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察看网页得知了伯格曼去世的消息，这个消息对我的震撼超过了杨德昌的死亡。伯格曼象征着电影艺术最高水准的导演，也象征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影辉煌岁月的见证人，终于离开了这个他的作品已经不合时宜的世界。然而，在此我并不想通过分析他的作品和他的艺术理念来缅怀这位电影大师，太多荣誉追加在他的身上，我一个普通影迷的褒扬又有何意义。但是，通过伯格曼的去世，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电影的大师时代已经渐渐远离了这个商品主义的社会，艺术电影已经成为了一个奢华而陈旧的名字。因此，我要在这里简单的书写现在在世的诸位还能够为电影艺术作出贡献的导演，并希望从中能够看到未来的希望。
伯格曼、费里尼、塔科夫斯基，曾经的欧洲圣三位一体，已经全部奔赴了各自的天国。他们作品中那种个人标签式的强烈风格，是具有某种不可复制性的。塔科夫斯基电影不仅仅是诗意的化身，他的作品内核中呈现了一种坚韧而温和的基督教精神，因此他的作品一惯的保持了牺牲和拯救的主题。与此相比，索洛科夫的电影尽管也有诗意的倾向，但却更加个人化，无论是抒情式的作品《母与子》，或是描写二战时期风云人物的系列作品，其内在都有一种微观化的倾向，不同于塔科夫斯基的宏大主题及其耶稣受难式的悲苦和荣耀。同样追求长镜头诗意美的安哲·洛普洛斯，他的电影则更多的吸取了古希腊神话的魅力，而且他的电影追求一种内在的的史诗气质，从而影片风格呈现出一种具有历史性的雕塑感的苍凉与悲怆。此外，当今世界最为耀眼的长镜头大师，贝拉·塔尔，他的电影在诗意的表面埋藏下强烈的政治性。不同于塔科夫斯基的镜头中的圣洁感，塔尔的诗意长镜头中掩藏了产生一种压抑和疯狂的综合体验。
费里尼的电影生涯中，电影风格最为丰富，从早期的新现实主义（《大路》不仅是费里尼的杰作，而且是整个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杰作），过渡到中期的心理现实主义（《八又二分之一》成为了电影史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再到后来万花筒式的马戏团风格，费里尼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到超现实主义，从具象到抽象的变化，但他的电影始终如一的关乎人类内在精神，无论是《八又二分之一》还是后期的《我记得想当年》，都是通过人物心理运动，借助回忆和梦境的方式刻画人物性格，从而表达主题。被誉为“巴尔干半岛的费里尼”的库斯图里卡，尽管电影外在形式类似于费里尼，具有某种狂欢的特质，但库斯图里卡更多的关注人物的外在命运，尤其是在战争或政治独裁的背景下，通过荒谬命运的展示而揭示外在环境对人物的迫害。相反，大卫林奇尽管在影像风格上与费里尼相去甚远，但其主题及其表现方式上却和费里尼有某种内在的相似性。大卫林奇一惯的表现出对人物内在心理和潜意识精神世界的浓厚兴趣，且其独特的表现主义风格和费里尼有些类似，只不过大卫林奇的影像质感偏冷色调，而费里尼却展现出意大利人独特的热情奔放。
伯格曼的室内剧风格影响了很多导演，但可惜的是，没有人能够如此极致的做到伯格曼式的极简主义，而且伯格曼的影片呈现出高超的戏剧和舞台技巧，这是一般的导演很难企及的，因此很多导演都是在自己的导演生涯中对这种风格进行尝试，但没有人始终如一的贯彻下去。拉斯·冯·提尔的《狗镇》从风格和主题上都触摸到了伯格曼的高度，但电影本身缺少一种来自舞台的优雅气质，电影的美学特质被实验特质所掩盖。比利·奥古斯丁，伯格曼为自己的剧本钦定的导演，电影呈现出别样的舞台气质，对人物的刻画能力和叙事的控制能力呈现出一流水准，但其影片缺少伯格曼电影中的极简主义实验精神，不同于伯格曼的刻薄冷酷，奥古斯丁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温和的人性光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