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09年5月17日，解放日报《新沪商》杂志假座新锦江饭店举办“2010上海世博与上海人新形象传播研讨会”。前海大侠应主办方邀请到会发表题为《穿行百年光影的“上海人”》主题演讲，近日陆续见各家媒体多有报道，然刊出内容不一。这里特将《新沪商》刊用稿发表出来，以正视听。实际演讲长度为20分钟，此稿为压缩稿。
上海是一座与电影结缘的城市。一百年来，电影不仅参与、见证了上海的历史建构，同时，它也是上海城市传奇和地域风情的一个组成要素。但电影又是一种文化想象活动。银幕上的“上海人”，首先是一种文化想象的结果。它与其说对应着现实上海人的某些文化特征，不如说首先反映出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那些想象主体自身的困惑、焦虑和渴望。
——十九世纪末的上海图景——
最早关于上海人的影像，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华的西方人所拍摄的。比如《上海街景》（1898）、《上海南京路》（1901）、《上海第一辆电车》（1908）、《上海租界各处风景》（1909）。当时的上海，还处于由乡村向都市进化的初期，还没有形成特定的地域文化，在西洋人眼里，他们不过是一种关于中国的抽象叙述和宽泛的象征。
——吴永刚《神女》——
到了三四十年代，上海都市化格局已初步成型，民族电影也走向了成熟。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表现上海市民生活的影片，如《都会的早晨》《上海24小时》《小玩意》《神女》《新女性》《桃李劫》《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以及延伸到四十年代晚期的《乘龙快婿》《万家灯火》《天堂春梦》《乌鸦与麻雀》等等。
——袁牧之《马路天使》——
这些影片的主人公大多具有移民身份，几乎涉及所有社会阶层和市井生相，包括学生、职员、摊贩、报童、车夫、买办、地痞、流氓、知识女性、歌女、舞女、妓女、女工、包租婆等等。他们从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生活中游离出来，都市的高楼大厦和光怪陆离的市井生活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诱惑，而一旦进入都市空间，他们的个人生活乃至于精神世界又很快遭遇新的危机。他们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不到稳定的社会身份。他们在城市中丧失情感、尊严和自我，最终不得不以逃离城市，重回乡村。
——蔡楚生《王老五》——
在上述影片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关系中，城市始终扮演着“邪恶”的角色，尤其左翼文化看来，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象征的上海，它的畸形繁荣正是建立中国国势总体衰落基础上。这使得上海无论是从传统礼教还是现代道德方面，都必然成为近代中国的罪恶之源。
——孙瑜《小玩意》——
除此之外，四十年代一些影片，如《太太万岁》《假凤虚凰》《不了情》等等，则让我们看到上海市井生活的另外一幅面孔。这些影片的主人公大多是拥有稳定职业的中上层市民。上海的城市背景也不再是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交汇场，而成为人们穿梭往返、从容优游的世俗生活空间。
——张爱玲、桑弧《太太万岁》——
城市被呈现为咖啡馆、百货店、电影院、写字楼，以及熙来攘往的繁华街道，成为现代都市人群日常消费、娱乐和人际交往的场所。在这些影片中，女性成为为家庭的中心，女性欲望成为一种合法的文化诉求，女性成为折射那个时代上海现代生活品质的独特符号。
——沈浮《万家灯火》——
三四十年代，上海移民开启了现代中国两代人共同生活的现代家庭模式。特别是女性的职业化，为她们赢得了更多世俗生活的话语权。她们不必像传统女性那样对父母之命俯首称臣，相反，她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来选择生活方式。在那个时代，这也许构成上海生活最具前卫性的一面，女性的得势，使得上海成为现代时尚生活的策源地。
——谢晋《女篮5号》——
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电影，实际上是对三四十年代左翼电影的一种极端化。在这种叙事经验中，上海承载着都市原罪，是一个“小资王国”。在1949年以后，它必然面临着一场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改造。上海的小市民与那些来自乡村，以胜利者姿态进入城市的的部队官兵、南下干部不期而遇，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便成为1949年以后上海电影戏剧冲突的焦点。
——王萍《霓虹灯下的哨兵》——
五六十年代的《夫妻进行曲》《女篮5号》《上海姑娘》《不夜城》《女理发师》《万紫千红总是春》《大李小李和老李》《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影片，大多是围绕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冲突和征服这个角度展开叙事的。这种改造运动的结果，就是催生了一种像《春满人间》《今天我休息》那样，将城市人际关系、人们的道德行为乌托邦化的新的电影样态。这些影片对于上海人形象的改写几乎是颠覆性的，以前那种精于算计、精于小家庭生活盘算的上海人形象，被急公好义、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好警察马天民所取代。上海的现实生相，在影片中也被一种共产主义的浪漫景象所覆盖。
——鲁仞《今天我休息》——
但电影的神奇之处在于，它的某些细节往往能够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回归到生活的固有逻辑中去。《万紫千红总是春》提供的市民生活的细节：缝纫机、电动玩具车、男主人公对于机械的迷恋；《女篮5号》中田振华钟爱的兰花，男人操持家务；以及《上海姑娘》那只无意中跌落的皮箱里所显露的雪花膏、丝绸头巾、精巧的梳妆镜等等，这些细节在有意无意间又颠覆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集体主义生活的构想，让人们不经意间再次触摸到上海人精致的生活品位。
——沈浮《万紫千红总是春》——
70年代末，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开启。上海终于迎来了为自身正名的历史契机。八九十年代上海题材的影视作品，都不约而同地把叙事的焦点聚集在对上海城市记忆的重建和回眸之上。《上海的早晨》《上海一家人》这两部电视剧具有明显的海派特质，它们的剧情都涉及上海移民史及工商界人士个人奋斗的痛苦经历。
——电视剧《上海一家人》——
它强调的首先不是传统农耕文化范畴所看中的人和土地的关系，它的侧重点在于传达出一种人与资本、经营、政权等现代工商业社会生存经验。而这种经验，在1949年以后的主流叙事中恰是受到批判和压抑的城市记忆之一。而改革开放和商业化大潮的来临，让它在主流文化中的合法性再次得到恢复和确认。
——白沉《大桥下面》——
回顾创伤经历，抚慰心灵的创痛，也是这一时期上海人建立自我身份认同的另一种方式。在《孽债》《大桥下面》《上海假期》《儿女情长》《美丽上海》等影视剧中，都涉及到一种伤痛历史对现实生活的干扰和强行介入。他们的主人公拥有共同的命运，都是以一种“回归者”的姿态重新进入叙事。起初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早已陌生化的故乡，继而他们又在家乡弄堂、石库门的家长里短中，找到了自身失落已久的温情和对生活的向往与信心。
——彭晓莲《美丽上海》——
这种温情化策略，在90年代以后，又被移植到其他一些影片中，成为《夜。上海》《大城小事》这些作品的叙事主轴。上海不但让上海人流连忘返，而且在外来者眼中，也成为一处柔性、宜居的温情之邦。这种温情，甚至也表现在《花样年华》《海上花》《上海伦巴》《茉莉花开》这样一些以怀旧为情感皈依的影片中。这些影片重现的三十年代老上海的场景，也许并不是关于上海的一种真切记忆，但上海之所以成为今天人们怀旧情怀的承载物，某种程度上正反衬出当下现实的某种生活情调的缺失。
——王家卫《花样年华》——
在《双面胶》《美丽新世界》等另一类影视剧中，外来者与本地人激烈的文化冲突，仿佛又让我们回到了三十年代移民身份焦虑的时代，所不同的是，这些电视剧已不再延续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的叙事维度，因而戏剧冲突的焦点，被聚集在单纯地域文化差异上面，为人们呈现出重新向世界开放的上海，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文化尴尬和情感阵痛。
——电视剧《双面胶》——
总之，我们在电影银幕和电视荧屏上看到是上海多样态的文化生态。这种多样性既是上海文化表达的内在需求，也是塑造上海形象的必经之途。因为现实本身是无限丰富和无限多样的，只有用多样态的文化表达，才能最终打破关于上海表达的同质性神话，对人们关于上海整齐划一的刻板化印象发起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