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尽带黄金甲》：华美的回归

 

     《满城尽带黄金甲》（以下简称《黄金甲》）作为一部商业大片，承继《英雄》和《十面埋伏》，以极端华美的视听效果再次震撼了观众。但它的内容和主题却不是商业类型片惯有的模式，而是回归了对封建专制体制中女性悲剧命运的探讨。由于原著《雷雨》所提供的激烈的矛盾冲突以及丰满的人物性格，使得这部片子在主题、人物和叙事方面赢得了一致的好评。但是由于商业类型片和文艺片在内容和主题上的不同要求，使得张艺谋这部豪华型的文艺片受到了习惯商业叙事规则的部分观众的批评和责难。

 

     张艺谋说：“《黄金甲》是部商业片，当然它不是那么纯粹。首先《雷雨》就是部文艺作品，其次任何导演拍电影，都希望作品内涵更丰富，信息量更大，所以只要不破坏影片类型，他都会放进去很多想法。”[1]那么，纯粹的商业片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张艺谋在《黄金甲》中又放进了那些“想法”呢？

     我认为比较纯粹的商业片应该是建立在戏剧美学基础之上的类型电影，一般商业片都倾向于满足观众的对娱乐的心理需求，在银幕上制作超现实的奇观并讲述浪漫的故事。对矛盾的解决基本是是理想化和虚拟性的，多以造梦的方式满足普通大众的观念、趣味和欲望，通过对生活的虚构性想象，引导观众进行一段梦幻之旅，让他们在赏心悦目中获得审美快感，而且成功的商业片一般都有内在的类型化的范式。如好莱坞商业电影，是建立在制片人专权、分工精细的大垄断企业和明星制度基础之上的类型电影。“影片一般都有一个情节丰富的故事，依照戏剧的结构设置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在必要的部分安排情节转折点，让故事在一波数折中迂回延展，直至最后到达影片的高潮。”“拥有简洁而清晰的情节结构，好莱坞电影创作以观众的欣赏为衡量标准，为了便于观众接受，影片大都采用单一的线性结构，以时空转移为顺序，以事件的发展为线索，较少使用闪回、交叉蒙太奇手法，而着重单项度发展的故事。”“影片注重演员外形的塑造，赋予人物类型化与平面化特征，让人物分明、忠奸有别，这不但有利于观众的欣赏，也有助于影片公司对演员进行商业包装，使其成为某种类型或气质的代表。”“影片对电影技术方面的完美追求不遗余力，在人物造型、画面构成、用光、用色、音响等各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唯美倾向，为的是在荧幕上营造出一片梦幻般的天地，让观众在影院充分享受‘声色之娱’。”[2]这种美学原则体现在许多经典好莱坞影片中，使得美国电影数十年保持繁荣势头，在世界电影市场上所向披靡，为各国商业大片争相仿效和使用。

      就《黄金甲》而言，在外在形式上采用的是商业片做法。启用了周润发、巩俐、周杰伦等当红明星来增加市场号召力。极力营造视觉奇观，后宫数千佳丽晨起梳妆的镜头，药方中大批御医为王后制药熬药的镜头，以及后来成千上万布满画面的大王的军队和叛军对阵的场面，使电影中充满仪式感和视觉冲击力。《黄金甲》虽然是个悲惨的黑色的故事，张艺谋有意用奢华去包装，以求“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艺术效果。他说：“我喜欢用镜头阐述张力，细节可以放大某种东西，让它变得具体，《黄金甲》里拍了很多特写。《雷雨》是24时内发生的，我就很喜欢这种设计，就拿过来用，改编成48小时。为了表现紧迫感，我就想到了报时辰。另外，我们也想像《雷雨》那样在一个日子让它全部发生，想了很多节日，包括春节，后来就用了重阳节，因为那菊花很有渲染力，还有相关习俗，挺有意味的。我觉得‘黄金甲’体现了黄巢那句诗的两层含义，满城的菊花和造反的军队。”[3]金黄色的宫殿，金黄色的盔甲和金黄色的菊花，共同组成了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动用数码技术制作出极为奢侈唯美的大场面，让观众享受到了声色之娱。就片名而言，“满城尽带黄金甲”，其实是王后向大王发动兵变的形象比喻，在重阳节铺满菊花的皇宫，佩戴菊花图案头巾的叛军蜂拥而至。而英文名“Curse of The Golden Flower”(菊花的诅咒)则显得更加直白。在武打设计方面匠心独具，在峡谷中和宫殿中设计了“神兵天降”的场面，与其它武侠片又有所不同。投入六千万元进行了轰炸式的宣传也是商业大片所必须的。

     艺术片一般都注重作者的个性表达，倾向于反映社会现实，直面惨淡的人生，更多是用批判的方式寻求生活的实证，让观众理性的思索人物的处境，优秀的艺术片在主题上的开拓和内容的表达上总是卓尔不群，在叙事和视听形式上常常自出机杼，具有创新性。就此而言，《黄金甲》又不是纯粹的商业片，首先在主题上，传达的是一个极为个性化的艺术电影的主题和内容：对女性在男权制度下悲剧命运的深度思考。

从《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到《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张艺谋的这几部电影一直都在讲述一个“宅子里”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铁屋子”的寓言。尽管作品外在内容有所不同，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在内核上有相似之处：极力表现封建专制对年轻生命，特别是年轻女性的摧残。一个老而不“朽”的“老爷”——在《红高粱》中是有麻风病的烧酒坊主李大头，在《菊豆》中是染房之主杨金山，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是陈家大院的老爷陈佐天，而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则是黑帮老大唐老爷，对妻或者是妾，一个玩偶或者是作为传种接代的工具在精神和身体上进行催残，导致了她们的反抗，结果被无情的镇压，成了专制主义的牺牲品。由于这些电影展示的主要是这些年轻女性的反抗和毁灭，以女性最终的死亡或失败来控诉封建专制的罪恶，我将之称为表现妇女解放主题的女性电影。在这些电影中，用极为浪漫和凄美的手段表现了旧中国的民俗或者是“伪民俗”，暴露了“家丑”，如高粱地里的野合，染坊中的乱伦，四合院中的妻妾争宠，上海黑帮的活埋人等，讲述的都是一个发生在老“宅子里”（东北的造酒作坊、北方的染房、北京的四合院、上海滩的黑帮唐府公馆）的悲剧故事。在潜意识中满足了中西方观众的“窥私欲”，被中国的文化学者当作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的标靶。

     《黄金甲》采用了曹禺先生的话剧《雷雨》的故事、。《雷雨》讲述的是一个专制的大家庭中，名为资本家，实为封建家长的周朴园滥施淫威，导致了妻子和子女的毁灭。这样一个发生在封建宅子中的故事不同于讲天下统一大主题的《英雄》，也不同于讲爱情至上的《十面埋伏》，更不同于返璞归真的讲述人伦亲情之作《千里走单骑》，其实又回归了张艺谋所擅长的表现女性觉醒和反抗的题材中来。当记者问到张艺谋在《黄金甲》里放进去什么特别的想法时，张艺谋说：“首先我还是追求作品的思想性，它有点像《大红灯笼高高挂》，同一个主题，封建文化压迫下的一个女性悲剧，她的扭曲挣扎畸形的心路历程，我喜欢这样的命题。另外它的华丽甚至超奢华的包装，都跟这思想有关系，而不是凭空卖弄，巩俐的造型，你都能看到内心的黑暗和虚无、罪恶。”[4]只不过在《黄金甲》中，象征封建专制的“铁屋子”或者说是“宅子”更大，更为气派和华丽，由周公馆变成了皇室。封建家长生杀予夺得权力也更大，成了更为残暴和嗜血的暴君，他要维持“天圆地方”的“规矩”，逆命者必定遭到教训和镇压。而在这个更大的宅子中的故事里，封建家长和妻子的矛盾冲突变得更为惊心动魄，血腥和暴力。

 

      与影片主题相对应的，是影片中的人物不再是一般商业片中的类型人物，而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替极其频繁，同室操戈，骨肉相残事件屡有发生。而这种情况在整个封建社会的皇室中具有普遍性。诚如张艺谋所言：“我看了几十部研究古代帝王生活的书，慢慢整理出来，所有的帝王家庭，他们在后宫发生的故事，只要是权力争斗，全都是血肉相残的，很残酷，还有乱伦现象大量存在，因为整个后宫都是血缘关系里的，皇帝生很多儿子、女儿，甚至母子在一起都有。”[5]《黄金甲》的故事放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皇室中，可以说是为骨肉相残，违理悖德的典型环境的设置找到一个很好的历史切入点。儒家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天下”的基础，“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为妻纲”和“君为臣纲”是“齐家”“治国”的最基本的“规矩”，“家国同构”，治家和治天下是一样的道理。因此，封建家长（君王）的专制统治，对妻子和儿女的人性摧残和精神的毁灭就有了超越时代的典型意义。而影片中后唐王室也就成了具有普遍性又有独特性的典型环境。普遍性体现在作为封建时代一切皇宫的代表，它富丽堂皇，钟鸣鼎食，等级森严。独特性体现在作为具体的梁朝皇室，它的豪奢华丽，同根相煎又不同于其它王室。

     人物不是商业电影模式化的类型人物，而是《雷雨》中具有多重性格、多个侧面，个性化立体化的“圆形人物”，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但由于观众对某个明星和某类人物定型化的期待心理的存在，使得影片的人物塑造方面存在争议。

影片中的的王后是由《雷雨》中繁漪形象改编而来。张艺谋认为：“繁漪的挣扎和扭曲，体现了时代精神，她是在五四文化背景下控诉那些腐朽的东西，如果只是个家庭故事，就没有那么大的份量。所以我们让她的反抗更复杂些，更视觉化，因为她是心理，不能像话剧那样用嘴说：‘我恨死你了’就明白了，但电影就变成不惜身家性命，也要把你推倒的。”[6]王后本来是梁国的公主，不幸成为一桩政治婚姻的牺牲品。20年来，她从未在丈夫那里品尝到真正的爱情。孤单寂寞中，她与太子发生了不伦之情，但是懦弱的太子移情别恋，显然不是她精神上的依靠。而他俩的私情也被大王发现，于是她成为大王密谋毒害的对象。父子两人双重的伤害，让这个女人决定铤而走险，寄希望用一场宫廷政变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她身上，体现了一切遭受封建专制摧残的女性共有的特征。就表演而言，巩俐从《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到《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成功地扮演一系列不甘心命运摆布，桀骜不驯，反叛而终遭镇压的女性，在《黄金甲》的表演恰当好处的表现了一位绝望而又于心不甘的王后形象。

      大王作为封建专制家长和君王，原本只是一个小都尉，为了篡夺王位，陷害发妻全家，娶得邻国的公主。表面上文治武功，仪表堂堂，实则道貌岸然、冷酷无情，是一个彻底被王权异化的人，最后不可避免地落入孤家寡人的可悲境地。一方面他对子女疼爱有加，但另一方面却又要他们生活在自己的阴影中，威慑他们，使他们俯首帖耳。如有忤逆，即遭残酷镇压。就演员的表演而言，一位有影响的明星在多部类型片中的表演会建立一套相对固定并且是观众喜欢反复观看的表演模式。周润发由于在黑帮片和爱情片中作为一个重感情，讲义气，除邪扶正的正面形象几乎在观众心目中已经成了标志性的定型形象，因此扮演这样一个凶残暴戾，老奸巨滑的王的反面形象让观众产生了不适感，尽管他本身具有王者风范，演技的很出色，无可挑剔。因为作为一个类型化的明星，观众的思维定势和心理预期会把角色与演员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  

      其他诸如三个王子元祥、元杰和元成，大王的前妻蒋氏、蒋御医和女儿蒋婵等，也都注重进行多侧面的塑造，力图表现出他们丰富的个性来。但是由于周杰伦刘烨等作为明星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成为某一种类型人物的化身，尽管他们本身表演的很出色，但是由于和观众认同的那个类型不尽相同，因此所造成的“间离感”不同程度的使观众不能完全进入到剧情中，妨碍了认同感。

 

     在叙事方面，相对于艺术电影，商业类型电影由于要照顾到大多数观众的心理需求，一般遵循的是戏剧美学的原则，故事的起承转合模式化和定型化，大多数电影都是因果式线性叙事结构，叙事明白晓畅，都有一个封闭性的结尾。而商业片之所以赢得观众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高度类型化，各种类型片都形成了定型化的观念和范式，而正是这些满足了观众思维惰性和观音期待，成为了票房的保证。尽管每一种类型片具体到某一部片子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不同，但是它的组成内核的固定因素是不变的。

     张艺谋作为一个探讨电影新的叙事方式的先锋，力求一部影片不同于另一部影片。张艺谋由拍艺术电影转型做商业片，尽管在形式上把商业片的一些构成要素已经做得极为充分，但是用艺术片的理念来做商业片，正是他受到众多指责的原因之一。比如在《英雄》中，他把艺术电影的经典《公民凯恩》和《罗生门》中的回环套层叙事结构应运到影片中来，导致了这部片子在叙事上的被习惯于线形结构叙事的观众认为晦涩难懂，因而受到很多批评。张艺谋则认为：“我不觉得《英雄》和《十面埋伏》有那么严重的问题，尤其是《英雄》，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原创性的、好的构思，只是中国观众大体还停留在要以讲故事来判断一个电影优劣的阶段，所以我想第三部戏就讲一个故事。”[7]这是他对商业电影的大众性特征认识不足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

     《黄金甲》依然不是商业类型片应有的那种简洁明晰的叙事结构，它把多种矛盾盘根错节的交织在一起。首先是王和妻子及长子的矛盾，因为她作为梁国的公主，竟然和王前妻所生的儿子有乱伦关系，这是家丑，大王不能明目张胆的杀死妻子，只能用慢性毒药来毒死她，妻子不甘心命运摆布，困兽犹斗，于是发起宫廷政变。二王子元杰受到父亲的威慑，为了母亲摆脱痛苦，毅然和母亲密谋发动政变来反抗父亲。而太子元祥对于父亲怀有敬畏之情，欲摆脱和年轻母亲的不伦之恋，这却加深了母亲的怨恨。但他同时却和亲妹妹有着乱伦关系，这一点他们最后才明白。大王的前妻下嫁蒋太医，满怀怨恨的要报复王，而王则将其全家要斩尽杀绝。三王子对大哥和母亲的暧昧关系早有察觉，最后先下手为强杀了哥哥，结果却受到了王的严惩。最终的一场同室操戈，血流成河，死伤无数。多重矛盾纠结在一起，使得故事线索复杂化，增加了读解的难度，使得习惯于单纯明了故事的普通观众会产生不适应感。反抗暴政的子一代最终被无情的镇压，尽管通过这一悲剧达到了批判和控诉封建专制的目的，但却使习惯于商业类型片“邪不胜正”这一观念的观众难以认同，受到了他们的责难。

 

      总体而言，《黄金甲》由于改编自经典话剧《雷雨》，原作所提供的复杂的矛盾冲突、周密的叙事安排以及丰满的人物形象为影片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新一期《时代》周刊评出十大最佳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荣列其中。在这篇由Richard Corliss和Richard Schickel联合撰写的“十大电影”评论中，作者对《满城尽带黄金甲》给予盛赞。文章说：“这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华丽得令人惊叹！它看似功夫片，但其实是癫狂的情节剧。巩俐和周润发的表演，不顾一切，无与伦比，你能感受到，当两个魅力超群的高手过招时，那种精彩绝伦的较量。”[8]而国外的媒体诸如纽约时报也给以极高的评价：“自1987年执导《红高粱》以来，张艺谋拍摄了大量轰动性的影片，但影片普遍缺乏趣味性。《黄金甲》的问世，是他朝着经典迈出的重要一步。”[9]

      由于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心理积淀，观众对商业片和艺术片的观影期待是有所不同的。尽管张艺谋把一部艺术片用商业片的方式进行豪华包装做法受到一些观众和影评人的质疑（如就有人指责《黄金甲》的商业性损害了《雷雨》的艺术性），但从另一方面看，把《雷雨》通过商业包装，使得更多的普通人知道了《雷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诚如制片人张伟平所言：“正因为《黄金甲》在全世界的热映，才将《雷雨》更好的推向了全世界的观众。艺术一定要有观众的支持，观众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10]无论如何，张艺谋的这种艺术探索精神还是应该受到应有的尊敬，从《英雄》、《十面埋伏》到《黄金甲》，张艺谋这种非类型化的“商业片”的探索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昭示着商业大片另一种做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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