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谢晋筹拍《天云山传奇》的时候，全国右派“摘帽”工作已经持续了两年，差不多就要接近尾声。1957年的反右运动，全国至少有50多万人被错划成右派。到1980年，97%的“老右”被摘掉了“帽子”，重新安排工作，回到了正常人的生活轨道。与此同时，自1978年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以来，对“文革”冤假错案的清理、鉴别、平反昭雪也逐渐进入高潮。中组部信访室里，从全国各地寄来的申诉材料早已堆积成山，北京之外，更有无数双喷火的眼睛，天天期盼、等待着来自中央的消息……《天云山传奇》的剧情，正是以此为历史背景，作者是安徽著名作家鲁彦周。一位文学前辈说过：“一个艺术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家，要用他手中的笔，对一些社会上的问题发言。”大概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才有了《天云山传奇》的问世。
上影厂位于徐家汇漕溪北路，而文学部却在永福路的一个大院里，两地相隔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导演中要数谢晋最不怕跑路，经常不辞劳苦，跑到永福路文学部去跟人“嘎珊瑚”，借机侦查探听最新的剧本动态。文学部的编辑被他纠缠不过，不客气地送给他一个外号“包打听”。听起来有点那个，可机会往往就是属于那些最勤奋、最不吝惜脚力的人。果然，这年谢晋就从编辑口中探听到了两部最有分量的剧本：一个是《燕归来》，另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天云山传奇》。巧的狠，两部片子都是写“老右”的题材。谢晋把它们拿回家，仔细一比较，最后选中了《天云山传奇》。理由似乎很简单：看了《燕归来》，他没掉一滴泪，可看《天云山传奇》却让他泣不成声。
被剧情感动的不止谢晋一个人，而几乎是所有看到过剧本的人，包括上影当时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老厂长徐桑楚。剧本没拍之前，就已经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说这样一个涉及反“右”和“文革”的题材，会不会在政治上太敏感？创作人员会不会因此而面临政治风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厂领导的意见出奇的一致，原因也很简单：能感动自己的作品，也一定能够感动观众。为了这个可能的感动，冒一点风险也值！
但要正式开拍，还是不免让人有点战战兢兢。谢晋吃不准的时候，就在私下里学习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掌握政策精神，或者找一些老干部来开个座谈会什么的。渐渐的，在他头脑里形成了一道回声：“像罗群这样的冤案，在中国永远不要再发生了……永远不要再发生了……不要再发生了……。”后来，这句话就成了谢晋坚持要拍这部影片的创作初衷。
按照谢晋的想法，鲁彦周把原剧本的结构做了一些调整。比如，剧情的展开不再按照时间顺序，而是用三个不同女性的第一人称分别展开叙事，尤其是用第一女主人公宋薇的内心独白贯穿全剧。这一点，大概是受当时风行一时的意识流的影响。剧情发展基本依据宋薇的心理过程，宋薇想到哪里，她的独白就在哪里响起。为此剧情中出现了大量声画分离的蒙太奇段落。尤其是，为了配合宋薇的内心动作，谢晋还借用了当时一种比较新颖的“闪念”式剪辑。其实，这就是闪回的一种，只不过，镜头持续的时间更短，往往一闪而过。60年代苏联解冻电影曾经大量运用这种手法，许多中国导演学会了，却始终没机会用，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才逐渐开始流行起来。
在国内，最早运用这种心理叙事结构的当属北影第四代黄健中的《小花》和上影第四代杨延晋的《苦恼人的笑》。作为比他们年长一辈的谢晋，对此也做出了迅速的跟进。所以，有些人说谢晋是中国传统戏剧电影的集大成者，却在创作上缺乏现代意识……假如这些论者再能仔细看看《天云山传奇》，不知他们是否还会坚持这种论调？
影片有四个命运身世各异的主人公。第一、第二自然是“老右夫妻”罗群和冯晴岚。但在今天看来，这两个人物过于理想化，身上少了一些世俗气和烟尘气，距离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体验比较遥远。而宋薇和吴遥两口子，则多少更能折射你我身边某些人的影子。宋薇这种人，即使在今天也比比皆是，她们性情软弱，习惯顺从，贪图工作与家庭的稳定、舒适，为此她们可以忘却一个人最基本的独立与自由的价值。宋薇从来没有爱过吴遥，可却习惯了与他一起的生活。她单纯而虚荣，往往挣扎徘徊在现实和梦幻当中，一方面对现实不满，一方面又没有追求人生理想的勇气。因为自己懦弱和寡断错失了幸福和爱情，在内疚、悔恨和痛苦中终其一生。
相比之下，吴遥更具典型意义。这是个小农意识极其浓厚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存在，中国才有了极左路线横行的社会基础。这一类人的处事原则，说穿了就是中国传统的封建家长制。对上唯唯诺诺，阿谀奉迎，对下正襟危坐、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从人格上说，他们其实就是鲁迅《祝福》里鲁四老爷的翻版。这类人往往活得最虚伪，一方面从骨子里看不起知识分子，口口声声要抓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但另一方面找老婆又专挑年轻、漂亮有文化的女大学生。文革结束以后，他们不能再随便整人了，便开始掉头回家整自己的老婆，封建官僚作不下去了，便专心对其子儿女作起封建家长……这种人什么时代都有，为人夫者，则妻之不幸，为人父者，则子之可悲，至于为官一任，恐怕只有遗祸社会了。
所以，谢晋借这个故事表现拨乱反正的社会现实，只是影片的一个浅表层面，而对于浸淫封建意识日久的民族性格的深层挖掘，恐怕才是《天云山传奇》真正的题中之意。果不其然，影片上映不久便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报刊开始连篇累牍刊登针对这部影片的争鸣文章，尤以对吴遥的争议最大，说法最多。有一篇文章甚至质问道：“像吴遥这种人，根本就不是人，影片把他说成是共产党的老干部，共产党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大概影片对吴遥的刻画，的确触及到了某些人的内心隐痛，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于是便在舆论上不惜施以棍棒和帽子。反过来，也有不少人站出来为谢晋说话，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篇文章，题为《也评<天云山传奇>》，出自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冶芳之手。如同谢晋的创作初衷一样，孙老也在文中发出了一声让人振聋发聩的呐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应该牢牢记住：今后我们再不能重犯把同志当敌人的错误了！”
不知道是由于孙老的德高望重，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昔日人声鼎沸的争鸣，至此忽然戛然而止。而此时的孙冶芳也即将走完自己漫漫的人生旅途。身在国外的谢晋，闻听孙老病危的消息，匆匆打电话给孙老家属，请求赶回国内到医院做最后的探视。1983年2月初，谢晋从马尼拉飞回严寒中的北京。而此时的孙冶芳，早已命若游丝，为了能见谢晋一面，他要求医生成倍加大输液剂量，以便在谢晋到来时保持头脑清醒。可是，当谢晋真的来到他的床头，握住他那瘦骨嶙峋的双手时，孙冶芳却只能吃力地眨动着眼睛，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