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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镇》的巨大成功，毫无疑问将谢晋的电影生涯推上了一座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峰。它不仅标志着谢晋个人创作的最高水准，同时也为中国传统电影重新确立了新的标高。这一年，谢晋63岁。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这似乎正是一个年富力强，风格稳健，思想深邃，创造力旺盛的黄金年代。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谢晋刚刚步入自己人生与事业高峰期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关于“谢晋模式”的全国性论战却猛然降临到他的面前。1986年7月18日，《文汇报》发表了青年批评家朱大可的文章《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文章以一种毫不客气的笔法，将谢晋电影归为一种“与现代意识毫无干系的”“电影儒学”。朱大可指出：谢晋电影恪守“好人蒙难”、“价值发现”、“道德感化”直到“善必胜恶”的叙事法则，具有一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同中世纪的宗教传播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是对目前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主体独立意识、现代反思性人格和科学理性主义的一次含蓄否定……”。
朱大可的文章，像在沉静的湖水中投入了一枚重磅炸弹，立刻在全国范围内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艺术界、电影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场关于“谢晋模式”的大讨论，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这场讨论，持续长达3年。而就在这3年当中，谢晋导演一部片子也没拍，在创作上完全处于沉寂状态。直到3年之后的1989年，他才为世人呈现出一部在内容、形式上迥异于自己以往风格的影片《最后的贵族》。
1989年是一个多事之秋，政治气候上的阴晴不定，加上声势浩大的“谢晋模式”讨论，以及谢晋本人的沉默和蛰伏，使得人们有理由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彼此对应的因果关联。尽管谢晋本人一再坚决否认自己创作上存在某种既定的“模式”，但联系到80年代后半段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无论如何可以说，以谢晋电影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电影，在理论上正在遭受一场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质疑和挑战。
今天再来看这场争论，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朱大可的批评的确体现了一种80年代精英文化学者所特有的犀利和洞见，它试图揭示以谢晋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电影与主流政治之间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勾连关系。而谢晋电影的叙事特征，尤其擅长以道德伦理和善恶因果等民间意识形态来替换、改写现实层面的政治权力纷争，并以道德、伦理、女性的神圣化和对受难男性的情感抚慰来化解政治制度、体制结构的现实缺陷。在朱大可看来，这种叙事形式对于渴望现代意识启蒙的中国民众来说，具有巨大的意识形态蒙蔽性、欺骗性，并且，愈是在煽情、叙事等叙事技巧方面趋于完美，它的蒙蔽性、欺骗性愈大。简单点说吧，就是把拿“好人”、“坏人”，或者“好人好报”，“坏人恶报”等简单的图解模式来描述、概括、阐释因政治、战争、历史等外部因素给人所造成的磨难和困境。
如果说这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模式”的话，那么，从中国古代的《窦娥冤》、《白蛇传》到好莱坞的西部片、希区柯克、卓别林，哪一个又不属于这个模式呢？民俗学家普洛普一生专事对俄罗斯民间传说的研究，从成千上万的民间故事中提炼出了31种讲述结构，为现代叙事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凭据的实证基础。普洛普的研究表明，一般民间故事在叙事上采用“模式化”或者“类型化”的陈述方法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因为普通百姓需要一种明白晓畅、简单易懂的叙事形式来为他们眼前复杂难缠的现实提供一种让人一望而知的概括与阐释。正像中国抗战片所恪守的“中国人/好人”，“日本人/坏人”的思维定势一样，它总是以一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模式来简化乃至掩盖中日两个民族，以及两个民族的个体生命之间复杂而多变的双向关系。这也正像美国西部片中的好人、坏人分别对应着白人男性牛仔和印第安男性匪徒一样，人们只关心好人、坏人之间的恩怨情仇，似乎从来看不到背后掩藏的白人移民与有色原住民之间的种族冲突和文明较量。
要说意识形态的蒙蔽性，上面这些影片似乎无一能够幸免，假如这也被看作是对现代人的“主体意识、反思性人格和科学理性主义的一次含蓄否定”的话，那么，包括谢晋电影在内的中外电影史上绝大多数作品，大概都可被被划入这个“否定”的范围。当时，与朱大可观点彼此呼应的还有另一种说法，声称“谢晋时代应该终结”。假如真如这位论者所言，那么需要终结的恐怕也不仅仅是谢晋电影这个独特的个案，而是有史以来作为大众文艺的整个电影历史了。
从谢晋电影的社会效果层面看，在20世纪后半叶，谢晋电影始终是最受大众关注和欢迎的电影作品，谢晋电影的观众人数，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是以多少多少亿人次来作为最小的计量单位。受到大众如此广泛欢迎的影片，如果真的如朱大可所说，是所谓对现代主体意识、现代反思性人格的否定的话，那么这种否定，究竟是来自谢晋电影，还是来自大众自身？如果谢晋电影真的是对“现代主体意识”、“现代反思性人格”，以及“科学理性主义”构成否定的话，那么这些“意识”、“人格”、“理性”岂不成了与喜爱谢晋电影的大众相对立的东西？
许多年以来，朱大可一直是博主最为喜爱，最为钦佩，最具思想穿透力的文化批评家之一。但在谢晋模式的问题上，笔者很难全盘接受他的观点。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那场由朱大可发起的关于谢晋模式的讨论，如果单纯从思想史的角度上看，虽不乏启蒙的姿态和气势，对于中国百姓的思想解放也不无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但它却唯独忽视了电影叙事与表达的文化独特性。如果不考虑电影的这种独特性，一味用知识精英的思想价值标准要求电影等大众话语，那么，它就无异于取消电影作为一种独特文艺形式的自主逻辑。
大众固然需要理性，需要独立意志，需要反思和批判，也需要现代意识的启蒙，但他们更需要情感的宣泄和抚慰，需要对美好人性的期待和想象，需要道德的宽恕和编织关于真善美的神话。没有这些大众价值作为中介，任何思想启蒙都无法真正融入他们的世俗生活。尤其当人们刚刚从一场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浩劫中站直身躯的时候，这时，他们最需要思想，思想也最需要大众。而谢晋，恰恰是将时代的精英思想传达给大众的最有力的传播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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