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网中，这是由各种科技力量构筑的网。从计算机到互联网，从虚拟空间到数字影像，快速变化的新技术也逐渐表现为多种多样。新技术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创造和传播新事物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方面，从聊天、约会、金融理财到美容护理。新技术的加速度发展，使得世界变成了麦克汉姆笔下的“地球村”（Globe Village），也有人称这是一个“被联线的世界”(Wired World)。的确，互联网将全世界紧紧的联在一起，地球表面覆盖着无数的卫星保障着这个巨网的顺畅。21世纪的现状应验了莎士比亚在《奥塞罗》中的一句台词：“这是真的，网中有一个充满魔力的世界。”虽然彼时的“网”不同于此时的“网”，却隐喻出人类同样的生存状态。这个“充满魔力的世界”雄心勃勃的侵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我们无法离开它。
新的时代已经来临。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新的时代必将产生新的艺术形式。在各类艺术样式中，唯有电影与科技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首先，电影是科技的产物。因为有了摄影机的发明，才有了电影。之后，电影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如有声电影，彩色电影和宽银幕电影都有赖于新技术的支持。如今，这一技术已由“摄影化(photographic)，到电子化(electronic)、又到了网络化(cybernetic)”。[i]当下电影在新科技的影响下，正经历着电影形式和电影叙事内容的革命性转变。
新媒介与新电影
新媒介是相对于旧媒介而言的。这里“旧媒介”是指传统媒介，即报纸、杂志、书籍等印刷媒介和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当下，这种以电脑为主体、以网络为主干的媒介为新媒介。媒介，原是指一种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中介物。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Wilbur Schramm）说：“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ii]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是讯息”[iii] 可以说，没有媒介，就不存在信息、文化、艺术的传播。而当媒介发生变化时，审美文化、艺术样式也会发生变化。新媒介为文化创新、艺术创新不断提供新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新的电影样式和传播方式也应运而生。
《女巫布莱尔》是一部由两名名不见经传的佛罗里达中央大学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独立制作的低成本恐怖片。其拍摄成本只有35000美元，情节简单，演员默默无名。但电影在1999年共获利1·5亿美元。它的成功归根结底在于它首创了电影网络营销这种方式。《女巫布莱尔》的发行公司有意在互联网上创造一种有别于其他同类网站的风格，刻意突出自己的个性。首先，网站营造了一种语境：《女巫布莱尔》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恐怖电影，而是几个学生在布莱尔镇拍摄关于女巫的作业，拍摄当中，三名学生神秘失踪了。一年后，三名学生拍摄的资料被意外发现，于是发行公司将这些镜头拼贴在一起，展开了故事。实际上，这是制片公司为观众观看电影特意准备的一个语境，他将虚构的电影故事重塑成真实的记录，把影像当作了现实。他打破了人们观看常规电影的期待，却抛出了一个激发观众好奇心的诱饵。同时，网站上还提供了大量的有关失踪学生的线索：女巫布莱尔之谜，失踪学生个人档案，失踪案侦破始末，采访相关人员，意外发现的各种资料镜头和日记。所有这些资料都有图像、文本、录像和录音的链接。《女巫布莱尔》已经不是一部电影，而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引起观众参与解谜的强烈愿望，看电影不但是为了看电影，而是验证自己的判断或验证网络的真实合理。
《女巫布莱尔》在网络上的热销得意于网站与影片功能的结合，人们认识到：“《女巫布莱尔》网站不是一个简单的新增促销工具，其宗旨就是观影体验的一部分－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触动恐怖片类型影迷的内心。”[iv] 当今时代不仅只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实际上是多种媒体在交互起作用。今天的电影很少能做到自成一体，电脑及其衍生物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电影必须不断开拓新策略、新领域以适应这种变化。不仅是电影的营销、发行寻找新的出路，电影的制作、风格和样式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2005年7月18日，中国博客网和中博传媒签订协议，合作推出博客电影。博客电影，简单地说，就是由博客群体参与创作、摄制，可以做演员、导演，在博客网放映给大众的电影。8月份，第一部“博客电影”《聚焦这一刻》在博客网放映。
据介绍，《聚焦这一刻》由8部独立的影片组成，每部影片长度三分钟，用胶片制作，著名导演田壮壮担纲艺术总监。这8部独立的影片分别由中国8位新锐导演执导，每个导演拍摄的影片都有独立的名字和主题，它们是贾樟柯的《在那里》，王小帅的《寂静一刻》，孟 京辉的《西瓜》，刘浩的《有钱难买乐意》，小江的《我想对你撒点野》，孙小茹的《星光梦旅》，李虹的《小小的心愿》和姜丽芬的《新娘》，影片表现了这些导演各自眼中的现实生活。
最先提出博客电影概念的陈伟明把博客电影分为低端博客电影和高端博客电影。二者都是90分钟以下的短片，但低端博客电影指没有电影专业技术的博客群体共同参与演出、制作等一系列流程的电影，而高端博客电影是指具有电影专业技术的博客群体参与的电影。“博客电影是对电影工业机制的一种颠覆，是娱乐原生态的回归。在远古时代，人民群众劳动之余想娱乐一下，那不就是自己跳舞、唱歌进行自娱吗？只是后来娱乐的门槛高起来，出现了学院、制度、流派，但所有流派都是为自己进入电影工业提供说法。现在博客电影把这个门槛降低了，谁都可以参与、可以投票、可以成名。”[v]博客网的总编王俊秀说。
电影形式不断推陈出新，2005年10月26日，号称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手机电影短片《苹果》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苹果》是一部两分半钟的手机电影短片，讲述了一个关于苹果的爱情对话的小故事。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陈廖宇介绍了他的全新“手机电影”概念：“真正的手机电影是一种新的拍电影的方式，它的第一要素应该是用手机作为主要工具拍摄与制作的电影，当然它一定还能在手机上传播与观看。”[vi]他在现场发布了由他使用手机拍摄的电影短片《苹果》及《车夫》、《迷路》等7部作品。
手机作为一种新媒介，它的功能也越来越全面。不断有人尝试挖掘手机新功能，做有文化、有创意的事情。手机电影就做出了勇敢的第一步，手机电影将成为广受欢迎的手机网络下载内容。随着未来网络技术的发展，手机摄像质量提高后，手机电影将会成为手机网络的主打娱乐产品之一。手机电影将更具互动性，不仅仅是“我拍了给你看”，而是“大家一起拍一起看”，手机也可以从消费品转化为生产工具了。而手机电影是成本非常低、生产周期最快的电影产品。因此它将产生不菲的经济效益。
关于电影与网络的新花样层出不穷。2006年娱乐界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大概就是胡戈事件了。今年年初，胡戈看了陈凯歌导演的新片《无极》后，感觉不过瘾，买了《无极》碟片，用其中部分图像做素材，借用中央台《法制在线》为框架，重新配音制作，完成了一部二十分钟、极具民间色彩和幽默搞笑的网络短剧《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不曾想，短短一个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红遍了大江南北。在很多网民眼中，《一个满头引发的血案》要比耗资几个亿的大片《无极》更有趣味和创新，还有些学者认为，“胡戈事件”是一次“草根对抗权威的大事件”，更有观众津津乐道于胡戈以搞笑的方式成功解构了精英的经典作品。
其实这种网络小电影形式并不是胡戈独创。早在几年前，中央台的一些编导们以办公室的生活为故事情节，用一些老电影图像为素材，创作了《大史记》、《分家在十月》等短剧，由于当时网络并不是很发达，影响范围不是太大。但在行内，却是人人皆知。现在，随着网络视频、音频技术的发展，以前只有导演才有剪辑权，现在，连最普通的网民也可以很轻松地对大导演的作品进行改头换面，随意修改配音和画面，出现了许多这样的网络小短片，与主流电影做一番较量。
娱乐界如此热闹，学术界也不甘寂寞。一批电影研究者也开始进入电影与新媒介的研究中。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电影学专家玛莎·金德一直致力于电影文化批评和女性主义电影研究，2006年，她来到北京进行学术交流，带来的两个项目分别是以数字影像方式展示生物新技术的短片《毛的传说》和以数字影像来展示城市文化的短片《数字城市交响曲》。这里的影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资料库，影像可以任凭我们的想象，编织出我们想要的东西，然后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玛莎·金德已从电影的本体研究进入了电影与媒介的研究，她不但研究新媒介将如何改变和重塑我们的生活，还研究新媒介将如何表达浪漫的过去亦或乌托邦的未来。
新媒介为新电影的理论和实践打开了另一扇门。传统电影已从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少数人的专利变成了多数人都可以享有的权力。随着胶片的消失，网络发行，影像资料的剧增，视听剪辑技术的进一步的发展，电影会朝着非常个人化的方向发展。
我们预测着这样一幅图景：新电影的制作可能会像作写作一样，可以由一个人在案头来完成的（胡戈是一个先兆）。作家通过拼贴、组接字和词来表达意思，电影人则通过影像和声音的拼贴、组接来完成故事；作家有字典，电影人有视听素材资料库；读者对读物的接受可能是被动的，新电影观众则有可能决定故事的走向和人物的结局；作家的地位是稳定的，而新电影中，消费者可以随时成为创作者。
新媒介中的电影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这个时代，为每个人提供了成为电影人、成为艺术家的可能性。同时也给电影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电影人不仅到精通各种新技术，还要在浩如烟海的资源和资料中进行选择，同时还不能忘却了艺术的精神－它是指向人类心灵的一剂良方。
新电影：从宏大叙事到小叙事
新媒介中的电影对传统电影的第一个打击就是打破了维持了一个世纪的“精英电影”神话，消解了精英电影与大众电影之间的界限。由于传统电影耗资巨大和技术的专业化，传统电影一直是少数高贵的精英分子的专利，隶属于发明家、大财团、专业技术人员、艺术家和影视公司。但随着新技术的革命、新媒介的涌现，新世纪的人类文化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从文化大环境来说，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文化经历着以平民话语替代经典话语的重大革命。这场革命从观念上提供了打破权威神话的可能性，这是影像文化走向边缘、走向民间的开端。同时，影像文化的内容在后现代“碎片化”策略的影响下，也逐渐从宏大叙事过渡到小叙事，注重个体的话语表达和艺术的生活化。
宏大叙事（mata-narrative），来自于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后现代，关于知识的报告》中的重要术语，它是指“科学知识合法化”的叙事。利奥塔认为后现代就是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和对宏大叙事手段的淘汰。之后，有很多的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宏大叙事做出不同的阐释。从资料来看，可以总结出如下与“宏大叙事”相关的解读：“有某种一贯的主题的叙事；一种完整的、全面的、十全十美的叙事；常常与意识形态和抽象概念联系在一起；与总体性、宏观理论、共识、普遍性、实证（证明合法性）具有部分相同的内涵，而与细节、解构、分析、差异性、多元性、悖谬推理具有相对立的意义；有时被人们称为“空洞的政治功能化”的宏大叙事，与社会生活和文化历史的角度相对；题材宏大的叙事，与细节描写相对；与个人叙事、私人叙事、日常生活叙事、“草根”叙事等等相对。”[vii]有此看出，宏大叙事和小叙事（little narrative）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正是这组概念可以体现出新电影的内容特征。
建构与解构
宏大叙事一直是传统电影的核心内容。从电影最开始成为叙事艺术的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党同伐异》，导演就以文化精英的身份，开始了宏大叙事的建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一直有一个宏大叙事的情结，他们被要求为某种中心话语服务以维护社会的生存秩序，他们更多选择的是一元文化的宏大叙事。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总有一个被定于一尊的权力话语，作为文化秩序之中的“道”，它始终垄断着文化意识中的权威性并以此来约束文化，要求整个文化来为之服务，电影当然并不例外。从电影为伦理服务（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伦理大片）、电影为政治服务（抗战电影）、电影为意识形态服务（改革反思型电影）、以至于电影为商业服务（近期的商业大片），电影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责任，为宏大叙事做着最为生动的注解。
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旋律”电影无疑是宏大叙事的主要承担者。无论是记录革命历史，如《大决战》、《大转折》、《开国大典》；还是抒发爱国爱民的宏伟情感，如《周恩来》、《焦裕禄》、《国歌》；还是针砭时弊弘扬正义，如《生死抉择》、《惊涛骇浪》等，宏大叙事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宏大叙事在电影中建构了一种主流意识，建构了一种大一统的革命教义、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以这种建构出来的世界影响着民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一些具有知识分子情怀的导演也积极承担了宏大叙事的任务。如著名导演谢晋就比较热衷于以文载道。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他不是一个独立思考者和反思者，而是主流意识的响应者和参与者。他的《红色娘子军》、《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鸦片战争》等，都表现了他对政治的关注和对爱国主义的赞扬。另一位具有宏大叙事情结的是第五代导演陈凯歌，他一直试图用影像建构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在1998年11月17日《北京青年报》上的一篇访谈中陈凯歌在答记者问的谈话中表现出了这种巨大的使命感：“我们不能让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被‘汉堡包文化’所取代。我们的文化影响曾经遍及亚洲，但如此深远的文化如果在我们手里完全丧失掉，我很伤心。……我相信《荆轲刺秦王》会对国内外观众产生一种文化上的影响。过去我们一直讲国威远及四海之外，指的是什么，就是它的文化影响。而我们其实是用这样一个故事来对中国的兴起和振作做了一番表达。”在《黄土地》中，陈凯歌表达出一种民族复兴的愿望，在《大阅兵》中彰显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甚至道了后现代，他还试图建构一种以理想的爱情、忠贞、诺言编织出的《无极》世界。
而后现代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消解，新媒介为个体参与艺术提供的保障，这些都为个人创作自由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个人摆脱集体神话、权威叙事提供了可能性。表现在电影文化上，就是个人话语的小叙事逐渐消解传统电影的宏大叙事。《女巫布莱尔》由两名学生颠覆了延续近一个世纪的恐怖片的形式与内容；《一个馒头的血案》解构了《无极》中关于宏大主题的言说；周星驰的电影更是无情嘲弄和解构了一切成规，手机、博客电影也在一步步解构诸如“永恒”“理想”“权威”“精英”等字眼，将电影请下了神坛，使电影回归民间。
模式与原创
与成熟的传统电影相比，新媒介中的电影还表现为鲜活的原创性。从前卫电影、实验电影到网络电影，新电影都是以对传统电影的反叛姿态出现的。传统电影中由于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的束缚与制约，还由于电影工业操作的复杂性，电影人不能享有太大的创作空间，久而久之，电影创作走向了模式化和类型化的方向。虽然电影的类型化会带来很多便利，诸如降低电影生产成本，保障电影发行利润，但它也同样带来了电影僵化、没有新意的恶果。《拯救大兵瑞恩》虽然是一部耗资巨大的战争史诗片，但它并没有逃脱战争片的巢穴，刻意的爱国主题没有给观众带来新鲜感。《英雄》虽然是中国第一部商业大片，却因为它试图给观众灌输一种关于“天下”的理论而遭到株伐。
而新媒介中的电影，因为成为“人民大众的艺术”而走向民间，电影小叙事便是关注个人的世俗生活，它只需对个人承担责任而不必对社会承担责任。以往的宏大叙事突出人的命运和性格由唯一的“典型环境”造成，可以归纳出统一的社会原因及其呈现方式。而这里的小叙事则着重揭示人的命运和性格的个人原因及其偶然性或难以预测性。新媒介和其它媒体相比，显著的区别在于当局对言论自由限制的比较‘松’，或者说已经无力彻底控制这个媒体，因此一些打擦边球的言论也可以得到自由的表达。在网络中，应该说主流的思想是倾向于民主之精神，自由的理念，主张独立思考，反对盲目崇拜。在这种网络文化背景中，小叙事电影努力挖掘个体生命的真谛，面对复杂的现实折射出一种原态真实。小叙事电影虽然都是些小人物，小故事，小感觉，小悲剧……，然而，它们却是最逼真地切近当代人的身体与心灵的痛楚。只有我们亲身经历的生活，才能描绘的如此鲜活而真实。小叙事抛弃了宏大叙事的全面、统一和定性，采取了以碎片化、拼贴、反讽的方式来反映当下。从民间文化中，我们感受到原创的质朴美感和创造力的生生不息。
一元与多元
新媒介中的电影对传统电影的冲击还在于它通过多渠道对电影艺术形式进行新的探索。电影已不仅仅一种视听语言，也不再是现实的物质复原，更不是单纯在影院放映的影像，它已成为一种民间影像艺术形式。它从艺术金字塔的尖端走到了泛艺术的范围。新电影更加关注影像与现实的关系，影像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以及影像如何表达人类自身。传统电影一直恪守的蒙太奇、长镜头、再现理论，在经历后现代文化观念的冲击，其严密的理性和秩序已受到极大挑战。宏大叙事在现实生活中最庸常最琐碎的基本需要所发出的强烈诉求面前，是如此苍白，虚伪，不堪一击。
宏大叙事的要害是一元化的本质主义，也就是整体性的独断论。“人们认为后现代主义标志着享有特殊地位的各种号称有着普遍意义的元叙事的崩溃，听到了日益增强的不同呼声，这些呼声坚持求异，主张文化多样性，推崇百家争鸣，反对一花独放。”[viii]这里的文化多样性与百家争鸣就是与宏大叙事求异的小叙事。随着全球化和网络化，文化越来越面临趋同的危险，小叙事由于创作个体的自由和传播的便利，有助于释放小群体和个人的自由空间，从而呈现出多元的状态，这无疑是令人欣喜的。文化的多样性是文化发掌的内在必然性，斯蒂芬·玛格林断言：“文化多样性可能是人类这一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ix]在世界变成地球村的时候，小叙事的补充和发展，会给这个世界增添不少的色彩。
当互联网、个人数字应用和虚拟现实等新技术覆盖了我们的生活时，传播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高质量的内容，新媒介就什么都不是。我们要面临这些危险：互联网上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电视有几百个频道，却没有可看的节目；每年上映几千部电影，却鲜有印象深刻的。道琼斯公司主席兼《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彼得·卡恩再三强调：“发行的形式不是最重要的，内容才是！内容第一！”[x]可见，内容（即叙事）才是一个媒体的价值所在，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媒介技术中，叙事是媒介的生命线。叙事值得我们重视。
在这篇论文中，我只是透过现象，包括电影《女巫布莱尔》、手机电影、博客电影、胡戈事件、电影学研究的转向等，展望了一下电影未来的发展趋势。并于此基础上在电影叙事领域论证了从传统电影的宏大叙事到新电影的小叙事转变的可能性。从而得出结论：媒介对电影的影响不容忽视，电影无论从形式还是叙事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电影人，我们应该能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要洞察、分析和运用电影艺术、电影技术的变化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被来势汹汹的新电影洪流所淹没和淘汰。
正如默里提醒我们的：“电脑是反复无常的。人们可以把他看作是一家剧院、一个市政厅、一本看不完的书、一个动画的童话世界、一个体育竞技场、甚至是一种潜在的生活方式。但是，它首先而且最突出的是一种表现媒体，一种塑造世界的手段，它将自己的强大本性施加到传统媒体身上，从而将传统媒体消化吸收。”[xi]不仅如此，电脑也像当年电影走过的路，它以新技术为自己开启了广阔的路，加上人类文化的成果，它正在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无限魅力。
[i] 游飞 蔡卫《电影新技术与后电影时代》，载于《当代电影》2000年第7期第68页
[ii] （美）威尔伯·施拉姆和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iii]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3页
[iv]（美）特洛特《《女巫布莱尔计划》的策划》，载于《世界电影》2002年第二期第141页
[v]刘亚力《博客电影:迷茫中期待赢利曙光》，载于 http://www.qianlong.com 2005-11-03
[vi]边涛《手机电影掀起“手机新文化运动”》，载于www.hexun.com 2005.11.25
[vii]程群《宏大叙事的缺失与复归？》，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第51-60页
[viii]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ix] 转引自《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共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159页
[x]（美）约翰·帕夫利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周勇 张平峰 景刚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xi]（美）特洛特《《女巫布莱尔计划》的策划》，载于《世界电影》2002年第二期第1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