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近日，周星驰打破沉默，首次回应“倒周潮”。同时，“倒周潮”的始作俑者，《周星驰时代宣告结束》作者文隽却出面澄清，“炮轰周星驰”并非本意，而只是一些媒体断章取义、哗众取宠的炒作。在“倒周派”与“挺周派”数次过招之后，“周星驰，高处不胜寒？”、“无厘头喜剧是否走向终结？”、“谁来接班周星驰”、“中国喜剧电影未来路在何方”等延伸性话题渐成媒体热议焦点。对此，沪上某主流媒体记者约请前海就此展开对话。本访谈内容节选版发表于《解放日报》2009年4月21日06版“观点”专栏。
记者：作为电影史学者，您怎样为周星驰喜剧电影做一客观的历史评价？
前海：周星驰喜剧到现在已有20多年了，在一些年轻观众心目当中，它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其恶搞、无厘头的风格，对传统喜剧和电影样式都有强烈的颠覆性，引领了一个时代大众文化的流行趣味，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电影样态。比如早期的《逃学威龙》，这种喜剧在传统中国电影中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中国文化讲师道尊严，一般人会认为，拿老师开涮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然而在周星驰那里，师长却成了被嘲讽、被戏弄的对象，他把传统校园剧的叙事和道德结构完全反转了过来。他不再用成年人的视角来讲故事，而将叙事转换为青少年的视角，表现出青少年亚文化对成年文化的一种抵抗姿态。这让很多成年人接受不了，但却让青少年观众大呼过瘾。
又比如《唐伯虎点秋香》，它原本是中国传统民间文艺中的爱情神话，但到了星爷手上，就被完全破坏和解构了。还有武状元苏乞儿，原本也是一个民间的传奇英雄人物，星爷也把这个民间传说拆了重装，把它的叙事和价值结构搞得乱七八糟。所以说，周星驰对待传统、对待经典文化的态度与一般人截然不同。他的电影，一开始在内地市场遭到很多质疑。舆论甚至把它与低俗的香港市井文化划等号。
不过，这只是成人秩序给周星驰的定义，却挡不住年轻人对他的狂热和喜爱。周星驰电影之所以走红，完全是因为大学生对他的热捧。说明周星驰喜剧从某种程度上确实迎合了青年人的某种文化和心理需求。在现实中，年轻人总是处在成人文化的教化和规训之下，他们觉得很压抑，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建构自己的人生态度。经过二十年的发展，这种青少年文化心理，已经由一种亚文化渐渐浮出了水面，特别是在网络上找到了辽阔的生存空间。
在网络上，“无厘头”文化不再是边缘性的，它甚至一直占据着网络文化的中心，是网络文化的宠儿。从今天我们知道的几乎所有网络名人身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周星驰的影子，它们的代名词就是“无厘头”、“恶搞”。它们的文化核心，就是对传统权威、秩序、价值的颠覆和解构。甚至在《月光宝盒》和《大内密探》时代，周星驰已经俨然成为流行文化的潮头。在这之前，如果说舆论还在质疑他、蔑视他，那么，从这一刻开始，周星驰已经成为受到众人仰视和膜拜的文化英雄了。
记者：当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从边缘成为一种主流之后，它的颠覆性和震撼力是否也在慢慢淡化？
前海：那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功夫》和《长江七号》之后，应该说周星驰也被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他的喜剧风格、言说方式，已经渐渐从他自己创立的“无厘头文化”中疏离了出来。因为以前“恶搞”是他的专利，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流行时尚。很多网络显贵在恶搞方面甚至比周星驰还要周星驰。对周星驰本身而言，他的权威地位自然就被削弱了，或者说，不再像以前那么显眼了。所以周星驰也需要寻找新的出路。我们可以看，从《功夫》到《长江七号》，周星驰喜剧的癫狂感正在逐步淡化，而温情、甚至悲情的元素却越来越多，这一点和冯小刚的都市喜剧有一点相似之处。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想和周星驰的年龄有关。一方面年纪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又早已扬名立腕了，就不再想刚出道时那么无奈地去迁就市场和观众的口味了。越是老辣，就越是想回归自我，借助电影更多表达一些自己对人生的感受。这几乎和冯小刚一摸一样。其实早年卓别林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只要我们把他晚期的《一个国王在纽约》、《舞台生涯》和他早期的《大马戏团》或者《城市之光》、《摩登时代》比较一下就会看到同样的特点。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周星驰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呢？
前海：这个我不好说。人到中年，很多感受真是甜酸苦辣，五味杂陈。这种复杂的心理感受，恐怕就不是“无厘头喜剧”所能完全表达的了，而必须寻找另一种新的宣泄和言说方式，这就是人们看到的喜剧感寡淡的《长江七号》。但是，从观众反映看，大家好像对周星驰的转变并不是很接受，尽管《长江7号》票房也还不错。很多人与你有同样的疑问，不知道星爷下一步究竟想要做什么。事实上，不管他以后再拍什么样的电影，我想让五十岁的星爷再去拍《逃学威龙》那样的东西，是如论如何也不可能了。至于周式喜剧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还需进一步观察才能下结论。
记者：除了周星驰以外，中国喜剧好像一向比较薄弱，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传统文化一直追求庄重、轻视幽默？
前海：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正统文化，确实有点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特点。因为中国文化讲求文以载道。比如《史记·滑稽列传》里就说：“善为言笑，然合于大道，以游心骇耳”。意思就是说，喜剧也要承担文以载道的社会功能，也要给人心以教化。所以中国正统文化缺乏娱乐精神，比较紧张，不太放松，所以喜剧也一向是比较边缘。
但我强调这是正统文化，在民间就完全不一样。中国的民间喜剧其实非常发达。比如戏曲舞台行当分为生旦净末丑，丑就是丑角，就是专门给人调笑的，是喜剧性的。而且千百年来，丑角早已成了一种丰富而完善美学系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物类型。中国传统小说、评话、戏曲中都包含大量喜剧元素。比如《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和《水浒传》里的李逵，这两个人物身上都有一定的喜剧感，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喜剧人物。
但中国传统喜剧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西方哲学通常把美划分成悲剧、喜剧、崇高、滑稽等等不同的审美类型，按照他们的术语，叫作“美学范畴”。中国文化就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中国的审美经验大体上都显得比较含混、笼统，通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么是悲中见喜、要么是乐极生悲，总之是悲喜交加，相互包容。中国传统美学的这种特点深刻地影响了本土电影。今天我们说中国喜剧电影不发达，那是因为我们不自觉地用了西方喜剧电影类型作为参照系。其实在很多国产的非喜剧电影中，也有很多喜剧技巧和桥段。也就是说，中国各种类型的电影中，通常都有一些分散的喜剧元素，但比较缺乏可与西方喜剧电影相对应的电影类型而已。
记者：如果按照你的说法，把周星驰放在中国喜剧传统的脉络上来衡量，是否就可以体现出周星驰喜剧的价值？
前海：这正是我想说的。我觉得对于中国喜剧电影而言，周星驰是功不可没的，他为中国电影开创了一个从来都没有过的新样态，所以我觉得“无厘头喜剧”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以周星驰为代表的喜剧电影的新的亚类型。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无厘头”并不是周星驰的个人发明，而是带有相当普遍性，在以前香港电影中，许冠文、王晶、黄百鸣……他们的电影都有类似的特征，只不过周星驰更极端、更鲜明。
其实，很多内地电影也在模仿这一点，像阿甘、宁浩等等。只不过，在模仿过程中，周星驰的“无厘头”会慢慢产生一些变化。比如在《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大电影》、《高兴》这些国产喜剧片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无厘头”的影子，只不过像宁浩的疯狂系列又更多融入了一些西方黑色喜剧的元素。从这一点看，周星驰喜剧实际上已经成为国产喜剧电影创作的一种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只不过我们说，在借鉴、模仿它的过程中一定会萌发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周星驰对于国产电影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一种文化存在。
记者：最后请你谈一谈，你怎么评价前一段时间的“倒周”浪潮？
前海：其实我并不是太关心“倒周”的话题。我想艺人之间有些私人恩怨是免不了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周星驰不是圣徒，人格上有些不完善也是人之常情，为什么别人不能对他宽容一点？当然周星驰的确有可能对某些人造成过一些伤害，解决这种问题完全有其他更适当的方法和途径。而用舆论来“倒周”，恐怕未必是一种最合适的方式吧？
作为一个曾经对一个时代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产生过如此重大影响的人，难道是说“倒”就能“倒”得了的吗？难道因为周星驰的个人秉性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公众就应该忽略他的存在，历史就应该把他的名字抹掉吗？对于一个艺人是非功过的历史评价，我们不应该把艺术标准与道德标准混为一谈，尽管它们两者有时看似很难分开。但对于一个德性上有缺点，但在艺术或文化上有贡献的艺人来说，他有理由接受人们的批评，也有理由被历史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