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电影有两首关于城市生活的视觉之诗。“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华”——这是贾樟柯在《二十城记》中给电影定下的诗意怀旧基调；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也是一首城市的视觉之诗——电影结尾香港人中秋赏月的黑白旧照片和吴莺音《明月千里寄相思》的老歌将天水围的诗意推向了顶点。不同的是，这两首诗，一个苍凉，一个温暖；一个情浓急进，一个从容恬淡。
1. 昔日繁华
《二十四城记》承载诗意的主体——成发集团，曾经的国营420发动机制造厂——于1958年从东北南迁至成都，2008年老厂房拆除，工厂整体迁移至郊外工业园区，市中心的旧址被房地产商买断，将开发成为住宅区“二十四城”。420厂的前二十多年历史是真正的“昔日繁华”，通过多位被采访者口述片段的边边角角表现出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能月供肉三斤，令人羡慕的福利待遇和工资收入，子女就学分配就业的便利…… 采访对象的年龄从高到低，视角变化由旧到新，繁华走向没落，辉煌变作冷落。
从被采访对象的选择上来看，贾樟柯对被摄题材的感情是不言自明的。尽管他拍摄电影的初衷是“记录中国历史的变迁”，但他并不像拍摄纪录片一样站在一个客观的，尽量脱离个人情感的视点来完成这种记录——他也无意掩盖自己的“不客观”——他选择的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从《小武》到《任逍遥》到《世界》到《三峡好人》，再到《二十四城记》，他选择记录的是社会的暗角，是弱势群体面对变迁的彷徨与无所适从，是小人物直面大时代的勇气与牺牲。在“记录”的过程中，贾樟柯也并不执著于“发生真实”，比如《三峡好人》中凌空飞腾的楼宇，还有《二十四城记》中由演员扮演的受访者。他将“发生真实”等同于“故事真实”的手法和美国作家Tim O’Brien的越战回忆录写作手法殊归同途，这样的叙事方法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故事片”“纪录片”之分，二者都是导演用来表明自身艺术理念的手法罢了。所以在《二十四城记》中，420厂真正员工的采访录和演员表演出来的采访录相互交织，“发生真实”为“故事真实”的导入，“故事真实”为“发生真实”的补充。不论是哪一种的真实，他所表达的，都是对被采访对象的真切同情与敬意，每个镜头都浸透了他的无限深情。
2. 日夜如常
《天水围的日与夜》照理说，也很可以表现香港天水围的发展历史。这个元朗著名的“悲情社区”聚居了大量的大陆新娘，单亲家庭和孤寡老人，严重的社会问题让它成为香港人眼里的一块疮疤，更因为林夕的《天水围城》和刘国昌的《围城》将犯罪、自闭、家庭惨案曝于众目。许鞍华故事中的主体，鲍起静扮演的单身母亲贵姐和陈丽云扮演的孤寡老人梁姨（阿婆），都是天水围的典型性人群，前者是超市女工，儿子没什么天分，常与小混混们一起；后者对孙子的一片深情被前女婿两句话就击得粉碎——这要照悲情剧的模式来，能有多少出人意外的惨剧、冷眼、控诉跟歇斯底里可发挥！
然而许鞍华将这样的天水围悲情人家处理得不卑不亢，琐碎到几乎无形，平淡到几乎无味。唯一的暖色点缀，是每个段落之间定格镜头所配的短暂背景琴音，那是收敛到极致后闸门突然开放涌出来的暖流，倏然而来，飘乎而去，将情绪烘托到顶点，旋即又回复平静。
《天水围的日与夜》英文名字是“The Way We Are”——我们的生活。而电影就如同这个平淡的名字一样，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语感叹词，直白、从容、坦然，不谈技巧，只有踏踏实实的叙事。电影是故事片，可这样的内敛、平静、冷静，却比纪录片还要纪录片，贵姐和阿婆仿佛就生活在我们的周围，出门街口拐角，她们的侧影就会从眼前经过。
3. 情归何处
比较贾樟柯的真情告白，许鞍华的感情端口在哪里？
许鞍华在采访中说，她最初并没想拍摄天水围这种温情朴素的生活，她本想拍的是2007年天水围母一位亲杀死孩子后自杀的暴力事情。可在天水围的半年采访过程中，许鞍华逐渐发现，那里的居民们并非过着大众所想象的悲惨畸形生活；他们的确贫困，生活繁琐，面临着无穷无尽的烦恼，但也同时享受着点滴的生活乐趣，保持着邻里间的温情，维护着家庭间的亲情。换句话说，当所有的电影都在寻找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特切入点时，许鞍华想要表现的，却是“相同”——天水围与香港其他地段市民生活的统一性。
要表现“相同”，要让共性作主角，“不同”就得成为叙事的背景。于是贵姐的儿子张家安在很多次可以“走向歧途”的过程中什么出格的事儿都没干，乖得让人着急，木得令人乍舌；贵姐为了家庭作出的巨大牺牲也没成为剧情发挥的手段，甚至她跟儿子间的关系都比普通家庭看起来冷淡许多，她直呼儿子名姓，对他的升学和择友都鲜有意见，这个单亲妈妈什么都不抱怨，不说也不想，神经线粗得不给人一点可以温情滥情的藉口；就连最有故事的阿婆，前因后果的交代也都少到不能再少，热情三两句就被冷却，同样的，悲情三两句就被化解。在天水围这个本应天天有故事发生的平台，却什么都没发生，生活照旧，生命如常。
既然要表现“如常”，那么叙事过程与细节表述就丝毫不能煽情，越冷静越收敛，共性才越明显。但细节上的“无情”与距离感不代表导演对题材的无情，相反，许鞍华对故事主角的感情是相当明显的，贵姐自不必说，她的母亲、兄弟、儿子，还有阿婆对她的态度都是侧面的肯定；就连片中最为冷漠的阿婆前婿，也并非坏人，他不过更护着自己的新家，自己能把握的现实的生活罢了。许鞍华的叙事过程并没什么价值判断，叙事就是纯粹的叙事，偶尔的抒情瞬间也是针对情绪烘托的需要，并不是为了抬高某个具体的人物。她的感情依托并不是某个人物，或者说，其实是这些人物所组成的整体，是全部的天水围，是生活自身。
4. 情见乎辞
比较《天水围的日与夜》，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则采取了直白的述说式抒情手法。
片中九位受访者，五位真正的420厂工人，四位演员，八个谈话段落都有一个悲情收尾。但这还不够——为了进一步升华采访的主旨，贾樟柯在段落之间引用了多首诗歌，插入了相关的流行歌曲，并重复了受访者的收尾语。这种央视东方时空般的悲情轰炸式剪辑方式让我有点错愕。照理说，在观众对影片大环境与中国工厂变迁心知肚明的情况下，过分频繁的重复同一种情绪是政治宣传才用的低级手法，而一贯以静默镜头语言为标志的贾樟柯，突然跳到对岸手舞足蹈起来，这让人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就好比顾长卫在《孔雀》中用做西红柿酱的细节来表现七十年代，但如果人物一边做酱一边频频唠叨物质匮乏冬天吃不上蔬菜，那我就得狠狠皱眉。
为了打破单一化的悲情氛围，贾樟柯在段落间也使用了多种调剂方法，比如厂房里两位拆卸机器的工人，一个搂着另一个的肩膀拍摄静态镜头，两人本来神情肃穆，可其中一个时不时要动动另一个，结果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还有下一代的小姑娘站在厂房里巨大的电风扇前，风把头发吹得很乱，她笑得很腼腆很甜。当然，专业演员的使用是电影最大的调剂，尤其陈冲饰演的顾敏华访谈片段。这里，贾樟柯甚至还幽默了一把，让陈冲开自己也开观众一个玩笑；但严肃的贾樟柯毕竟不太会说笑话，或者说，这个笑话讲得十分之冷，就跟《三峡好人》里贸然升空的大楼一样，最后的结果并非幽默，而成了无所适从。
其实早在2007年，杜海彬的纪录片《伞》就已经尝试了记录中国某个弱势群体面对巨大的社会变迁寻找出路的题材，影片从广东中山一个小镇的制伞工厂车间工人的机械重复性手工劳动开始，以河南洛阳某乡老农的自述访谈收尾，提出了“中国农民的出路究竟在何方”的大问题。在表现手法上《伞》过分的追求客观让其失去了“观众缘”，其反响还不如《二十四城记》的零头；但如果对比一下杜海彬和贾樟柯对访谈的处理方法，就能够看出来，贾对情绪的安排是多么的任性与单一。杜海彬的《伞》采访了雨伞厂的工人，求职的大学生，还有河南洛阳老农。悲情与沉重的情绪同样浸透镜头，但杜海彬只允许自己结尾放松了一次，他在大部分时间里的叙事风格与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非常相似；杜海彬缺乏的，是许鞍华所擅长的段落之间的小调剂小抒情，是“放”的层次。而采取了诗歌起题、串联并高调收尾的《二十四城记》，在表达诗意的同时竟然忘记诗歌语言本是最讲究留白的，想要情绪迸发得多辉煌，前面的铺垫就得多隐忍多压抑！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缺乏的正是“收”：情急情浓当然是最好的出发点，但导演的情绪再浓烈也不该泛滥到整部影片，完全失了调度，让悲情悲到渗出水来，从而变得廉价。
5. 观众
在比较《二十四城记》与《天水围的日与夜》过程中，我觉得很难脱离“观众”这个要素。贾樟柯是很在乎观众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在乎，所以情急意切，生怕观众不能领会他在镜头背后的想法，所以要反复明示：述说，诗词，歌曲，字幕。而且许多处诗词的插入也并不圆熟，譬如欧阳江河那句“整个玻璃工厂是一只巨大的眼珠/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姿态便无比做作。但也许我本来就不该如此苛求，他是大陆唯一一位拿到商业投资后依然在忠实记录社会弱势群体的“大格调”导演，比起他的执着，任何批评似乎都是一种错位。
但每当我想到天水围，想到许鞍华，我又无法遏制自己心中的某种不满。这部从王晶那借了五十万才得以成形的小制作，这部从出发点就洗尽铅华平实到底的作品，其带来的心灵震撼，却远远超越了我本该更有生活体验与共鸣的“下岗”、“整改”、“迁移”。我并不介意“发生真实”与“故事真实”的穿插，一次次的访谈也的确让我动情落泪；但眼泪不该是情感的终结，也不该是最后的交代，我更想要的，是眼眶潮湿只一滴泪将落未落的度量，是胸中万言，出口却只有一声长叹的回味。
我特别喜欢《天水围的日与夜》中剧本对贵姐的安排：她独自打工支撑家庭供两弟弟上学，人家发达了，自己却依然孤单的住在天水围拉扯独子；老母亲生病，她总是说“反正他们都去（探病）了”，自己便硬是不去“凑热闹”。贵姐的淡，正是对生活的坦然，她不觉得自己是救世主，也不觉得自己被冷落被损害。她眼里的世界，就是一粥一饭一汤，是红烧冬菇，是炒蛋，是八月十五的柚子。生活的真滋味，不用解构，不用调剂，也不必明示，许鞍华给出一个视角，我自己尝了一口，便已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