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四月一日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哥们见面，没提什么别的要求，就是想看一看传说中的《江城夏日》，上网查了一下，发现也就中影电影院能看到这片，且还是上午九点的“豪华专场”。
说是“豪华专场”一点也不为过，昨天一早来到若大的放映厅里，空无一人，临放映前才走进来一对老年夫妇，和另外两个独自而来的中老年妇女，加上我和我哥们，全场一共六个人。分散在电影院的不同角落里，黑暗中看去仿佛鬼魅一样。
  　《江城夏日》从剧情梗概上看，似乎还给人留下些期待，但是最终影像呈现的结果实在是令人失望，不禁赞叹王超的好运气，在国外骗奖骗到手软。嘎纳电影一种关注，法国人实在是够坏的，不论好坏，把片子搁那（嘎纳）之后，大家自然过来关注关注，特别是这种第三世界国家边缘人物弱势群体的肤浅之作好象特别能够搏得老外的眼球。
   　之所以如此恶语中伤此部电影，实在是因为看不到丝毫诚意，以下几点为例。首先说开场，父亲李启明来到武汉找寻多年来已杳无音信的儿子，女儿李艳红当小姐为生，与一同事合租某旅馆住处，为了迎接父亲来到，李艳红自然要掩饰身份。这一点，是人之常情，可是当一个父亲来到女儿在旅馆的住处，面对阴暗潮湿，挂满女性职业特征的内衣裤的典型环境时，居然会无动于衷，这一点实在是说不过去。李启明这个父亲形象，影片中设定的是四十年前因为说错话，而被下放农村的前武汉大学毕业生，这么一个有知识有阅历的中年人，此时会不知道自己的宝贝女儿操何营生吗？这一场环境的选择，不是个明智之举，也许是导演拿弱势群体边缘人物说事的愿望过于强烈，兼有卖弄武汉地域色彩以悦国外评委的动机，
前文忘了交代，该旅馆建筑风格为民国时期的国民党范儿，颇具特色。为什么不可以把女儿的住处设置在普通一点的环境里呢，比如某居民楼。我以为如果把这场戏的地点放在居民楼里，更加说得通一些。既瞒得过父亲又能让观众认同。
   　其次，在后面有一场父亲到女儿上班的夜总会去找女儿的戏也是犯了很恼人的常识性错误，请问有哪一家中高档次的色情场所的礼仪小姐，会对一个衣着含酸，骨瘦如柴、老实巴交的中年男人彬彬有礼？还热情地把之带到包间里，期望他唱歌喝酒高消费。而王超就这么安排了一出违背现实逻辑的戏，来营造他悲天悯人的现实主义。
   　而且既然父亲来了，面对女儿的这种现实，他同样是没有过问，只是告诉她自己找的儿子，也就是女孩的哥哥有消息了。也许王超此时想表现一个父亲的无奈，但是这种生硬的方式有待商榷，而且我以为他并不了解一个中年男人的无奈，最起码是没有表现出来。不明白他为什么演员都要憋着，内外反差才是戏，表里如一能让观众不觉得闷吗。
    后面的情节更是可笑，老爹多年来寻找的儿子，原来早就加入了黑社会，在一次抢劫活动中“愚蠢”地死去，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愚蠢并不是王导想要的效果，试问换了你我晚上去劫汽车，有没有傻冒站在路中间等车撞的！采取什么方式不行，偏偏文艺导演拍抢劫，就要这么搞。这么拍也未尝不可，但是并没有达到王超导演想要的效果，王超的影片好象从不展开人物，只把人物当符号，全是身份的象征，一律做蜻蜓点水的处理，这种手法我以为在有叙事要求的影片里最要不得，严重干扰观看效果，不论创作者有什么深刻的思想要表述、有什么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绪要抒发，故事这个载体是要过关的，否则便是辞不达意，令影片大打折扣。
   也许有人会说《江城夏日》并不是一个“讲故事”的影片，但是我要仍然要质问《江城夏日》这样一部讲述生活的希望、展现人性的影片，为什么不拍的更到位、更好看一些。为什么不能做得彻底，不那么端着拘着。现在的这些硬伤，以及影片整体的平庸，与刻意的讨好评委，注定这部观众与中国观众的距离难以拉近。至于电影节上的什么殊荣，明眼人看一看获得是什么奖，以及这些年来电影节的商业利用价值便会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