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
秋色已晚,春花如梦,剪影不去,人的命就熬不过梦了。
今儿夜不成寐,沉闷而无生气的生活,一天连着一天。
写作、谈事、吃饭、看片、睡觉,重复循环。
毫无特征的日子,由于太没特征,前一天与下一天之间的区别都渐渐模糊起来。
固守着愚拙的“艺术”,错失过葛优,舍弃过达叔,摒离过霆锋………
时代不允许个人权利的存在,也不承认艺术审美的独立性,我也只能随着晚清的名伶一样选择沉默了。
很多圈内的编剧和导演,都选择以电视养电影,因为我们要活着。
而我又素来不粘电视,原因很简单,首先它是行活;其次我不具备写电视剧的资格——我写得太慢,写电影剧本留下来的习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怕被磨去了棱角。所以我一直以投资来养电影,以其它方法来养艺术,尽可能不写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人生是大苦事,一切如梦幻,
蓄志已久,终于从香港归来,想为自己做点什么。
写剧本,谈投资,找朋友,一来二去,花去太多创作的时间。
终于确定将要拍摄的题材及本子《车逝》,一个彻头彻尾我所钟爱的电影类型——超现实主义、诗意电影。
接下来等待我们的将是审批的结果以及朋友们多如鸿毛的意见。
大凡朋友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什么题材的片子,商业片还是艺术片?
我总是迂回半天,迟钝得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自己写剧本有一个习惯,第一:喜欢特别的人物关系以及特别的故事内容;第二:我极其在意故事的叙事手法,即如何来讲一个故事;第三:我受舞台剧与视觉的影响较深,所以非常在乎电影的形式感,呵呵,或许其中还有对布莱希特的钟爱,当然注重形式也是为了避免自己的弱点,我不擅长写对白,甚至讨厌繁琐的对白。
所以《车逝》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超现实的环境中——环形树林以及周边环境,讲述得是三个主人公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人物关系,当然三个人的心理发展都与车有关系,我所关注的是人物所失去的那种精神世界,车子的存在,只不过是人们依赖的生活媒介与沟通媒介罢了,而他们生活的乌托邦的世界终归要消失在自己的破坏之中。
唯美与凄厉是我们定位的基本风格,人物的故事走向无疑会变得十分阴暗、压抑。
恩,我自己确实写影评,也确实喜欢哲学,再直白的说,我喜欢表达思想,内容只不过是表面的装饰罢了,在这个商业经济横流的时代中,我想,我很虚伪、也很固执、当然也很有野心,我一直否定自己从事商业活动,从事炒作,从事包装,但我一直不否认商业,否认包装,否认炒作,毫无疑问,我希望自己第一部自编自导的片子能够被大肆包装、大肆炒作、大肆宣传,大肆盗版,即使没有利润可言,呵呵,创作人的普遍心态。
可是,毫不避讳的说,我不懂得如何经营自我,很多朋友很擅长经营自己,但每个人的性格似乎与创作截然一身,我比较内联,喜欢基耶斯洛夫斯基、塔克夫斯基、帕拉杰诺夫、我钟爱大卫林奇,疯狂的爱着美国的独立电影,可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傅雷的那种强化个人精神意志,极端矛盾、又极端艺术化、战斗化的人生是我从小向往的境界。
李敖总结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与不足,在我们身上似乎都可以得到验证,即使你再怎么推托掩盖,“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特立独行;知识分子的急于用世;知识分子的昧于真知;知识分子的虚学自傲。”即使我不满足其中的所有,但几乎也印证了李敖大部分的预言,他向我们吹响了走进死胡同的警报。
我一直尊崇西方电影大师们的教诲,不能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我也不能为了写剧本而写剧本,电影能够反映一切抽象而深邃的艺术理念与哲学思辨,必须是为了表达,为了思考,艺术家才要拿起这个视听工具,如此一来,你的电影才会有深度,才会有广度,有震撼,有美感,我深信不疑,所有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的编剧和导演,终将埋没于商业丛林之中,或者永远无法攀登艺术的殿堂。一个世纪才出现了几个大师,这些大师,似乎都罄尽一生的努力在实现着自己的预言,安哲罗普罗斯之所以伟大,不在于它的诗意电影,不在于它的哲学思考,不在于它的艺术探索,关键的问题,在于它用尽一生,都在拍摄一部电影,思考一个问题,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才最终致使他成为大师。
我们用电影书写历史,我们用电影思考问题,我们用电影推动社会,用电影的影响力来解放日益狭窄的民主与自由,思考什么是民主与自由,直到那一天,观众都拿起了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民主与自由,利用艺术的手段来使得人们尽可能的向善,那么前辈们的努力
与创作,才真正发挥其作用。
电影人也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因而电影人也必须承担文化人的一部分责任。
作家巴金和学者胡风都是给中华“民族魂”的鲁迅先生抬棺送葬的人,同是在“五四思潮”之中接受先进文化教育,亲临鲁迅先生教诲和得到他大力扶持而成长起来的一代。巴金在《再认识托尔斯泰》一文中曾称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界全人类的良心”,因为托尔斯泰勇于剖析自己,敢讲真话,胡风更是以行动继承和弘扬了鲁迅生前的遗志,顶住高压政治,在风浪正急得顶尖展翅高飞,他宁愿玉碎,不愿瓦全。可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他们都在文革中受尽折磨,却各有各的命运。
作家王西彦在《炼狱中的圣火》一文中记叙了巴金当时的实况,他在红卫兵的拷问与辱骂下,双膝跪地,低下头颅默然认罪。后来巴金虽然在《随想录》中以交心的方式讲了一阵子“真话”,可是讲着讲着就绕弯又陷入了沉思中去了。胡风在非人的监狱中精神分裂,有言难表。他们最终还是未能成为鲁迅先生寄后世于希望的那种“立人”和“精神界战士”,不能说他们没有尊个性而张精神,但确也是“腰鼓未曾坚挺,个人未曾全立”岂能求取人事文章双双并举。
我的作家朋友苏伟有言:“巴金只有作家式的沉思,却没有战士般的勇气;胡风只有战士般的勇气,却没有思想家的深刻。”而我想,之所以余秋雨太聪明,被思想抹去了骨气;之所以张学良太勇敢,用骨气废掉了思想,这种知识分子的千古困境,始终难以挣扎出来。所以蒋介石要求人人都做文天祥、史可法,文武兼备、人格与思想齐飞,但他忘了:宋朝养士三百多年,只出来一个文天祥;明朝敦励三百年,只出来一个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难临头各自飞,荣华富贵有作为。
帕拉杰诺夫,这个被俄国政府流放的电影哲人;基耶斯洛夫斯基,这个在波兰政治运动中蹦出来的电影探索者;库斯图里卡,这个在南斯拉夫消失之后出现的电影天才;库布里克,这个一辈子只拍13部作品且风格迥异的电影圣人。。。。。安东尼奥尼、安哲罗普罗斯、文德斯、费里尼、茂脑、塔蒂、戈达尔、特吕弗、夏布洛尔、侯麦、里韦特、弗朗瑞、瓦尔达、马卢、阿伦雷奈、克里斯马克、阿兰罗布格里耶、杜拉斯、金基德、伯格曼、沟口健二、黑泽明、小津安二郎、弗利兹朗、罗西、大卫林奇、蒂姆伯顿。。。。。。。
二十一世界的电影人,看到这些伟大而深刻的名字,幻想他们他们在精神上都渡过了“炼狱”般的煎熬,我们需要从血泪中吸取的教训与经验实在太多。
再看看这些响亮地名字吧,他们让我全身发热,血脉上涌,仿佛豁然间晋身于艺术与崇高的殿堂,不得不让我屈服于艺术的魅力中,此时金钱与名利的诱惑,恰如灰烬一样逝去,血液沸腾中只留下一丝朝圣般的激动。
每每想起他们,都能让我战胜现实的寂寥感,我想,我是真的愿意为艺术奉献自己的一生。
鲁迅先生所说的“同世界上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我想“同世界上的伟人同在崇高的境界中孕育”,“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世人笑我太痴颠,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真是好诗!
大凡某行出大师级的人物必须符合以下三点:
1、天赋条件好,又肯下功夫。
2、师友囊助,本人度量宽和。
3、所处社会文化环境,既在传统艺术薪火相传中得到陶冶,又善于接受新文化风气。
是实话,艺术创作者都想做大师,我也是,但最后鲜有几个大师能够出现。
因为他们缺少强烈的矛盾,缺乏苦难。
我曾经写过“人人都有病”,海明威写过“有病的人与社会”,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开篇就说:“我是一个有病的人。”他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自己怕不配享有他的苦难”,索尔仁尼琴为了“为人类的艺术”几十年被国家流放于西伯利亚的荒滩大漠,浪迹天涯,无家可归,比起他们我永远也成不了大师,我永远也靠近不了苦难,我们真是太渺小了。
电影,艺术,这个不等号的文化产品,在我眼里,在仅剩的一些人眼里,他尚属纯洁,虽然我们不配享受苦难与艺术,但请我们这些电影人拿起起码的良知,孕育电影哪怕一丝一毫的骨气,哪怕是肤浅不堪的商业,或者是深邃不堪的艺术,请认真对待他们,认真对待自己将要创造的生命,因为他们有可能带来无穷无尽的能量,我们任何人都有可能担当起这一最神圣和最艰巨的艺术使命。
如有怀疑者,请重读《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
陀斯妥耶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都是担当患难、坚贞不屈的圣徒,他们给与我们永恒的启迪:唯有深刻的忏悔意识、唯有无私的殉道精神才能拯救萎靡不振的民族;才能给贫血苍白的艺术注入清新鲜艳的血液,才能促使“灵魂”的事业走出狭隘的天地,走向无限光明。
这时,你要开始掂量,我的电影朋友们,创作是否是你一辈子“灵魂”的事业。
我迈出了第一步,就是要学会思考,学会如何表达。
李敖曾经批判传统文化“五千年的庞大文学遗产,只表露了庞大的繁琐与悲哀。我们五千年的文学史中,没有大气魄的诗,没有大气魄的剧,没有大气魄的小说,也没有大气魄的作品。我们没有好的表达法,没有像样的结构,没有不贫济的新境界,也没有震撼世界的文艺思潮。”
这个评判具有极端的个人偏见,但我喜欢偏见,因为他足以抗拒“认同”。
新时代新电影的标准,就如同新文化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山水标准、雅俗标准、气骨标准、文白标准、看电影如同看文章: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即好不好看,能不能接受。
我赞同一个导演或者编剧应该有自己的创作风格,只有这样,你才能建立自己的系统与思考方法,也只有如此,你才能更好得让观众接受,但如何确立风格,以及在建立风格中所遇到的挫折与谩骂,我们要始终接受,从一而终。
也请观众与影评人包容我们的国产电影,在谩骂中求进,在风浪中求变。
我们需要犯错误,需要尝试,需要独特,我喜欢独特,只有独特才能带来新意与观众。
我一直很喜欢海子在85年写的一首诗《夏日的太阳》:
我想在白天出生的孩子
一定是出于故意
你来人间一趟
你要看看太阳
和你的心上人
一起走在街上
了解她
也要了解太阳
夏天的太阳
太阳
当年基督入世
也在这阳光下长大
我很想放弃对于艺术的执著,别人问我什么是艺术?我无从回答。
我想艺术是一种理想,一种操守,一种表达方式,没有纯粹的艺术,只有纯粹的表达。
坚守表达意味着放弃大众,放弃大众意味着你将被主流淘汰,呵呵,你没法再拍电影,写什么鬼
艺术剧本了。
连拍摄的资本也没有,谈何艺术,谈何表达?
所以坚持、妥协、再坚持、再妥协。。。。。。。
一曲清歌动九城,枯木寒岩了此生?岂不惨然?
《琐麟囊》的词填得绝佳:“在轿中,只觉得天昏地暗,耳边厢,风声断,雨声喧,雷声乱,乐声阑珊,人声呐喊,都道是大雨倾天。轿中人,必定有一腔幽怨,她泪自弹,声续断,似杜鹃,啼别院,巴峡哀怨,动心弦,好不惨然。”
毕竟人生即是演戏,社会即是舞台,人人都是演员,演员演戏,也不过是戏中戏罢了,人究竟是观众,还是角色?是人演戏,还是戏演人,似乎都不大好说,也不易说。
保持艺人独有的道德操守与战斗气节,始终赋予作品自由与民主的气息,表达存在与混沌的思想,这就足够了,余下的就是默默地耕耘,静静的思索。
圈子内外,声色喧嚣,事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得是他,愚得是我,争什么?
艺术也好,商业也罢,只教后来评判。
后注:
《车逝》筹备阶段断想,创作作品不易,坚持己见更不易,筹备、谈判、审批、分镜,一部电影犹如一瓶老酒,酿得越久品得越香。
希望自己能在不断犯错中,慢慢成长,学会独立人格,学会战斗精神。
这个时代缺少的就是精神。
我们不是人,我们是炸弹,我承认自己是疯子,只有如此,才能创造永恒。
最后再以自己喜爱的海子诗作自省:
我想我已经够小心翼翼的
我的脚趾正好十个
我的手指正好十个
我生下来时哭几声
我死去时别人又哭
。。。。
我不能放弃幸福
或相反
我以痛苦为生
埋葬半截
来到村口或山上
我盯住人们死看:
呀,生硬的黄土 人丁兴旺
对啊,我们明天醒来时,自己会在哪一只鞋子里呢?
希望不会像卡夫卡那样。
我暗自庆幸。
《车逝》选景:



书 亚
2006年10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