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

　　中国电影的个体笔记
　　相比第五代的“78班”，第六代的主力均是北京电影学院85、87、88届的毕业生。张元和很多导演一样，学摄影出身。1990年，在悄无声息的状况下，张元完成了他的处女作《妈妈》，时至今日，能看到这部影片的人也不多。影片跟另一部也和妈妈有关的电影《漂亮妈妈》颇为类似，也是一个妈妈和残疾儿子的动人故事。张元的《妈妈》显然更为沉寂和冷然。正是这部被称为第六代开山之作的影片，奠定了张元其后漫长的创作之旅，也确立了第六代导演在观影群体中的深刻印象。关注边缘化的小人物，表现他们与这个世界近乎天然的屏障，苦涩和无望成了这一代电影人的显著标志。由于成本的微寒和独立制作的困境，使得“张元”们的电影大都具有光线不足，剪辑生硬，表演生硬，叙事简单等特色抑或风格。这使得第六代电影在更广泛的接受层面上遭到抵触，包括官方，也涵盖民间。
　　还是说张元，有多少人会在意一个酗酒的父亲与他儿子的爱恨（《儿子》），或者又如何在警察与同性恋的趋从中找到趣味（《东宫西宫》）。张元使他的电影变得私人，那只是张元在散发他对尘世的喟叹，并不过分需要他者的情感介入。一开始，可能是这帮年轻电影人的孤傲所致，到了后来，大概变成了一种习惯。另一方面，第六代导演弥补了中国电影，特别是内地电影对纯个体情怀的关注的缺失，并牵连到他们昏暗的意识深层，这一点极为可贵。飘散在影像里那些郁郁不得所终的人们多少迎合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也正是在这些导演身上，中国电影获得了一次集体性的自传品格。
　　电影始终是门极其渴望交流的艺术，第六代大部分电影的不见天日，绝非长久之计。靠岸，获得官方许可，并与大众会晤，有段时间成了第六代导演们的理想。1998年，张元的《过年回家》在全国公映，并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奖，这也是张元目前所拥有的最大荣誉。很多人还认为这是张元最好的电影，叙事上虽明快一些，可基调依然凛冽，依然是不知何去何从，仿佛是从一个监狱到了另一个监狱。

　　这之后，张元表面看去，变得多元起来。2002年，他一口气推出三部电影《江姐》、《我爱你》、《绿茶》。他从影像到题旨上都变得轻浅，以《绿茶》最为明显，赵薇的两面，是否印证了张元面对世俗的不同面孔，时而退缩，时而嬉皮。于是有人说，张元变了。但仔细观察，张元上岸后的几部作品，只是包装得更为可人，骨子里仍表现某一人群对周遭环境的紧张和不信任感。只是手法上失去锋芒，连带思想也变得可有可无。贾樟柯、王小帅等人的近作里同样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劫数。

　　张元：你只能面对命运的牵引

导演张元

　　《妈妈》开机只有两万块钱
　　《妈妈》开机的时候我们只有两万块钱，后来一共花了十几万元人民币。当时影片以录像带的形式流到了香港，舒淇看完后马上寄到了法国南特电影节，主席第一时间就邀请我们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到海外参加电影节，影片得奖了，包括法国南方基金、瑞士的洛家哂基金、荷兰的鹿特丹基金都提出给我资金援助，《北京杂种》的资金都是来自这里。
　　当时也没有独立制作的概念，好像在电影学院上学时拍学生作业一样，几个同学凑到一起，一个摄制组就成立了，在不知不觉中拍了一部影片，根本没有考虑过发行，也没有考虑过电影节，完全是出于对电影的喜欢。

　　崔健给了我许多启发
　　开拍《北京杂种》必须说到崔健，当时我给他拍了很多的MTV，第一部是《快让我在雪地里撒点野》，我只是喜欢摇滚乐，对于MTV这种形式非常陌生，在这方面崔健还是我的启蒙老师。那段时间我就一直思考接下来拍一部什么题材的影片，崔健正好也是一位对影像很感兴趣的音乐人，《北京杂种》就是我们在一起讨论的结果。
　　《北京杂种》用的都是非职业演员，包括崔健的乐队、武拉拉、唐大年、臧天朔，很多都是即兴拍摄的，通常我是到了现场才决定怎么拍，所以最后成为一部纪录和故事交叉的影片。

　　刘心武的文章启示我
　　那时候在北京曾有过一场内部放映，刘心武看了，然后在《读书》上写了一篇文章，叫《你只能面对》，对我还有一段中肯的告白，他说，再年轻也好，再独立也好，再新潮也好，再“墙外花香”也好，你想进入中国现实社会，也就是进入有规则的游戏，那么，你也就得面对前几代人，面对他们的约定俗成，面对他们的积累、荣辱和可以叫做“偏见”的种种东西。在这个过程里，你当然会坚持你那主要的东西，但到头来你还是要学会妥协。
　　一晃过去十多年了，刘心武老师的这句话言中了！这部电影到今天我还是非常喜欢，其中生活的质感和流淌的气息，包括我身边朋友的这些言语都是非常真实的，我对这部影片的情感倾注是真实的。
　　《过年回家》决心要到“地上”
　　我认为，一部电影拍完就和导演越走越远了，但是应该和观众越走越近，拍电影就是给观众看的。拍完《东宫西宫》之后，我越发厌倦当时的那种状态，虽然影片不断在海外拿奖，但国内的观众却看不到。

　　于是我在筹备《过年回家》的时候，给自己提出一个目标，下一部电影一定要正式立项，一定要通过审查。1997年的2月，也就是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影片获得通过，当时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
　　《过年回家》在威尼斯拿了最佳导演奖之后，国外发行也还不错，但是影片在国内没有什么票房，原因在于这么多年，在国内我根本没有培养出自己的观众群，我相信这是第六代导演共同面对的问题。

　　创作初衷一直在延续
　　做导演就是对生活价值的判断，从“地下”到“地上”，我的创作初衷是延续下来的，我对某些东西的关注，对某些东西的情怀和情感，包括对价值、对公平的判断不会改变。
　　我做很多东西都不是主动的，经常感觉有人在推着我做，只有一些选择，像题材或者拍摄什么是属于我的。你现在回头看可能是幸运的，也可能是不幸的，似乎是命运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