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充满啼哭、叹息、渴望、挫折、不幸、欢乐和极度兴奋的爱情教科书。
唯一使我痛苦死去的是不为爱情而死。
1.
年轻时曾“用职业抄写员的清秀的字体”给恋人写矫情的情书的阿里萨，在暮年，恋人的丈夫去世以后，再一次给她写起信来，还决定送一朵玫瑰花：“由于给一个新寡女人送花，以花表意就成了难题。一朵红玫瑰花象征火热的激情，有可能对她的守丧是一种触犯。黄玫瑰花有时象征好运气，但通常情况下是表示妒嫉。有人跟他谈到过土耳其黑玫瑰，也许那是最合适的，可是他院子里没有。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冒险带一朵白玫瑰，他本人不象喜欢其它玫瑰花那样喜欢它，因为它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意思。最后一刻，为了避免费尔米纳多心说玫瑰刺有什么含意，他把刺全部掰掉了。“
这种不厌其烦的耐心描述，并非典型的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如果说《百年孤独》是横空出世的创造，而《家长的没落》仅因反专制的题材就足以不朽，那么，《霍乱时期的爱情》却是触碰一个最古老的窠臼——爱情，并且采用了十九世纪通俗小说的写法。
这或许和《百年孤独》所带来的盛名的威胁有关，那让马尔克斯非常反感。他说他是从外祖母讲故事开始学习写作的，这部小说则让他再一次亲近世俗生活：“大多数的爱情故事都是凄凉的，总是来个悲剧收场。而我所写的这部小说里，那一对情侣是事事顺遂，他们是完完全全的快乐。在我看来，快乐是目前已经不时兴的感情。我却要尝试把快乐重新推动起来，使之风行起来，成为人类的一个典范。”
触发这位前著名记者写作动机的，除了他父母的恋爱史，主要是他在墨西哥读到的一则报道：两位近八十的美国老人，每年都在墨西哥约一次会，坚持了四十多年，最后一次被抢劫的船工用木桨双双打死，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地下恋情才得以公之于众。
不过，正像余华评价的那样，马尔克斯是克制的作家，这个震撼性的素材只被他轻描淡写地处理成一个细节：费尔米纳在收听古巴圣地亚哥广播小说时，无意中听到了这个消息，随后，阿里萨在信中，把这条消息的剪报寄给了她，但没有做任何评论。而那些马尔克斯式的意象：贫穷、严热、肮脏、疾病、党派之争、满街发臭的尸体、以及成为殖民符号了的香蕉公司，在这部小说中都不再重要，唯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或许是屎尿流淌的街道，它代表了一种混合的感觉，一如马尔克斯在这部小说中的野心：穷尽这个古老题材的一切可能性：暗恋、初恋、失恋、单恋、等待、殉情、丧偶、偷情、婚外恋、夫妻亲情、露水姻缘、黄昏暮恋、老少畸爱……有评论家说：“它堪称是一部充满啼哭、叹息、渴望、挫折、不幸、欢乐和极度兴奋的爱情教科书。”
2.
“世界上没有比爱更艰难的事情了。”阿里萨说，“唯一使我痛苦死去的是不为爱情而死。”他是在年轻时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费尔米纳，“那偶然的一瞥，引起了一场爱情大灾难，持续了半个世纪尚未结束。”两人的未能结合像无数爱情的夭折一样难以解释，马尔克斯不会把它简单归结于外界的阻挠，就像诗人里尔克在《马尔特手记》中指出的，奥秘总是存在于冲突的双方，而非平庸剧作家制造出来的“第三者”。“关于这相互冲突的双方，可说的东西丰富得令人惊讶。”这个爱情河流中的礁石可能是生命的本能，人性的弱点，抑或世俗的诱惑。但费尔米纳只以一句“不必了，忘了吧”就轻易地将阿里萨送入到爱情旋涡里达五十年之久。马尔克斯的这一笔处理，出人意料而又相当真实，干脆利落而又余味悠长。
但“阿里萨从完全献身于这一无畏的爱情事业的青年时代起，就连那一时刻的最微小的细节都预计到了。为了她，他有了名，得了利，并不过多地去注意是用什么方式得到的。”“为了她，他细心周密保护着自己的身体及外貌，这在同时代的其他男子汉看来真是太没有男子气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像他一刻也不气馁地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他向费尔米纳说，“我为你保持了童身”。 这自然是谎言，他一生经历过的妓女或许比旅馆的房间更多，但那不过是将痛苦的煎熬稀释，以等待这个幸福的时刻。最重要的是这句话斩钉截铁的力量感和勇气。他一方面来自于马尔克斯对女性的尊重和赞美，他曾说，妇女能支撑世界而男人们只知一味推倒历史(《番石榴瓢香》)；另一方面，他相信“着手创造一种与这种乌托邦相反的现实还为时不晚。到那时，任何人无权决定他人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方式；到那时，爱情将成为千真万确的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到那时，那些命运注定成为百年孤独的家族，将最终得到在地球上永远生存的第二次机会。”(《拉丁美洲的孤独》)
3.
这样的爱情只能由老人来完成，它意味着穿越懵懂无知和生命幻象，又面临死亡的极大威胁。在某种意义上，它将重新创造一个现实，以真正的爱情、幸福、自由超越战争、奴役、死亡、瘟疫、残杀、伪善以及种种人世的恶习。这些人物虽然不再像《百年孤独》中那样能够突然飞起，但灵魂的自由却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在打着“霍乱”旗帜的船上永远漂流下去。
实际上，如果没有暮年的那朵玫瑰花，青年时的一见钟情、沉醉、相思、焦灼、绝望都仍然是苍白的，并为无数同类项所合并和淹没。“他好像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一个影子”。费尔米纳如此反思自己当年的放弃。
但年老是可喜的，生命的许多幻象已经渐破，“他们悄然无声，像是一对由于生活而变得谨小慎微的老夫老妻，已经超越了激情的圈套，已经超越了幻想的残酷嘲笑和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超越了爱。因为他们共同生活的时间足以使他们发现，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爱就是爱；但是愈接近死亡，爱就愈加浓醇。”
的确，死亡随时可能降临，就像是费尔米纳丈夫突兀的死亡才给他们提供了机会：阿里萨“内心被一种恐怖撕裂着：他异常清醒地想到，如果他自己死了，丧钟也会这么敲的。”岁月送给他们的礼物一点也不轻松：蹒跚的步态，上楼梯的速度，意外的跌倒，满是皱纹的皮肤……
但只有这个时候的爱情，才既藐视了世俗的偏见，又抵抗了现实的惘惘威胁。马尔克斯描写了他们如同初夜般紧张又激动的做爱：瘦骨嶙峋的老人的手在黑暗中相互触摸，“他们从容不迫和健康正常地做爱了。这是白发苍苍的祖父母在做爱，它必将成为这次疯狂的旅行中最美好的记忆留在脑海中。他们不再是新认识的恋人了。他们仿佛越过了夫妻生活的千辛万苦，直接到达了爱的真谛。……”
阿里萨“鼓足勇气用指尖去摸她那干瘪的脖颈，像装有金属骨架一样的胸部，塌陷的臀部和老母鹿般的大腿……肩膀满是皱纹，乳房耷拉着；肋骨包在青蛙皮似的苍白而冰冷的皮肤里……”这不是性的诱惑，而是生命个体真实的交流。在这之前，甚至是费尔米纳喊出了催人泪下的声音：“如果我们一定要做那事，那就干吧！”
小说之所以名为《霍乱时期的爱情》，并非像加缪的《鼠疫》那样要将人物放诸极端的环境，而是因为：马尔克斯笔下的爱情是迥异于现实的力量，如同霍乱对人体的侵害一样，爱情也对世俗的常规结构带去种种威胁。“情况又一次充分证明了，爱情症状和霍乱的症状是相同的。……但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追求却完全相反：从自身的煎熬受苦中去感受欢乐。”最后，两位老人乘坐的船因为打出了“霍乱”的旗帜，而被岸上的世界所拒绝，但也因此打消了费尔米纳对回到旧的生活秩序的恐惧。
霍乱是不折不扣的死亡的象征，在早年谈论自己的电影故事《艰难的爱情》时，马尔克斯曾说道，“爱情和死亡离得很近“。这也是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正像拉尔斯·吉连斯顿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说的那样，“一种生命的悲剧意识体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特点——一种命运至高无上和历史残酷无情破坏的意识。但是这种死亡的意识和生命的悲剧意识被叙述的无限而机智巧妙的活力冲破了，这活力代表了现实与生命本身的既使人惊恐又给人启迪的生气勃勃的力量。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喜剧与荒诞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它也能演变为一种给人抚慰的幽默。”
比如这部小说只能用卓越来称颂的结尾：
船长看了一下费尔米纳，在她的睫毛上看到了初霜的闪光。然后他又看了一眼阿里萨，看到了他那不可战胜的自制力和勇敢无畏的爱。于是，终于领悟到了生命跟死亡相比，前者才是无限的这一真谛，这使船长大吃一惊。
“你认为我们这样瞎扯淡的来来去去可以继续到何时？”他问。
阿里萨早在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个日日夜夜之前就准备好了答案。
“永生永世！”他说。
副稿：
马尔克斯谈电影：
如果要我对根据我的作品改编的电影脚本合拍成的影片表示满意是不可能的。因为改编者永远不会知道作家头脑里的形象是怎样的。导演也永远不会知道脚本改编者头脑里的形象是怎样的。作家本人当然也永远不知道导演是怎样理解的，尽管他对你说电影脚本不错。不过，我自己并不担心这件事，因为电影脚本的作者自己就是导演，电影是按照他的模式摄制的。
弗朗西斯科·罗西把我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改编成了脚本。根据合同，我应该看一下脚本，是否能通得过。弗朗西斯科同托尼诺·格拉合作写完脚本后，格拉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希望你看看脚本。”我回答他说：“如果你真想搞电影，就不要让我看脚本，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争论，拍不成电影了。既然我愿意你们写脚本，最好我还是不看。后来我听说影片相当忠实，我便急于想看看它，因为我相信，影片一定不同寻常，因为罗西是个不寻常的导演。”
我永远不会导演电影，因为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
——《我的电影观》，1987年的采访
放下午电影时的剧院更像一座博物馆。两者都有一种冰冷的空气和葬礼般的寂静。然而，下午三点是真正的电影工作者喜欢看电影的时刻。……电影可能非常好，也可能一塌糊涂；这无关紧要。如果在街上有人对一位真正的电影工作者说某部电影糟糕得让人受不了，他一定会兴致勃勃地去看下一场，好相信那部影片确实很糟。
并非对电影了解得多的人都是好观众。意大利大导演罗伯特·罗塞里尼在电影放映的时候总是睡得很香，并且像狗熊一样打呼噜。他自己曾说，即使在放映他自己的影片时他也睡过觉。
——《为什么去看下午场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