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韩国留学的朋友告诉我，06岁末至07之初，韩国最引人注目的影片是一部男同题材的小成本影片《不后悔》。
报道称，该片从2006年11月16日开始在韩国9大影院上映，截至28日，观众人数已突破3万。网络销售也同样十分火爆，估计可成为07年开门第一部在市场上走俏的热门影片。我到碟片店买了一部盗版看了一下，感觉有点失望，因为剧情似乎与男同的文化身份无关，只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而已。
男同片我没做过系统研究，但仍能感觉到东西方在对待男同题材上明显的文化差异。印象中亚洲各国此类片子不在少数，像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元的《冬宫西宫》、李安的《喜宴》、关锦鹏的《蓝宇》、杨凡的《美少年之恋》、台湾的《夜奔》、香港的《色情地图》、日本的《十七岁之体热》、韩国的《不归路》、《爱的蹦极》等等。但这些片子大多沿用了异性恋爱情片的类型模式，只是把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转换成了男男版本，基本性别话语仍然维系着异性恋霸权的余脉，跟男同的现实际遇或心理体验没有什么直接的对应关系。比如《蓝宇》，假如把刘烨演的角色换成女性，故事也一样成立。这说明亚洲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男同电影。
西方就不同了，他们也有大量的像《蓝宇》这类异性恋叙事模式的男同片，但他们也有一种真正基于男同文化立场的所谓“酷儿”电影。而这种“酷儿”电影，在亚洲却是一片空白。前几年看过一部美国的小成本影片，叫“Edge of Seventeen”（中译是《十七岁的疑惑》）。这部片子可算是“酷儿”男同片的典型范本。影片男主人公Eric是一位17岁的高中生，对自己的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暑假期间，Eric与女友Maggie一起到快餐店打工。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位名叫Rod的大学生。Rod是一位有着迷人蓝眼睛的男同，他爱上了Eric，并诱惑Eric与他做了爱。从那以后，Eric对自己的性倾向便发生了深刻的疑惑，一方面他力图向Maggie和家人证明自己仍是一名“正常”的男孩，但又禁不住对Eric的肉体欲望。在这个过程中，他与Maggie、与家人发生了冲突，他不知道该如何来面对自己在现实中的性别角色。
从这个简单的故事描述可以看出，影片的整个剧情都是围绕男主人公男同身份的自我怀疑与确认展开的，它为人们呈现出男同在世俗社会所遭遇的挫折和鄙视，以及他们内心所体验的创伤和无助。影片正是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剧情的叙事躯干。这才是一种真正属于男同的叙事话语，一种被称为“酷儿”的叙事经验。（“酷儿”是90年代以来在西方性别政治与性别话语理论中出现的一个新锐派别。“酷儿”是英文queer一词的音译，原是对同性恋的贬义称谓，包含“差异”、“怪异”、“与众不同”等含意，用来指涉那些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或主导社会性别规范不符的人群，如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虐恋、异性与异装癖，或一些不可归类的反常态人群。参见李银河译《酷儿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由此反观《不后悔》便会发现，类似《17岁诱惑》那样用以建构叙事的所谓“男同经验”在《不后悔》中是缺席的，影片并未在这个主题上结构冲突，相反，两位男主人公之间的情感纠葛，依然是围绕社会阶级身份的传统维度展开。男主人公秀民是一位出身贫寒的孤儿，为了生计来到首尔作相公，而另一男主人公再民则是富家公子。再民爱上了秀民，秀民因为两者的阶级差异而无法接受再民的爱。从原型角度，这就是一部男男版的灰姑娘童话。在父权意识主导的异性恋话语中，灰姑娘故事为人们提供的恰恰是一个超越阶级，超越门第观念的经典爱情神话。
当然，《不后悔》也涉及到男同爱情所遭遇的家庭阻力。但这个阻力依然未脱东方社会传统门第观的套路。再民母亲为他提亲，并不是为了儿子的身家幸福，而是出于延续家族产业和维护资产阶级所谓的正统门风。她不能容忍儿子作为“酷儿”的叛逆者身份，而是力图把他重新置于家长权力的控制范围。在这里，从母亲和再民未婚妻形象上，影片又暴露出东方文化十足的厌女癖特征。这两位叙事中仅有的女性角色，恰恰构成再民追求爱情的最大障碍，而再民的父亲，仅仅以一幅剪影形象，在叙事中出现了不足半分钟的时间。这样给人留下的印象仿佛是，主人公男同爱情的最大阻力，首先不是来自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男性，而是来自于带有特定阶级身份的女性群体。从性别政治的角度看，这正是一种潜藏在叙事有机体内部的带有鲜明父权文化烙印的“话语意识形态”。
单纯从影片的观赏效果上看，主人公的曲折爱情确也显得哀婉凄美，令人不免有些回肠荡气。更兼男同性爱场面也的确拍的直露而大胆，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觉震撼。但这一切跟现实中的男同经验又有多少关联呢？假如一部男同影片不能站在男同自身文化的立场，去有效传达生活中男同的种种现实遭遇与创伤体验，而仅仅局限于异性恋霸权的无意识梦魇，依附于一种苍白而廉价的异性恋爱情的叙事外观，那么，它的文化独特性与认识价值又身处何处？这不是假“酷儿”之名，行反“酷儿”之实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又是什么？
大概这正是人们对亚洲所谓男同电影感到不甚满足的深刻因由。当然，亚洲男同电影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们并非都在有意识回避男同的尴尬现实际遇。在碰到相应问题时，他们也或多或少体现出一种话语策略的多样性。李安的《喜宴》就是一例。影片也涉及到男同身份与传统家庭伦理的尖锐冲突，但李安在处理这一冲突时，采用的却是一种不无狡黠的叙事策略。具体而言，伟同的同性伴侣赛门，不仅心胸开阔，善解人意，并且做起家务也是一把行家里手。一个五大三粗的白人男性，就这样被“改写”成了一个符合东方伦理教义的贤惠能干的“巧媳妇”形象。这一改写策略使得男同角色被赋予了一层虚幻的道德合法性，使得赛门这一人物，在保守而挑剔的东方观众眼里显得多少具有了一些“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
同样的例子还可举出韩国著名的爱情片《爱的蹦极》。这部影片对男同经验有着一种空前暧昧的表述形式。男教师爱上了班级里的男学生，理由是这个男学生原来是他前任女友的转世投胎。你看，男同话语就这样被赋予了一层东方神秘主义轮回说的外在包装，让人们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被这个“异端”的男同爱情感动得涕泗滂沱。
与《不后悔》的那种不可救药的男权异性恋无意识相比，后面两部片子当然应该说要聪明圆滑得多，因为它们都为“酷儿”赋予了一种世俗文化的外在包装，让人们不知不觉中受染于“酷儿”之恋的美好与纯情。看来东方人在这个问题上确也有其独到的表达逻辑：它不是像西方“酷儿”运动那样以一种针尖对麦芒的不妥协姿态，向异性恋霸权提出挑战，相反，它试图劝服大众服下一剂裹有糖衣的“酷儿”苦药，在不知不觉中对大众的世俗观念进行一场悄无声息的“和平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