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谢晋接了两部片子，一部是《高山下的花环》，一部是《秋瑾》。《秋瑾》是老一代剧作家夏衍和于伶联手打造的一部人物传记片。可惜生不逢时，1979年到1981年，这种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太多了，而《秋瑾》迟至1983年方才问世，刚好碰上这种题材市场需求的疲软期，因此放映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不过，在其后的金鸡奖评选中，《秋瑾》仍然拿到一个最佳男配角奖（于是之）。
这当然不是谢晋的选题失误，因为当时哪个导演拍什么不拍什么，基本上还是制片厂的生产计划说了算，导演自己没有什么决定权。在这个方面，上影已经做的够好了。从1980年到1983年连续三年，上影拿金鸡百花就如探囊取物一般。尤其是1982年，上影电影创作达到历史顶峰，年初问世一部《牧马人》，岁末又来了一部《城南旧事》，将次年金鸡百花悉数囊括。人称这两部影片是1982年上影的“红烧头尾”之作。在百花颁奖典礼上，北影厂长汪洋一巴掌拍到上影厂长徐桑楚肩上，大声埋怨说：“你别把所有奖都拿完了，多少给我们也留点啊！”
谢晋无疑是当时最大的“得奖专业户”。1983年初，他正忙着在意大利举办个人电影回顾展。这一天，忽然接到厂里的一个电话：“上影拿到《高山下花环》的改编权了，厂里问你接不接？”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作者是部队作家李存葆。要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按照一般惯例，应该先给八一厂才对，怎么会让上影抢先拿到改编权呢？
80年代初，上影为了将强影片创作和生产，在厂里装备了实力异常强大的文学部。仅文学编辑就多达50余人。其中不少都是创作一线的著名剧作家，如《舞台姐妹》的编剧王林谷、《南昌起义》的编剧李洪辛、《小街》的编剧徐银华等等。为了尽可能在全国组织稿源，上影文学部将全国划成几个片区，有华北区，华南区，部队区，上海区，对每个区域的著名作家派专人定点联系。当时国内最有名的一批作家，如梁信、叶楠、白桦、马拉沁夫、黄宗江、李准、鲁彦周、沙叶新、严歌苓等，大多都被上影招之麾下，不间断地为上影供应剧本。
最红火的时候，上影文学部每年可以组织100来个剧本，其中50部具备可拍摄条件，再从这50部中挑选20部实际投产开拍。五比一的淘汰率，焉有不出好片之理。加上80年代推行规范行业管理，每部电影的制片周期严格限定在8个月上下，前期剧本修改酝酿周期可长达一年。有足够的时间对剧本进行精心打磨。哪像现在，没了规矩，两三个月出一个剧本，一部戏三个礼拜就能拍完。急得跟火烧屁股似的，怎么能出好片子？
还是回到《高山下的花环》。小说红了以后，先是被改成同名话剧（据说当时全国一共有22个演出团体在同时排演这一出戏）和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后轰动一时。八一厂一度也曾考虑把它改成电影，但审了几次，都没通过。争议的焦点是，这部小说写了社会和军队内部的不正之风，写了老区群众的贫困生活，拍出来会不会给共产党抹黑？正当八一厂犹豫之际，上影的编辑一脚插了进来。李存葆开始不大愿意。上影让人传话给他：“只要你肯把改编权交给上影，我们就请最好的导演来拍。”李存葆还是犹豫不决，上影的话再次传来：“如果导演请谢晋！你给不给？”
对了，就是谢晋，这个名字就是成功的保证，就是荣誉的保证，就是上影跟别人争夺剧本无往而不胜的最有力的王牌！听到这个名字，李存葆无话可说，心悦诚服地将小说改编权交给了上影。为了这个本子，谢晋也打破一年接拍一部电影的惯例，请来老搭档李准，准备再次联手打造一部让整个中国影坛为之震撼的传世之作。有人不免有所怀疑说：前面的电视剧改编已经非常轰动了，再拍电影，还会有人看吗？谢晋一听这话就火冒三丈，砰砰砰地拍着胸膛发誓：《花环》搞不出名堂，我谢晋今生永不再拍电影！
话虽这么说，可有电视剧和话剧在先，电影哪会没有一点压力？谢晋让李准到云南前线去搞调研，看看那里的指战员到底对什么内容最感兴趣。调查的结果，焦点有两个，一是梁三喜的欠账单，二是爱发牢骚的靳开来。前线的战士对李准说：“就这最真实，你们千万别把它的棱角磨平了”这话让谢晋心里有了底，以后影片的重点就是它了。
关于欠账单，谢晋向主创人员提出要求，要把这件小道具拍出历史感。有人不解，问他什么叫历史感。谢晋回答道：“历史感就是再过20年，假如还有农村兵揣着一大把欠账单来打仗，那中国就没希望了！”又有人问，靳开来这种人，成天发牢骚，还犯纪律，观众会喜欢他吗？谢晋回答说：“猪八戒整天又懒又贪，还经常挑拨离间，可你见过有谁会讨厌他？”
然后是如何表现战争的问题。谢晋说这不是一部战争片，不能光拍战争场面。可好歹剧本是取材自卫反击战，一点打仗场面都没有恐怕也说不过去。要拍打仗？谁给钱？谢晋可不怕这个，上影在这方面有着关荣的传统。当年《南征北战》是不是战争片，可全片的制作费用只有区区十几万。之所以能留下这么一部规模宏大的战争片经典，全赖来自军队的支持。当时南京军区为了配合拍摄《南征北战》，特意安排了一次军事演习，调动大批部队，参加战斗场面的拍摄，自然，爆破、枪械、坦克、乃至飞机，全都算在军演的费用中。
这次谢晋准备如法炮制，他给时任云南前线总指挥杨得志将军写了一份报告，经请示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批准，由前线部队为影片提供所需军械、场地和调动部队协助拍摄。别看中国穷，可战争片拍的不比别人差。要不怎么老说社会主义有优越性，这优越性体现在哪？还不就是在不花钱也能办成事？在别国，要没钱，你调辆坦克出来试试。
可在影片中，谢晋的确又没怎么正面去写战场。而是透过战争这一血与火的考验，去写人的灵魂，去写历史留给我们今人的悲哀，去写死亡、写牢骚、写贫困、写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去写利己主义、贪生怕死与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生死搏斗。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看，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为和平年代的中国人反思自身的战争观念，反思战争电影的美学内涵，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契机。
当代战争片如何才能走出传统的模式和陈套，凸显历史和美学的双重品格，让人们从中看到战争与社会、与百姓民生、情感的关联，从战争行为和人们的灵魂律动中看到社会的现实矛盾和复杂的人性，这些才是谢晋通过《高山下的花环》所真正想要表达的内涵。
影片公映后，谢晋看到听到的是眼泪、鲜花和处处雷鸣般的掌声。有一天，谢晋收到一份奇特的邮件，打开一看，原来是云南前线一位战斗英模，把自己浴血奋战得来的一枚军功章，作为礼物赠送给了谢晋。谢晋如获至宝，把这枚军功章，珍藏在自己书柜里的一处最显眼的位置。看着这件特殊的礼品，谢晋欣慰地说：“看来，我下半辈子还可以再拍几部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