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运动式
“文革”结束后的八十年代，中国电影迅速复苏，并且在全社会掀起了一种“文化狂热”。 一大批被批判和查封的老电影逐步得到“解放”，恢复公映。“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影人同时迸发力量，推出大批作品。一些经典影片，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观看。如彩色越剧戏曲片《红楼梦》恢复放映时，一些城市的影院24小时不停放映，观众一批接着一批轮换场次观看，其盛况空前绝后。而随着《大众电影》、《电影艺术》的复刊，更有全国各省竞相争办的几十份电影报纸、杂志纷纷出现，一时间蔚为壮观。相伴产生的，则是举世罕见的“群众影评”现象。几乎任何一部电影的生产放映，都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度关注，人们热切地讨论、争辩、写文章；工厂、学校、机关，几乎到处都是热爱电影、谈论电影的“影评人”，群众性影评组织遍布城乡各地，仅江苏省境内，大大小小的影评组织就有数百个之多。南京市每一个电影院都成立了自己的影评队伍，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1980年恢复举办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吸引了全国各地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积极参与，1981年《大众电影》发行量达到史无前例的960万册，让前来采访的外国记者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⑤。
这种奇异的影评现象的产生，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那就是：灾难过后，万物复苏，中国民众经历过极度贫乏的精神文化枯竭期之后，自然会产生旺盛的文化娱乐渴求，当时，西方的流行的歌厅、录像等新型娱乐方式尚未进入中国，而电影基本上还是唯一的大众文化消费方式，这造就了一个万民欣赏电影，评说电影的“群众”电影评论热潮。但，由于是刚刚从“文革”中过来，这种群体的电影评论还难以脱离“群众运动”的模式。故而还只能称之为“大运动式”。
尽管这种“大运动式”的群众影评现象，客观上对中国电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实事求是地说，它自身同样存在着非理性、非艺术性、非电影化的先天不足。这种超常规的欢腾与热闹，仅仅是长时期压抑过后的一种强力反弹，并不代表中国电影市场的真正繁荣和电影评论事业的真正回归。倒反而潜伏着某种危机：那就是集热过度后的速冻，犹如股市非常规地高涨之后，会出现忽然崩盘。
尽管群众参与影评的热情精神可嘉，尽管他们毫无索取地为中国电影奉献了力量，他们真诚而朴实的品格无可厚非，然而，却难以形成符合电影创作和市场自身规律的权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