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努艾尔是世界电影史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墨西哥影评家利扎尔德汇总了世界各国电影研究家赠予布努艾尔的“头衔”，并列出一张纷杂的清单：“神秘论者、左倾无政府主义者、早期基督教代言人、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神话的破坏者、超现实主义者、超现实主义阵营中的变节分子、雅各宾派、人道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永恒的叛逆者、梦境的营造师、西班牙和西班牙语国家最伟大的导演。”
1978年，由意大利、法国、美国，英国、苏联、西班牙、瑞士和西德的十九位影评家和电影史学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投票推举百部最佳影片，布努艾尔的《毁灭天使》、《维里吉安娜》、《一条安达鲁狗》、《黄金时代》、《无粮的土地》、《被遗忘的人们》六部杰作入选。数量之多，名列榜首。
超现实主义运动
1925年，为了汲取法国文化的滋养，布努艾尔和他的朋友、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到了巴黎。二十年代的巴黎文化界，形形色色的先锋派运兴起，抽象派、来来派、达达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纪录主义、超现实主义……五花八门的新旗号层出不穷。
超现实主义是先锋派运动中的一股洪流，它是在达达主义的基础上衍变而来的。1924年，超现实主义的领袖布雷东起草了第一个《宣言》，正式宣告超现实主义的诞生。超现实主义的主张是摧毁旧艺术，否认传统，反对因循保守，摒弃资产阶级道德准则，它认为理智、道德、宗教，社会以及生活经验都是对于精神，对于人的本能需要的强制和桎梏，只有抛弃它们，才能“解放精神”，，超现实主义者强调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唯一道路是改变每个人的意识，唤起被社会压抑的潜意识，他们的理论依据就是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同时，他们还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作为否定逻辑、否定决定论和传统观念的依据。布雷东在《宣言》中为超现实主义下了著名的定义：“超现实主义，阳性名词。纯粹的、无意识的精神活动。人们通过它，用口头、书面或任何其他方式来表达出思想的真正作用。它只接受思想的启示，而没有任何理智的控制，没有任何美学或道德的偏见。”为此，超现实主义者提出了自己的口号：“自由、爱、诗歌”，认为这三点才是达到完美境界的必要条件，并且提倡以直觉为依据，以即兴式的“行文自如”的风格进行创作。所有这些主张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的青年一代苦闷傍徨，也迎合了艺术上的拓荒者的追求。
超现实主义革命吸引了布努艾尔。在他的心目中，“超现实主义是富有诗意的，革命的、道德的运动”，他真诚地希望在腐朽的资产阶级社会大厦的废墟上，“自然地产生和焕发出被解放的人”。
布努艾尔以电影为武器，加入了超现实主义者的行列。布努艾尔结识了法国著名的先锋派导演让·爱浦斯坦，担任了他的助手，并且在爱浦斯坦创办的电影学校中进修。从此，布努艾尔开始了电影艺术生涯。
1928年， 布努艾尔靠了母亲的资助，拍摄出影片《一条安达鲁狗》，引起了轰动。编导布努艾尔和达利成了驰名影坛的人物。
……一双男人的手在磨剃刀，随后，切开一个女人的眼珠(电影史上最残酷的镜头)……一片浮云划破圆月……一个姑娘用木棍拨弄路边一截儿断手…男人抚摸女人的乳房……男人的手被卡在门缝里，突然，手上出现了黑洞，四周爬满了蚂蚁……男人闯进屋，想要拥抱他所渴望的女人，却被两根系着南瓜的长绳绊住，绳子另一端绑着两个修道士和两架钢琴，两头死毛驴放在钢琴上……书变成了枪……血迹中飞出了蝴蝶……男女主人公埋在沙中，只露出头部……
这部影片的含义是什么，布努艾尔本人曾经做过否定的回答。他说：“我不断听到或读到巧妙的、但是并不确切的解释。其实，达利和我只是选拍了临时想到的一些噱头……我们断然舍弃一切能传达含义的内容”。他还说过，“电影就是对梦境的不自觉的摹仿……影片构思来自我和达利做过的梦”。
超现实主义搅动了资产阶级伦理道德、哲学观念和社会生活的一潭死水，但是，它的主张毕竟脱离了现实生活，因而逐渐丧失了生机。尽管超现实主义因素在近代电影中时有所见，作为一股文艺思潮，超现实主义电影很快便成了历史的陈迹。197Z年，布努艾尔在为影片《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首映式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过：超现实主义的“武器早已经用钝了”。三十年代中期，超现实主义运动出现分流，布努艾尔也与他的朋友萨尔瓦多·达利分道扬镳。1966年，达利还给布努艾尔去过一份电报，内容是：见电速来，合作编导《一条安达鲁狗》续集，布努艾尔立即回电，电文是：覆水难收。
从“超现实”到现实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西班牙近代史上最动荡的年代。
三十年代初期，法西斯主义开始猖撅，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反对独裁政权的民主运动也日益壮大。由于经济和政治总危机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布努艾尔带着极大的热情回到祖国，投身于现实斗争之中。1982年，布努艾尔和摄制组一起离开马德里，来到与葡萄牙接壤的，位于萨拉曼卡西南的乌尔德斯山村，拍摄了一部具有鲜明倾向性的二十多分钟的短片《无粮的土地》。
这部影片犹如一篇冷峻的审判词，控诉了现代社会的畸形发展。如果说，《一条安达鲁狗》和《黄金时代》是布努艾尔主观感受的体现，《无粮的土地》则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客观写照。布努艾尔“抛掉了形式主义的技巧和超现实主义的比喻以后，方才在他那部具有社会意义的纪录片《无粮的土地》里为无政府主义的反抗与绝望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出路”。布努艾尔创作倾向的改变也是时代的产物。
影片《被遗忘的人们》预示着布努艾尔创作的新阶段，预示着他创作的一系列社会题材影片的问世。布努艾尔说过：“《被遗忘的人们》实质上是社会斗争影片。我应该拍摄具有社会性的东西，这样才问心无愧。我知道，我是走在这条路上的。”
布努艾尔创作历程的新阶段的标志是“宗教三部曲”（《纳萨林》、《维里迪安娜》、《沙漠中的西蒙》和《毁灭天使》。
影片《纳萨林》改编自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的原著，这位十九世纪的小说家号称西班牙的巴尔扎克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影片《纳萨林》为布努艾尔赢得新的声誉，在1959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奖。两年之后，布努艾尔编导了一部更富哲理性的影片——《维里迪安娜》。
影片《维里迪安娜》凝聚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西班牙历史，社会对立、心理冲突、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理想和绝望心情、民族传统的探索。影片被全国电影中心选送参加戛纳电影节，荣获1961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然而，影片在西班于被禁映，佛朗哥政权给它扣上的罪名是“反道德”。影片也引起了梵蒂冈的抗议。 西班牙天主教会正式宣布将布努艾尔开除出教。
布努艾尔的第三部以宗教为题材的影片是《沙漠中的西蒙》。影片中的主人公西蒙是苦行僧的典型，而面对现实的冲突，他遭受了挫折，布努艾尔在影片中通过天主教神甫的话明确指出：私有制是罪恶之源，禁欲主义毫无意义。《沙漠中的西蒙》荣获了1965年威尼斯电影节大奖。布努艾尔的“宗教三部曲”通过三种典型人物的悲剧命运，探索了人生的使命，暴露了社会的弊端，控诉了宗教教条对人类灵魂的毒害，宣告了空泛的人道主义的破产。
继“宗教三部曲”之后的“女性三部曲”也是布努艾尔的重要作品，他在影片中塑造了三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
《女仆日记》(1994)改编自奥·米拉博的小说，它表现的是二十年代末期一个彷徨的女性。主人公塞列斯蒂娜是在法国外省小镇上做帮工的一个女仆，她不甘心成为主人的玩偶，她痛恨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却又无力与命运抗争。
《白日美人》(1967)改编自约瑟夫·凯塞尔的同名小说。女主人公塞维莉娜是为了填补精神的空虚，甘愿为娼，从下午两点到五点到“时装店”去“接客”。
《特丽丝丹娜》(1970)是又一部根据佩雷斯·加尔多斯的小说改编的影片。布努艾尔把原书描写的时代推迟到1929—1935年，即西班牙从王国转到共和国的年代，因而使影片的社会批判意义更加明确。布努艾尔曾经引用过恩格斯的信中的一段名言，为自己的创作方法辩护，他说：“我赞成思格斯针对小说家韵职责提出的明确见解：‘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如果它能真实地描写与现实的关系，打破对于这些关系的性质的传统的幻想，粉碎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引起对于现存秩序的永久性的怀疑，那末，纵然作者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解决，甚至没有明显地站在哪一边，这部小说也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