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的“错位”
作为电影片名的可可西里仅仅是作为影片的背景，而以转业军人日泰为首的巡山队员在不为人知，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为了保护藏羚羊，出生入死无私奉献的这种的精神是全片的主题所在。日泰队长最后的死正是为了体现出这种精神所赋予的一种悲壮美。影片的主题立意是很不错的，但是不能仅仅因为一部影片主题立意好，就给予全面的喝彩声。《可可西里》存在的一些问题，很遗憾地影响了全片的精彩程度，某种程度上也并没有淋漓尽致地把陆川导演想要表达的东西渗透给观众。而我以为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影片所追求的纪实风格和影片的戏剧性想“错位”所造成的。
纪实风格和戏剧性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调和此二者的关系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点在于主次。是谁为表，谁为里的问题。《可可西里》一片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影片围绕一个动作即日泰要把盗猎分子缉拿归案而展开。这之后所有的反动作都是为了不让让他顺利追捕盗猎分子。比如恶劣的自然环境、部分盗猎分子的捣乱破坏、队员的伤病牺牲。这些障碍都是为了最后的结尾铺垫。但是恰恰是这个死体现了影片最大的矛盾。日泰是必须死的，为了创作者升华主题而死。但是这种死的形式又违背了影片力求的纪实风格。最后影片呈现给观众的日泰可以说是一个孤胆英雄的形象。一个人带着只有纪录功能的记者出现在荷枪实弹的盗猎分子面前。这是故事的高潮部分。这一段落的核心是戏剧性，记者的在场干扰了这种戏剧性的纯度。导演选择记者跟随日泰走出雪山而不是其他两名巡山队员，其用心很明显就是导演要安排一个日泰死亡的见证人，从这一点上看剧作被纪实所干扰，细心的观众看到这里会质疑其剧情的合理性。比如记者的体力问题，前面镜头交代，四个人在风雪中艰难行进时，记者走在最后。而此刻他却和日泰一起出现？还有日泰不会不知道盗猎者乃是三五成群。英雄难敌四手，这点理性应是人物所具备的。观众一旦产生这样的疑问，很快就会置疑甚至指责这场戏“不真实”。导演力图通过戏剧性拔高的主题没有抵达观众内心，而其一直在影像上精心营造的纪实风格也在此破碎。那么这样的安排不得不说是失败的。
如果说导演力图通过记者完成纪实的目的，片子中有很好的反例来说明不需要记者，纪实的风格也一样做到。刘栋是导演在刻画日泰之外，着墨较多的一个人物。刘栋所出现的两个段落都没有记者的在场。一个是在记者和日泰等人第一次吃饭时，刘栋缺席。于是日泰派出两个人去找他。显然观众跟随记者的视点是看不到刘栋的。但是这里导演平行剪辑。观众不通过记者而看到了刘栋及其女友。
另一处是刘栋驱车赶回医院救队友到其返回可可西里途中遇流沙而亡的这一大段戏都不在记者的视点之内。但是观众没有置疑其真实程度，因为人物的情感是真实的，人物的动作是合理的。最后被流沙吞噬而死既是创作者主观上的剧作要求也是可可西里客观的恶劣自然环境的写照。在刘栋死亡的这个段落里，戏剧性和纪实风格是统一的。纪实风格其目的就是追求“真”，通过这种“真”来传动导演的戏剧性主题，来强调人物命运所呈现出的悲壮美。
可惜片中的很多地方没有达到这种统一，不是太过追求纪实的形式，从而使影片的戏剧性大打折扣，就是纪实性的风格被戏剧性打乱。比如影片片名出现前的段落是一个巡山对员被盗猎分子抓获，并且杀害。应该说这是一个戏剧性的精彩序幕。但是片名出现后，记者的出现则消解了这种戏剧性，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了纪实上。记者的在场引领着观众的视点，我们跟着他找到了日泰，并且征得其同意，全程记录巡山队。就在记者走上日泰们居住的二层楼时，摄影机横移，我们跟着他先是看到了房上的巡逻人员，然后看到日泰的女儿从屋里出来看着他。其次是藏翎羊皮。这里明显摄影机的速度变化为升格，画外音是脚步的放大声，营造出记者的心情沉重，并令观众完成了一次主观的凝视，这里纪实的方便性体现了出来。但是随后而来，却是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晚上记者在整理时，日泰的女儿进来，与之谈话后，留下一串手链而去。这里显然暗示着日泰的女儿会参与到戏剧性冲突里来（以什么样的元素进入，爱情还是亲情当另外一说），但是这个细节和这个人物在以后再也没有出现。仅仅是开始部分的这个段落里，纪实性与戏剧性的矛盾就相互纠缠了两次。没有达到纪实的统一或者是戏剧性的统一。
这种不统一不但在影片的开始和结尾部分造成了一种缺憾，同样在过程中也产生了很严重的影响，纪实既然是风格上的追求，那么也就是应该是视听上的纪实感，做到这一点就完成了任务，而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进入到剧作上。记者这个人物的设置带来的问题直接影响到了剧作的结构和人物。影片的发展是一个线性的渐进模式，记者的介入本意是达成纪实的效果，但是在影片结构上却造成了不统一，入前所述的刘栋片断，以及在追踪盗猎分子的第十六天，记者和日泰对话，记者每问起刘栋和队员以及马占林能否走出无人区时，画面就展示被问到的人的命运。典型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结构。这样一来，记者的在场作用不但彻底消解，而且在这里打破了结构上的统一，造成了风格上的割裂，因为这明显是全知视角的戏剧性展示。在人物方面，记者肯定不是血肉丰满，见于他的在场记录作用，他更多地是发挥着活道具的功能。关于巡山队及巡山队员的一些情况，这些是出戏的地方，被导演用对话来交代。日泰是影片主人公对于他的刻画自然着墨较多，我们通过记者的视点更多地看到的是日泰的外部动作，其内心动作导演刻画的不够。在刘栋开车带着受伤的同伴离去后，其他队员告诉他补给不足时，他很快决定继续追捕盗猎分子，这个时刻人物的反应过程应该是细致刻画的，但是导演有些往前赶，急于奔向最后的结果。导演在这些性质的段落里，沉浸在纪实的风格中，而忘却了为戏剧性服务，精致到位刻画人物。再比如在进山后的第十六天夜里，记者走出帐篷仰望星空。随其而出的两名巡山队员与其对话，通过对话生拔队员们无私奉献，把可可西里当成家一样来保护的无私奉献精神，特别让人接受不了的是生硬地告诉记者，其实也就是观众，可可西里在藏语里的意思。以及那个地质学家的故事。这样的人物刻画流于表面，没有把这两个次要的人物立起来。
有一个反例可以更好说明戏剧性与纪实风格的统一体现在人物刻画上的重要性，比如记者为刘栋、留守在路上的队员洛桑三人以及马占林的命运担忧而问及日泰时，后者的反应是不段反复“但愿不要下雪”。但是雪还是下了，这个雪不是别的，正是剧作上的要求，也就是戏剧性上的要求。而也正是这场大雪，充分展示了人物在压力之下所展示出的本质。刘栋为挽救队友，不惜“头悬梁”，在风雪中坚持驱车赶路，三天两夜而没有合眼。到达医院后，倒在地上用刀敲击车门，呼喊医生的场面，就很深入人心。还有洛桑三人被风雪所困后，不禁落泪。但是另一巡山队员怒斥他，三人最后徒步在风雪里艰难前行，这些刻画都是成功地到位地。可可西里的恶劣自然环境在纪实风格的展示下服务于戏剧性的内容而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巡山队进山到日泰死亡的这个大的发展段落是电影的主要组成部分，导演选择了整个事件过程中的几天来层层推进故事。为了最后高潮部分的情感释放，这一过程担负着能量的积蓄作用。刻画得越细致，积攒的力量越大，最后才得以彻底释放。也就是说为了最后戏剧性的大场面升华主题，前面的戏剧性铺垫工作应该是细致入微。但是因为纪实风格渗透到了剧作上，造成了主要人物的单薄和结构的不统一。导演也在最后做了一些调整，在记者随日泰进入雪山前，四个人有一次短暂的交流，并且分吃兔肉。这样一场短暂的戏把人物刻画出了特点。日泰等巡山队员的爽朗跃然于荧屏之上。如果这样的人物刻画早一些出现在影片前面的段落，那么影片的整体质量势必提高一个档次。
《可可西里》一片的节奏给人一种往前赶的感觉，表面上看是因为对人物的刻画不到位造成，深层次的原因我想还是影片纪实风格与戏剧性的“错位”所造成，记者在故事中的作用，一方面把自己平面化。另一方面也方便了导演纪实，所以刻画的粗糙找到了借口。但是我想记者也应该作为人物来刻画，正如吃肉那场戏，记者作为活生生的人物登场，通过他的切身体会使得观众感同身受，而这种感同身受的力量正是来自于风格化的视听语言和戏剧性的完整统一。尽管导演对《可可西里》的视听语言的把握比较成功，摄影风格上上多用固定镜头远景展现苍凉的无人区，中近景呈现人物运动镜头表现人物，造成紧张感。音响方面则以寂静的时刻表现无人区的神秘危险。风雪声营造环境的艰难。音乐的基调则紧扣影片主题，大气中流露着悲悯。但是这些视听手段很遗憾没有完整有机地与戏剧性融为一体。影片所追求的纪实性风格与故事本身的戏剧性产生的“错位”，不能不说是影片的缺憾所在。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