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博士论坛管理者

潘国美

 

摘要：1980年代是中国电影的辉煌时期，刘晓庆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电影明星之一。她的明星魅力和符号意义与1980年代的社会特点紧密相连，她通过富有个人色彩的魅力表达再现了特定时代的现实，又被特定现实所塑造。

关键词：1980年代 刘晓庆明星形象   符号意义 

 

 

从一部电影的网络调查说起

    电影《长江7号》上映前，片方在网上开展了调查活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有近5万名网友参与调查。在“你对周星驰新片《长江7号》有何期待”的调查中，“希望他带来惊喜”以及“只要他演的都好看”这两项选项排名居前，网友对周星驰个人的期待达到了77.19%。[2]由腾讯公司展开的另一个关于《长江7号 》的网络调查自2007年12月开始，题目为“你希望在《长江7号》里看到什么？”下设的四个备选项分别为“搞笑的星爷”“精彩的故事”“炫目的特技”“不做期待”，截至2008年3月8日15点，投票人数为43126，上述四个选项的得票率分别为69·98%；25·93%，4·09% ，0%。[3]两项调查都表明观众对周星驰的个人期待远远超过对故事的期待。而现实实践和学术研究已经数次表明故事在人们生活经验中的价值和意义，人们对故事的期待和需求是一种内在的伦理诉求[4]，因此人们对“故事”极为关注，并发展为许多艺术门类的叙事学。但这两则调查不无意味地告诉我们，在大众传媒成为日常生活主角的今天，具有特色的明星价值和意义似乎并不比故事的魅力逊色。让·米特里认为影像具有双重性，它既是再现又是被再现的现实，同时也是特定的再现形式[5]在这个时代电影明星周星驰已经成为奇迹，奇迹的出现必然有合理的理由，正如老黑格尔说“凡存在即合理。”曾经被标签为“无厘头”的周星驰尽管一直在评论家的众说纷纭中上下，但是其个人受欢迎的程度所表明的含义依然是一个时代需要破解的符码：他再现了怎样的现实，又怎样用自己独特方式被再现。即作为生存标志和思想符号，明星周星驰在其所处的时代承担了透视历史、作为电影化石的作用。

1980年代刘晓庆的银幕形象

    1980年代的影坛上，涌现了一批出色的女演员，比较突出的有刘晓庆，陈冲，张瑜，斯琴高娃，潘虹……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有几位至今还活跃在演艺圈内，如刘晓庆，斯琴高娃等，但她们的关注重心已经从电影划入电视，而陈冲，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的演员也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其发展方向也有一定的典型性，我们将另撰文详述），在此我们想以主要活跃在大陆并且电影创作集中于1980年代的刘晓庆为例，来探讨主流文化和流行文化在电影明星身上的体现，以及独特的“这一个”背后的形成机制及其意义。之所以选择刘晓庆，不仅因为她是“中国八十年代最红的女影星”，曾经先后获得六次“金鸡”和“百花”奖，创造了个人电影生涯的辉煌，在探讨新时期电影史“无法回避”，还因为她见证了中国电影在七八十年代的发展历程。“80年代的中国电影是刘晓庆的时代。”[9]（本节中的1980年代并不具有编年史的严格意义，我们把其早期的电影创作也笼统地归于这个时期）自1975年刘晓庆参与拍摄电影处女作《南海长城》以来，截至1990年她参与拍摄的《大太监李莲英》，她出演的电影作品有27部（其中包括《红楼梦》系列6部），这些影片塑造了银幕明星——公众人物刘晓庆。而真正给她带来重要影响的还是1979年，由张铮、黄建中导演的《小花》，正是从这部电影开始，刘晓庆的名字正式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尽管刘晓庆本人认为在该影片中她只是“把自己的一些本色体现出来而已”，但“观众从那个时候知道，有刘晓庆这个名字，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个明星。”[10]因此这算是她的成名作。在这部影片里，刘晓庆演绎了一个出身贫苦，但坚强乐观的游击队英雄形象，同时也展示了那个时代个人形象的独特魅力：清纯美丽，坚强温柔，作为姐姐|妹妹同时又兼具了母亲的女性特质，因此她开始成为众多观众的偶像，也开始拥有自己的粉丝。从这部电影开始，刘晓庆成为了公众人物——电影明星，从而也成为那个年代人们的集体梦想。

    继《小花》之后，刘晓庆先后出演了一系列影片，我们以其是否塑造刘晓庆偶像形象为标准把其银幕形象大致划分为两类：一是建构了刘晓庆银幕偶像的影片，在这些影片中，刘晓庆是以美丽，坚强，外柔内刚为形象特质的，主要影片有《婚礼》（1979）《小花》《原野》（1980，被禁映，于1987年公映）《芙蓉镇》（1986）《春桃》（1987）等，在这一系列中刘晓庆出演的主要是正面形象；第二类是以《垂帘听政》（1983）《火烧圆明园》（1983）《红楼梦》（1987，6部）等为代表的“慈禧”及其“女强人”形象，在这一系列中，刘晓庆饰演的女性往往工于心计，野心勃勃；在《瞧，这一家子》（1979）中塑造的庸俗女郎张岚我们也简单地把其归为此类，刘晓庆在该片中戏份不多，但是颇有分量的28个配角镜头让她捧得了1979年第三届百花奖最佳配角的奖杯。

 明星刘晓庆——作为1980年代的银幕符号

这些银幕形象的合力给“电影明星”刘晓庆贴上的标签就是既具有现代女性特质又秉承了传统女性美德，外在形象美丽，着装风格朴素，身份的平民或者底层化，但有鲜明的现代意识，自主独立，坚强富有韧性，这些“表演话语”体现的正是电影的审美倾向。而这些标签之所以成为吸引人们关注的砝码，票房的号召，关键在于这些特质体现的正是当时主流意志的文化观念，社会从集体压抑到个体舒展的转型特征。正如在其第一系列影片中所展示的，她是美丽清纯|多情的代名词，她是坚强独立的最好体现，因此她能够成为异性观众眼里的梦中情人，也是同性观众理想自我的影像投射，能够引起愉悦情绪的视觉外形和独立自主坚强柔韧的美好品格共同组成了观众认同的因素，第一系列帮助刘晓庆完成的是其明星形象的塑造，第二系列影片丰满了刘晓庆作为一个演员的实力，它们共同建构了刘晓庆作为职业的明星形象。成为明星的刘晓庆也就成为了一个“电影的个性”[13]。正如麦克唐纳所说“所谓的明星不只是一个表演者，而是魅力的化身、形象的代表。”[14]作为明星的刘晓庆正是通过其银幕形象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成为电影票房的保证，时尚的号召。而刘晓庆作为明星的个人魅力经由影像传达给观众，从而产生了一种社会化的建构。而事实上，这种社会化的建构的最初本源恰在于社会自身，不过这种社会赋予的魅力是经过两次折射才体现出来的而已。

作为个体的明星刘晓庆

作为职业和个体的明星双重建构

   1980年代中国文化和思想正需要重建价值系统，刚刚挣脱桎梏的时代使人们在思想上力图冲出牢笼，从铁板一块的只重视集体意志忽略个体发展的体制和思想中剥离出来。在审美倾向上，过去中性化或者无性化的女性，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形象已经让人们审美产生了疲劳，因此在保留坚强、勇敢阶级友爱的前提下，又能够展示女性青春美丽，并且带有年轻人青春期暧昧模糊情感色彩的小花就像是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人们的心里，唤醒了人们沉睡已久但极度渴望复苏的审美需求，这样的艺术形象更真实地与个人情感体验、情感需求的向度相联系，因此小花成为绝大多数人们心目中的花朵并不偶然。胡玉音、春桃、花金子等带有现代意识的女性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不仅仅是他们的青春美貌带给人们的视觉愉悦和心理安抚的作用，同时其作为那个时期女性所特有的情感需求表现中所附带的暧昧即影片本身所给表演者制定的规范和界定的准绳都恰到好处地体现出来。上述三位少妇形象在本质上是渴求更加人性化的生活：物质上，凭借自己的努力去满足；情感上尽心付出也希图有同等的回报；她们既不把自己武装成圣女，摒弃人类所该有的七情六欲，也不像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女性，完全无视传统规范的约束，把“性”的追求随心所欲地敞开（有意味的是刘晓庆所饰演的形象几乎绝大部分都可以归为少妇行列）。她们是在正当追求之外另加的一点点暧昧色彩，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人物的需求和渴望。春桃不止一次说的“我是我自己的”，和鲁迅笔下的子君“我是我自己的”意涵指向是何其相似；金子的生活理想就是“活的像个人”，要求得到人最基本的权力：被尊重，有爱情。这些与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的要求息息相关，时代所需要的“二度启蒙”在人物形象中得到了熨帖的体现，成为影像艺术上的寓言化的表现。正如《面对面》节目中，记者问刘晓庆“如果晚出生十年”会怎样，如果晚出生十年，1980年代的电影就不会是“刘晓庆的年代”，因为1990年代属于能代表吻合年代主流文化、主导思想的符号。作为公众的银幕形象，刘晓庆成为了集体梦想的符号。而作为“个人”刘晓庆，却是那个时代中一个典型的自我奋斗的榜样。很显然作为个体的她，与作为公众的她所走的路有些不同，作为电影演员，她塑造的形象深得人心，不论是官方的金鸡奖还是民众的百花奖都不吝慷慨。在银幕之下她的奋斗之路就要曲折的多，早在1981年婚姻神圣的时代，她率先走出婚姻的束缚，结束了第一次婚姻；早在1983年“全民读书”知识神圣的年代，她作为一个银坛新人，公然迈出了引领如今“名人出书”热潮的超先一步；早在“艺术至上”的1983年，她竟然为了物质利益而去“出卖艺术尊严”，先创“走穴”之风……太多的“最”给刘晓庆带来的不仅仅是其个人目的的满足，同时还有所谓的“明星丑闻”[18]，那就是部分社会群体对刘晓庆“道德败坏”、匍匐在物质利益脚下的的批判和攻击。麦克唐纳说“制片人对于明星话语的掌控让我们看到了演员们的职业和个人身份和特点的双重效力，把明星结构为具有连贯一致而无矛盾对立的形象：但是明星的私生活有可能影响到他或她作为演员的形象。”[19]这一论断在当下的明星研究中是绝对有效的，但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尚无独立制片人，因此离经叛道的刘晓庆主要还是我行我素地塑造自己的个体形象，而自己的个体形象似乎也并未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她作为电影明星的形象，对比当今层出不穷的明星丑闻带给艺人的影响来看，刘晓庆似乎是受到了特别的眷顾，她好像依然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作为标本的刘晓庆》一文作者徐列这样分析：(刘晓庆)竟在书中‘大言不惭’地声称‘我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尤其书中所津津乐道的个人奋斗主义更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官方媒体的批判与民间青年的推崇构成了开放大门刚刚启动的时代必然出现的观念上的交锋：集体主义对个人的禁锢，单一理想对弘扬个性的排斥。这种观念的差异在一个泛政治化的国度里被提升到了非常的高度，而这一时期逆反心理的形成更成为了刘晓庆个人奋斗动力的源泉。一个政治意识匮乏的女演员无意间打破了某种政治的禁忌，刘的个人行为也就超越了自身而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性。”[20]其实刘晓庆之所以被官方媒体批判，并非为意识形态所不容。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要求人们在思想上能够“开放”，而这个开放的目标是解放思想，发展经济，要求个人摆脱过于强大的集体意志影响，从而解放个体，解放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一国策在个体行为上的体现就是要求人们能够解放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创造自我，从而把个体行为纳入到国家民族建设的宏观潮流中去。于是作为成功的电影演员的刘晓庆就成为一个奋斗成功的典范，这一典范在当时的社会中陷入舆论的漩涡，实属于一种必然：是前新时期文化思想惯性与新时期文化思想要求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刘晓庆不过是这两种思想体系斗争的外在显现，是国家民族话语的个人寓言。因此刘晓庆所代表的符号既是一个电影明星符合大众文化趣味、大众价值观念以及主流意识的符号，有效地满足了作为一个欲望客体的功效，她还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国家民族建构时期的典型。正是在这两级话语层面上刘晓庆以一个电影明星|个人典范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议论，从而有效地以明星的身份折射出了自身所处时空的发展状况。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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