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生电影节看《图雅的婚事》。有两名学生评委分别来自港澳，他们完全无法理解影片的主题。“老师，它要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这句话成了他们逢人便问的问题。在讨论的时候，我解释说，影片表现了“现代性所遭遇的当下困境”。有位专家评委调侃我道：“你说得太抽象，等于白说！”我再看看学生们茫然的表情，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与艰涩。
尽管现代性在我们的世俗生活中无处不在，但在学理上却依然是一个极为形而上的命题。就影片而言，图雅的丈夫巴特尔因身体伤残丧失了劳动能力和男性功能，这使得图雅一家人面临生存困境。图雅一人难以支撑家庭重担，于是试图通过改嫁来求得解决。她首先听从宝力尔的提议，把巴特尔送进了福利院，结果却导致巴特尔割腕自杀；随后她又打算带着丈夫一起改嫁邻居森格，却又不得不面对两个丈夫醉酒后仇眼相对的亲情危机。在剧情中，现代婚姻制度和社会福利系统（福利院）都可被视作是一当下中国种现代性的视觉符号，但它们都无法从根本上，或者说，从图雅的情感、心理上为她解除生活的困境。
70年代中期，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于是“四化”就成为由彼迄今中国全部历史进程的终极目标。尤其在80年代理想主义高涨的社会氛围中，“现代化”成了一种无所不能的拯救力量，仿佛一切现实问题都可以透过“现代化”的方式来达成圆满。可是，30余年的历史却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了现代化的另外一面：它不仅没有为我们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提供圆满的答案，相反，却使得我们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艰巨的挑战。这就是上文所说的所谓“尴尬的现代性”的言中之意。
比如影片所涉及的婚姻问题。新文化运动以降，西方现代婚姻制度在中国被逐渐建立起来。这种以人本主义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石的婚姻制度，强调男女双方在婚姻中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以及与此附着的男女双方在家庭经济、物权方面的契约关系。在传统中国语境中，这种制度的建构，无疑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至少，它在维系男女两性在婚姻格局中的基本人权不能不说是善莫大焉。
然而，当巴特尔无法再继续履行包括劳动和生理功能在内的男性责任之后，他与图雅的婚姻便面临四面楚歌的危局。他们婚姻的生理基础不复存在，双方在家庭经济关系中的职能也发生了倾斜。按照现代婚姻制度的基本逻辑，这时候如果图雅提出离婚，与情与理与法都拥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然而一旦这种情况成为现实，巴特尔的个人生活就必将陷入绝境。这也就是让图雅无法释怀的最终原因。因为她所秉持的中国价值、中国理念，使得她不想，也不能选择如此“绝情”的生存策略。
中国传统婚姻制度与西方婚姻制度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它更加强调婚姻中的伦理、亲缘、情感等非物质性的抽象关系。并且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这种婚姻关系首先并不是通过法律形式，而是通过宗法制度及家族伦理观念得以确立的。在这种婚姻制度中，夫妻双方的伦理责任（通俗的说就是所谓“情份”）被家族制度和伦理观念所坚固化、神圣化，以至于它可以超越现代法律体制而单独存在。甚至当婚姻双方的生理、经济等物的基础都被彻底瓦解之后，这层抽象的伦理关系依旧可以顽强地存在。相比较于西方文化，这就是一种所谓的“东方性”或曰“中国性”的表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总是能在中日韩等东方民族所谓“浪漫爱情片”中看到如此之多的对男女“纯情”的“执着”与“坚守”的原因之一。
正是出于这种对传统婚姻关系中伦理责任的“执着”和“坚守”，才使得图雅遭遇了一场“情”与“法”的深刻冲突，并透过这场冲突，为人们呈现出当下中国文化所面临的“西方性/现代性”与“中国性/传统性”的两难之境。如果与过去许许多多的所谓“反封建”文本比较一下，我们便不难看到《图雅的婚事》的独特性。在“反封建”文本中，中国的传统性往往被置于自然人性的对立面，而现代性却被预设为人们的“唯一”出路。但是《图雅的婚事》却让人们看到，这个“唯一出路”有时候非但化解不了危机，相反，它甚至会把像巴特尔这样的弱势人群推向生存的绝境。
当然，影片最终也未给人们提供危机的解决。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场危机在现实中根本找不到答案。对此，王全安采用了一种与通俗剧截然不同的叙事策略。在通俗剧当中，任何现实难题都可以透过剧情的大团圆式结局得到想象的解决。最终，叙事的封闭也将这些现实难题悬置起来。人们在获得一种假想性的宣泄和满足之外，却不知不觉放弃了对现实困局的理性思考。而《图雅的婚事》却把被通俗剧放倒的理性大旗，悄无声息地重新树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可以认为《图雅的婚事》是一部有思想、有灵魂的作品。
尽管如此，但我依然有理由对《图雅的婚事》表示些许不满。看这部影片的时候，那些关于蒙古包、草原、骆驼、羊群、旷野的场景使我联想到另一部在视觉表象上与之有相似之处的作品：俄国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蒙古精神》（Urga）。两相比较就会发现，同样作为蒙古民族的电影文本，《图雅的婚事》似乎缺乏一种少数民族话语所应有的民族主体性。通俗的说，《图雅的婚事》所选取的蒙古民族生活场景，在叙事中仅仅是作为一种背景或表象存在着，它与叙事之间缺乏某种必然的、有机的因果关联。换言之，如果将《图雅的婚事》的剧情放在任何一个中国欠发达地区，故事都会照样成立。而蒙古民族生活的外观，只不过是被作为一个传统中国的视觉象征。因此我有理由相信，《图雅的婚事》并不是一个关于蒙古民族精神现实的影像文本，相反，它仍然是一个杰姆逊意义上的关于古老中国的民族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