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人开赴四川灾区抢拍科教片素材
5.12四川大地震之后，上海电影集团公司向灾区派出了一支电影小分队。领衔的是上影集团导演梁山，领队是上海科学技术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张丰。他们这支队伍名叫“上海青年电影创作队”。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的目的，是为了抢拍一些抗震救灾的珍贵电影资料，为后面的进一步创作积累素材。
那些天我不在上海，从报上看到他们出发的消息，为他们的迅速反应感到高兴。我连忙给张丰发短信，希望他和梁山注意安全。但一直没有收到他的回信。不知是因为太忙还是根本就没收到。几天以后，我先回到上海，飞机刚落地不久，就接到《文汇报》记者打来电话。她告诉我，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全国各个电影制作单位已经打算开拍十部以此次抗震救灾为题材的电影，既有故事片，又有纪录片。记者问我，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
在这样大的灾难面前，人们所表现出的任何积极应对姿态都不应该受到指责，同时，这些电影工作者的创作动机、初衷，也不容别人怀疑。但问题是，不论什么题材，最忌讳的就是搞一窝蜂，你拍摄可以一窝蜂，观众买票可不会。再说，咱们原本创作质量就不高，再为了实效性而抢时间、赶进度，到头来必然搞出一大堆烂片。因为这个原因，我对记者说，我不是太看好目前这种搞法，也不赞同大家前呼后拥跑到灾区去给那儿的人民添乱。毕竟，电影创作不同于抢新闻，电影需要创作者静下心来，对人物和事件进行深入挖掘和提炼，而这恰恰是需要时间来沉淀和积累的。
电影当然要关注现实，但现实是丰富多样的，是否只有去表现地震这样的重大事件才算是“关注现实”，难道我们身边随时随地发生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就不成其为现实了吗？如果连身边的事情都缺乏了解、把握的冲动，那么就算是到了灾区又能做些什么呢？这些问题希望中国影人多多思考和权衡一下，不要把汶川地震这样一场全民族的大灾难误认为是一场可以赚取票房的传奇。
在这个问题上“9.11”以后的美国表现得更为理性。当初也有不少好莱坞影人打算以“9.11”为题拍摄电影，但社会舆论认为这样做可能为那些牺牲者家属带来过重的心理负担和感情刺激，于是主张暂缓拍摄。事实上，正是，过了若干年以后，奥利弗·斯通才拍摄了以“9.11”为题材的影片，并且，还是在邀请一些殉难者家属观摩获得他们许可以后，才进入了市场发行环节。这种做法，无论如何是值得人们称道和借鉴的。
另外，为了消除人们对地震的恐惧和疑虑，向普通民众普及地震知识。前些天，东方电影频道在晚间播出了几部与地震有关的，原上海科学技术电影制片厂多年前拍摄的科教片，包括《中国地热》《泥石流》《都江堰》《地震科普》等中国科教片的经典名作。这次播出，在市民中引起了非常好的反响，他们纷纷给电影频道的值班编辑打来电话，希望今后能多播出一些这种让人长见识的优秀科教片。
说起来，这又是一件让人汗颜的事情。几天前，在上海影协的安排下，我和影协机关的几个干部访了一些原上海科学技术电影制片厂的老前辈。他们几位大多是中国科教片硕果仅存的教父教母级的人物。当我们跟几位老前辈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老前辈的遗憾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为什么会感到遗憾呢？那是因为，上海这座城市，这座在过去半个世纪，素来以科教片创作走在世界同行前列的城市，目前，已经完全没有科教片了。
听老前辈讲，十多年前，上海广电系统机构调整，原科学技术电影制片厂合并进了东方电视台，从此，这个有着半个世纪辉煌创作历史的中国科教片生产基地，走向了自己的历史终点。据说，当时一位主管领导认为，之所以要对科影厂进行合并，是因为科影生产的影片大多周期较长，没有实效性。
这只能表明，说这番话的那位领导，是个不折不扣的外行。科教片不同于新闻报道，怎么能拿要求新闻片的实效性来要求科教片呢？最简单的例子，拍摄一颗从土壤下面发芽成长的种子，难道不要让摄影机一直守候在旁边纪录它的全过程吗？在这种情况下，跟这颗种子讲实效性，与对牛弹琴又有什么区别？
其实厂子不在了也没关系，主要是我们是不是能认识到科教片这个特殊片种的现实价值。有人说科教片没观众，留着就是增加电影业的负担。但事实真是这样的吗？CCTV-10的那些妙趣横生的科普节目，难道真的就观者寥寥？上海科影已经成为历史，但上海没有科教片生产，没有科教片播出的电视平台，则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一种活生生的现实。
这次地震给我们每一个人留下的心灵创伤大概是可以慢慢平复的，但恐惧和哀伤过后，我们更需要的是思考：假如在灾难到来之前，人们可以得到更多关于自然灾害的科普知识，从而在日常生活中增强放灾抗灾的意识，在灾难来临的那一瞬间，能够更为从容地实施自救和逃生，也许我们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就不会如此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