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留意欧洲电影奖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选拔，巡视风头正劲、横扫欧罗巴的几部影片，不外乎《四月三周两天》、《在人生的另一边》、《12》等。其中有采访费斯·阿金，问对作品代表德国出征有何看法，他的回答很有趣，假如汤姆·提克威用德语拍《香水》，那他觉得自己就比较悬了（可参见《我在伊朗长大》、《玫瑰人生》和《潜水钟与蝴蝶》在法国代表资格上的选择）。看过《在人生的另一边》，有人会提出：它是不是犯了几年来三段式或多段式成风的大忌，尤其是对奥斯卡而言，这一两年该类东西未免见得太多。
那这里就不提奥斯卡，它并非影片主攻方向，而是额外参与。应当说，《在人生的另一边》更容易被归到在三大节中争锋出头的一类。第60届戛纳电影节落幕多时，现在回头看到IMDB上万票投出近9分的《老无所依》，当时它一无所获，心中又是感慨又是好奇。评奖只是游戏，要怪可能是科恩兄弟之前拿过太多，而今年组委又力推新人。不是出于实力怀疑，费斯·阿金和《在人生的另一边》能获最佳编剧已经是撞上大好运（2006年该奖项是阿尔莫多瓦的《回归》，许多人叫冤）。凭多数人的第六感直觉，三段式在第一次惊动世界的十几年后，徒劳地献技必然要减去三分实力，一副吃亏相。更直观的比较是去年墨西哥人伊纳里图和他建造的“巴别塔”，捞得戛纳最佳导演头衔，在奥斯卡也有一番作为。不过在这里，本人要迫不及待宣布，《在人生的另一边》强于“横跨亚非美三大洲、黄黑白肤色大集合”的《巴别塔》，它甚至不存在一条划分欧亚大陆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因为土耳其人从1987年就开始在盘算着脱亚入欧，只可惜迟迟未能如愿（本片会涉及到这一点）。这方面，《在人生的另一边》又可以和作为罗马尼亚新浪潮涌现出来的一系列片子相比较，它们（包括《四月三周两天》和《加州之梦》等）都是向着欧盟大集体走去，通过电影反映出背后国家与人民群体在十来年中的变化，消失多时的东欧罗马尼亚先到一步，作为主导的德法等国在面对它们时不排除有好奇成分。
影片故事分为两部分，位于欧洲中心的德国与处在小亚细亚的土耳其，在世或不在世的人们，通过飞机、列车、汽车出现在不莱梅、汉堡以及伊斯坦布尔等城市间。《在人生的另一边》的性质鉴别就像是导演费斯·阿金的身份，在德国的土耳其后裔，那可能不是类似ABC般的背景简单，而是夹杂在两种文明（文化）、两个宗教（信仰）、欧亚大陆之间的差异，进步与落后、自由与保守，所有能形成对比的名词，皆能被拿来一说。费斯·阿金的野心没总结的那么大，上面列数的只是不同可能。说到土耳其风土人情的纯粹程度上，那自然还是要看锡兰老兄。前面说到费斯·阿金个人，那显然采取三段式表现德（国）土（耳其）差异，好比李安打通东西，于情于理都选择他所关注的事物或题材。抽取上一段落的一部分差异可能，外加上下两代人事实上存在的情感隔阂，《在人生的另一边》主题并没有多玄乎，沉重或警醒。三个家庭，一对土耳其裔父子，一对土耳其母女，一对德国母女，三段式一故事。看起来明明白白，不会有玩弄的痕迹，比如谁谁相遇在伊斯坦布尔的书店，邂逅在汉堡的街头。我们把两个人重逢的可能看作一种概率，放大千万倍，在电影故事中成为了巧合的可能。比如《撞车》里警官舍身勇救妇女，《巴别塔》里屁孩高山放枪。它们还可以理解，而之后层套的故事将无数巧合凑在了一起。表面上，从《在人生的另一边》亮出第一段小标题《Yeter之死》，故事就有了俗化的可能，就等着谁和谁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欣然热泪相拥巧遇，只是身为编导的费斯·阿金多次消灭了可能。直到结尾，他都没让最值得相遇的人出现感动煽情的画面，本来就没期待，更无所谓错过，驱车回归的Aksu甚至没有找着老爸，结尾情况是老爸出海，但应该快回来了，他一人在海滩上静坐。
不算意外地发现，《在人生的另一边》三张海报都是偏忧郁冷调的蓝色系，人物背朝观众，面向大海。OK，很多人已经能联系到《一一》里洋洋的后脑勺或者海子的诗句。影片一大用意就是露出了看不见的一面给观众，所以人生才有错过，也才应更懂得珍惜。不擅于也不乐意去用细腻感性的文体来抒发上千百字，就是相信影片有那么一回事。我很惊讶于虎皮所说的，（《在人生的另一边》）相当于把《甜蜜蜜》纽约街头改成再一次错过（相较于多年前的一次），不过更远的可以想到《日瓦戈医生》结尾，日瓦戈仿佛看到了一个惊人相似的背影，他下车追去，却赶不及。只是，那未免惨了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