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回到上海已近十天，利用晚上时间又看了近十部报名参赛的影片。大概这几天运气不好，被分派到手上的片子除了个别的还值得说几句，其余大多泛善可陈。几个在电影节工作的年轻人嘲笑我说，老大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好？不然怎么枪毙影片毫不手软？我回答说，你以为外国就没烂片吗？老外不烂则已，烂起来吓死你都不偿命。
在我说的几部值得一评的影片当中，有两部是表现海外华人生活的。一部是美国片《Year of the Fish》（《鱼年》），另一部是澳洲的《Home Song Stories》（《我的家庭故事》）。
《鱼年》是一部现代华人版的灰姑娘故事。讲一个广州小姑娘来到纽约投靠姑妈。姑妈开了一家推拿店，暗地里做皮肉生意。姑妈眼看姑娘有几分姿色，便想让她出卖色相。姑娘不肯，姑妈罚她在店里做苦力。一天，姑娘在唐人街碰到一个女巫，女巫送给她一条红色鲤鱼。姑娘把鱼带回家去精心侍奉。鱼越长越大，鱼缸也不够用了，姑娘只好把它送到街头水池里放生。不久，鱼就被姑妈偷回来吃了。姑娘十分伤心，将鱼骨收集起来还给女巫。女巫用法术将姑娘变成一位公主，让她参加华裔社区的新年酒会。在那里，姑娘遇见了她爱慕的年轻音乐家，两人相拥起舞。舞会结束，小姑娘又要回到推拿店受苦。经历一番波折，音乐家终于找到了她，将她带离苦海。
《我的家庭故事》讲一位香港歌星（陈冲饰演），在夜总会结识了一位澳洲船员，与之结婚后带着一儿一女来到澳洲。没想到洋婆婆极不欢迎这一家人。一俟丈夫出海的日子，洋婆婆便对母子三人冷眼相待。妈妈在华人社区结识了年轻健壮的香港厨师Johny，两人开始偷情。不想却让婆婆发现，暴怒地将他们扫地出门。母子三人跟着Johny另谋生路，而他却与母亲产生了裂痕。Johny负气出走，母亲则服安眠葯自杀。母亲没死成，Johny也回了家。可是他又开始与女儿眉来眼去，母亲发现后大吵大闹，逼得女儿在卫生间服下了安眠葯。女儿也没死，母亲在病床上向她诉说了自己几次坎坷的婚恋故事，希望女儿能理解作母亲的难处。女儿懂事地拒绝了Johny的爱情。日子越过越难，终于母亲第三次自杀，故事至此嘎然而止。
两部影片一比较，就能看出，前者是部童话，后者是部家庭自传；前者虚幻而浪漫，后者厚重而写实。尽管在风格上差异甚大，但却反映出海外华人某些共同的生活体验。两部影片都可归入中国传统“苦戏”序列，表现了世事艰辛和人情寡淡。显然，这与华族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创伤记忆有关。
尽管这种题材在近年中国电影中已经比较少见了，却能让人非常自然地联想到40年代末中国电影的某些常见类型。比方说，《我的家庭故事》的悲情氛围就很像40年代末沈浮的《万家灯火》和汤晓丹的《天堂春梦》，它们都用一种感伤的叙事美学，表现了浮生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情爱悲欢。只不过前者没有后者那么强烈的现实批判意味；而《鱼年》的童话色彩则比较接近昆仑的《三毛流浪记》和文华的《哀乐中年》，它们都用一种童话般的乐观、单纯和讽刺，反衬并鞭笞了世道的畸形和不公。
应该说，两部影片都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海外华人（特别是那些有过底层生活经验的华人群落）不无苦涩的生活感悟，以及一种为这个群落所特有的身世漂零感。这种对人事的感伤对中国观众来说，实在是熟悉而又陌生。熟悉的是这类风格我们大多似曾相识，因为我们都曾有过共同的精神苦难；而陌生的是，这种浓郁的悲情仿佛与近年的中国电影阔别已久，因为这些年的中国影片早已为一种虚妄的逸乐所浸淫非浅了。
当然，这两部影片都算不上是那种眼光犀利，闪烁着思想批判锋芒的睿智之作，相反，它们都还未脱中国传统文艺的叙事套路。比如从性别批评的角度看，《鱼年》是一种典型的男性对女性的拯救模式，仿佛一个身世悲苦的女性，只要找到如意郎君，便能轻松摆脱现实的困境。这一点，就思想品位而言，甚至还比不上郑正秋，至多也不过是包天笑与张恨水的翻版。《我的家庭故事》对女性命运一叹三咏，并用一种早期女性主义的“仇男”观念，将女性苦难的根源，追溯到男性的无能和寡情上面。如果套用某些中国经典批评术语，那么《鱼年》难免有“虚妄浪漫主义”的痕迹，而《我的家庭故事》则体现了一种“消极现实主义”的悲观和绝望。这至少说明了一点：思想穿透力的缺失，并不仅仅是当下中国国产片仅有的滥觞，而是一种与海外华人电影同样面临的文化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这些影片具有某种海外的文化身份，但究其影片的文化实质，还是深深根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当中。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陈冲在《我的家庭故事》中的表演却可圈可点，应该算是她近来演的最好的一部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