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生电影节看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一个学生向我发问：“老师，这片子为什么叫后现代生活？片子的内容与后现代有什么关系？”这问题让我张口结舌，一时不知如何作答。想来想去，找了一个不一定站得住脚的理由企图搪塞过去。我说，后现代文化艺术的特征之一就是所谓“拼贴”，这仿佛与影片中姨妈的生活体验有某种不谋而合之处，甜酸苦辣，五味杂陈。所谓“后现代生活”，是否可作“多样性生活”解？学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一脸雾水地转身走了。其实，就剧情而言，倒是现代主义的意味比所谓“后现代”更为明显一些。因为它表现的是许鞍华对当代中国都市人生的一种生命感悟，一种文化焦虑，而这种感悟和焦虑，正是某些现代主义话语经常涉足的命题。
斯琴高娃扮演的姨妈叶如棠，是一个典型的旧上海遗老。她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能讲一口“古典”英式英语。她对自己身边那一群“瘪三”邻居不屑一顾，尤其不能容忍水太太那一身庸俗的小市民气息。她自命清高，不苟流俗，保持着高尚、雅致的生活情趣。在叶如棠的自我想象中，她自认是一个被贬尘间的天使。然而不幸的是，偏偏造化弄人，拮据的经济收入使她被抛离“名士”的生活圈子，不得已混迹于小市民的喧嚣尘世。
于是，在她身上我们也就看到了另一层小市民所惯有的精于算计、狡黠世故的生存策略。然而，在她外甥宽宽眼里，姨妈的种种小聪明有时也不免疏于败露，这便在她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显现出了些许夸张的喜剧张力。应该说，这正是许鞍华对于上海市民性的一种精到解读。到最后，随着叶如棠堕入生活困境，影片也为我们展示出这种市民性在中国当代语境中的某种文化宿命。
如果我理解的不错，叶如棠身上体现的这种市民性，其价值核心就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生活态度。它正是姨妈倾其一生所苦苦追求，最终却求而不得的一种人生理想。
由于与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家族本位主义存在天然的文化冲突，个人主义在中国近代文化中始终处于边缘和弱势地位。尤其是在革命阵营内部，个人主义更是与革命家所奉行的共产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准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格格不入。即使在上海这个“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王国”，个人主义也几乎找不到容身之地，而不得不面临传统社区生活的强大挤压。这似乎构成了上海文化一种无法回避的悖论：恰恰是在这个最为强调日常生活私有性的现代都市，由于生存空间的狭窄，生活资源的短缺，个人的私有空间却反而变得分外局促。
在影片中，那位包打听的水太太（卢燕），便是对这种小市民社区生活的一种人格化呈现。它彻底剥夺了叶如棠仅剩的一点私人空间，使得她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下，战战兢兢地打发日子。尽管这令叶如棠深恶痛绝，但她却毫无回旋余地。影片中，姨妈与潘知常（周润发）“爬楼梯”，以及潘知常“误杀水太太的宠物猫”等一连串让人啼笑皆非的场面，便是许鞍华对上述市民生态的一种肆意的嘲讽。
除此之外，影片还花了许多篇幅来为叶如棠式的个人主义进行辩护。比如，影片力图在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之间划清界限。叶如棠在马路边与泼妇（方青卓）的争吵，显示出她也许还算得上是一个具有公德意识的守法公民；而她对金永花（史可）的热心帮助，也表明她并不缺乏一个正常人所应有的同情心；在关键时刻，她也能显示出一种急公好义，扶危济困的侠义心肠。这大概同样也是叶如棠式的个人主义的另一个侧面，或许正暗合了梁启超所谓“利他利己主义”的题中之意。然而，这仿佛与我们通常所了解的个人主义有所不同。这种认知的差异，恰恰证明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主流文化对个人主义的深刻误读。
影片还为人们呈现了个人主义在当下语境中所遭遇的其他挑战。比如，叶如棠试图通过炒卖阴宅发一笔小财，不想却落入一个骗局，让她的毕生积蓄打了水漂儿。这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个人主义对规范社会秩序的依存关系。在当下中国这样一个公德与法制失序的文化生态中，个人主义者的合法物权、收益权，乃至基本生存权都可能像叶如棠那样，受到某种意想不到的非法剥夺和潜在威胁。如果这种失序的现实无法得到根本改善，则个人主义的生活实践就无法在我们这个社会扎下根来。
再如，叶如棠不小心从过街天桥上跌落下来，摔伤了筋骨，不得不求助于曾经被她抛弃的女儿。从社会学层面看，这似乎又涉及到个人主义与健全社会福利或保障体系的内在联系。在一个福利制度不健全的社会，如果个人的伤病养老，都必须像传统社会那样借助家庭或集体（单位）的力量，那么个人主义的生活理念便根本无从谈起。
这些个人生活的挫折体验，在影片中被提炼为一种人生理想与严酷现实的错位，以及一种对人生无常的感伤和感叹。“常恨此身非我有”这句被潘知常、叶如棠常常挂在嘴边的杜诗名句，折射出的正是个人主义者在喧嚣尘世一种独特的渺小而乏力的生存体验
叶如棠在遭受日常生活中一连串的打击和挫折之后，才不得不放弃了她追索一生的生活方式。这时，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场景。窗外徒然出现了一轮巨大的明月，而病床上已是满头白发的叶如棠，眺望着月色却流露出满目的惆怅。月的光辉悄无声息地洒进房间，而个人主义的生活理想却在渐渐离她远去。其中的悲凉与孤寂，此时正向谁人言说？
此后，影片的情绪基调忽而急转直下。叶如棠无奈地回归了家庭，回归了破败不堪的东北，也回归了混乱、苍凉和如此了无生趣的传统秩序。这时，巨大的满月再次出现，而坐在阳台向上张望的却不再是姨妈，而是以赵薇和宽宽（以及此时不在场的飞飞）所表征的下一代。这是整部影片最让人感到窒息和绝望的一幕，相同的镜语仿佛为人们暗示出一种生命的轮回，在叶如棠内心已经泯灭了的希望，此时却正在宽宽和赵薇的眼前冉冉升起。
（待续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