向前推进；第三，人物性格在故事中得以显现和丰富，鲜明生动；第四，人物与事件的互动，使整个故事充满了张力。第五，这些故事直到今天还有生命力。
现在来看一下《赤壁》。《赤壁》的故事有：赵子龙单骑救主、张飞用反光镜、诸葛亮到江东、周瑜修理小孩儿牧笛、周瑜给马接生起名、周瑜小乔床戏、周瑜诸葛亮对琴、孙尚香积极参战、孙权从犹豫到决定、刘备编草鞋、张飞写字、关羽当灾区教师、诸葛亮给鸽子洗澡、曹操杀孔融、曹操看小乔的画像、曹操把骊姬当成小乔来宠幸等情节。
这里面直接和战争本身有关的有赵子龙单骑救主、张飞用反光镜、诸葛亮到江东、周瑜诸葛亮对琴、孙权从犹豫到决定、曹操爱小乔；其余的都是游离于战争主线之外的。直接有关的这部分，赵云救阿斗不是原创，在表现上尚可，但不如“七进七出”波澜起伏，还有那个大疏漏：把阿斗背后背上。张飞用反光镜是原创，虽然有点扯，总体效果还可以。诸葛亮到江东这一段是最差的，就是来搭线传话顺便观光游览的。对东吴老臣那一节，太小儿科了，台词不仅太顺而且粗糙。与周瑜心意相通那一节算是本片拍得比较好的一段儿。孙权以及曹操，上文已分析过，不再赘述。
与战争有关的这些情节，第一，单个故事本身乏善可陈；第二，不能有效地向主线推进，彼此之间支离破碎；第三，人物性格模糊，与故事如同表里两张皮；第四，这些故事的生命力究竟有多长，我决不妄下断语，咱们走着瞧。
与战争非直接相关的情节，目的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如上文所述，效果很差，弄巧成拙，而且所占篇幅太大，几乎喧宾夺主。
我们再仔细看会发现，与战争相关部分，大部分来自已有的故事，拍得很偷懒，能省则省、粗制滥造；原创的情节，大率与战争无关，塑造人物手法愚蠢。作为一部标榜与《三国演义》不同，呐喊创作自由的作品，作为以战争为最大题目的作品，它与战争有关的情节绝大部分都不是原创，而大部分的原创情节居然都无法有效贴近“战争”这样一个最基本内容，毫无建树！
这样两套故事，哪一个是高质量的有机体，哪一个是豆腐渣，是高下立判的。故事的质量在于本身的有机组合，在于它对于人意志与情感的影响与冲击，《赤壁》哪一点做到了？
第七宗：以意志绑架故事 点穴不准
面对同一母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与价值立场。陈寿选择了尊魏为正统，罗贯中选择了“拥刘反曹”。罗贯中选择了智斗和权谋，吴宇森选择了“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大家要团结”。
这本身不成为问题，绝对属于创作自由。只是选择权不意味着成功。不同的故事，是存在着不同的最佳切入点的，表情是不同的。一个故事不可能扮什么像什么，同一个主题不可能任何故事都能表现。即便是最新创的故事，也会在开始创作的那一刻，便成为活的有机体，有内在的逻辑和生命，创作者偏要不顾故事的内在规律强按自己的意志来，只能是使它胎死腹中。更何况是早已成型的故事，像人一样，有着自己的独立意志，不是随便就可以任人撮圆捏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故事都是有生命的，你要表现它，首先要尊重它。
《三国演义》的成功除了罗氏的天才之外，还在于他抓住了这个故事的脉门。滔滔乱世，一群政治男人之间，政治斗争与权谋显然是最出戏的点之一。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赤壁》别扭，是因为根据常识，这样一群政治、军事动物之间远不可能如此和谐美好幼稚愚蠢扯淡。吴宇森钟情于男人之间的情谊，以前的片子几乎都以此为主题，大肆渲染；此次仍然初衷不改。然而，他以前的片子更多是江湖黑帮片，江湖与武侠都是成人的童话，童话之中，怎样的至情至性、生死同心都是被认可和接受的。而一旦场景挪到具体现实中，就会立即显得滑稽和可笑。
如果非得和名著死磕，你想创作上自由更大，应该去拍《西游记》；特想拍兄弟情义、两肋插刀，应该直接去拍《水浒》。既然决定了要拍三国，就必须按照它的理路来。非要把一群立场不同、利益交错的豪强拍成同心同德的同志，简直就是非要把《金瓶梅》拧成《红楼梦》。而故事意志的反弹，就是不动声色之间让你洋相百出、窘态必露，再次告诉大家“强扭的瓜不甜”这样一个古老的常识。
具体到《赤壁》，我们可以看到，吴宇森所确立的“团结一心”的主基调恰好解释了上文我所分析的那个奇怪的现象：所有原创情节都与战争无关。而他又不可能改变这场战争本身的主体地位，失去它，整个故事都不成立了。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即主题精神与主要情节背道而驰，基本南辕北辙。因此越用力，这两者之间的裂痕就会越大，就会越莫明其妙左支右绌笑料百出匪夷所思。
故事的失控，只能用场面来弥补。我们在《赤壁》中看到了大量的战争场面，很好看，效果不错，这大概是这部电影惟一值得称道的地方，尤其是那个八卦阵。然而，战争场面并不是战争故事的救星。《三国演义》用了大量的文戏来写战争，而注重战争之前双方力量的此消彼涨、斗智斗勇，武戏文唱一向是中国文艺作品描写战争的传统。传统自然不是圭皋不必拘泥，然而古人决不是傻子，需要转脑筋的是何以会形成这样一个传统。
除了战前活动是战争的有效组成部分并起决定意义的实际情况外，从创作来讲，显然文戏比武戏可能持续的时间更长、更容易渲染气氛、制造戏剧冲突、增强故事张力、塑造人物形象，更容易给人留下持久深刻的印象。比起短期的战斗、瞬间的决杀，显然铺张文戏更能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是《赤壁》的武戏未能挽回整部片子失败的原因，它们太容易流于泛泛，尤其是在灵魂缺失的状况下。
因此，《赤壁》整个故事瘫痪的最关键症结在于吴宇森的立意。他一厢情愿地用自己的个人意志强行绑架了一个业已成型的故事。不是所有的璞玉在任何人手中通过任何方式都能被琢磨成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庖丁解牛的秘诀在于“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以无厚入有间”，得以游刃有余；绝对不是靠由着性子挥刀乱砍。《功夫熊猫》中，被扎错了穴位的熊猫，不是病痛全消生龙活虎，而是面神经抽搐，心脏停止跳动。现在，《赤壁》就是这只倒地不起的胖熊猫。
中国大片大概滥觞于张艺谋，流风所向，冯小刚、陈凯歌一干知名导演相继落水，现在吴宇森创了新高。这些大片几乎改变了艺术/商业作品的生存法则。在此之前，作品成为一个傻子是件恐怖的事情。现在，傻不要紧，只要你是个4亿人民币打造出来的傻子，你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最聪明的那一个；仅有几个人知道你傻比较恐怖，有几亿人知道你傻，你就可以比聪明人制造更大的轰动、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傻大片不是问题，泛滥且占据主流就是一个大问题。这几乎给所有蠢蠢欲动的人指出了一条终南捷径：只要你不惜成本、不惜代价的傻，就能最大限度地赢得金钱与声名。而这，对于整个电影市场生态平衡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无异于饮鸩止渴。
行文至尾声，我要衷心地祝愿《赤壁》票房惨败，狠狠地给热衷、沉迷、鼓吹这样电影泡沫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虽然我是如此清楚，《赤壁》决不是最后一部傻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